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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评判根据”为何“必须以按照确定概念的理性理念为基础”？而“这理念先天地规定着对象的内在可能性建立于其上的那个目的”又是指什么？这一命题可以这样来理解：譬如，我们说这是一把“椅子”而不将“桌子”说成“椅子”，是根据“椅子”这个概念的“内在可能性建立于其上”的“先天规定”为根据的。同理，我们在运用“史体”（史著体裁）这个“概念”时，也必须有一个其之所以为“此”史体而非“它”史体之“理想”为评判的根据。例如，“史体”既然已有诸如“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这样一些“确定概念”的规定性，则评判的“理想”就必须按照以上诸史体已经“先天地规定”了它们的“内在可能性建立于其上的那个目的”，此处的“那个目的”，就是指史体之“法度”。史体的“法度”是其“内在可能性建立于其上”的“先天规定”，康德的理据何在？他指出，任何美的艺术，其中都“有某种能够按照规则来把握和遵从的机械性的东西，因而有某种合乎规矩的东西来构成艺术的本质条件。为了把一个目的安排进作品之中，就要求有一定的、不允许人们从中摆脱出来的规则”[9]（P154）。又说：“在一切自由的艺术中却都要求有某种强制性的东西，或如人们所说，要求有某种机械作用，没有它，在艺术中必须是自由的并且惟一地给作品以生命的那个精神就会根本不具形体并完全枯萎。”[9]（P147）在这里，康德所谓“机械性的”、“合乎规矩的东西”、“某种强制性的东西”，都是指一切艺术作品所必须讲求的“形式”。康德之论，适有中土之贤哲可以为其奥援。刘熙载《艺概》云：“叙事要有法，然无识法亦虚；论事要有识，然无法则识亦晦。”[18]（P44）“法”即指撰文的种种“技术性规定”，“识”则指精神。若文家、史家无一己独特之“识”是谓“无精神”；“精神”即康德所谓的“自由”，也可以说是史家的“意蕴”即“史义”。只有“自由”才能“惟一地给作品以生命”。所以说“法”为“识”服务。失却精神，“法”就“虚”，就无存在之必要。然而，“法”和“规则”又必不可少，毕竟须遵循而不可逾越，不如此，文家、史家的“识见”便无从显现。正如诗讲求字数、格律、韵脚，若不遵循就是胡来，违背了“诗”这个“概念”的“内在可能性”，它也就不配称之为“诗”。因此，倘若无“法”无“规则”，即没有“强制性”规定的“形式”，不仅在艺术中，同样也在史学中“必须是自由的”并且“惟一地给作品以生命的那个精神”--史家的“意蕴”、“史义”将成为“孤魂野鬼”，无“处”“安顿”，此即康德所谓的“不具形体并完全枯萎”。这里，“美学”形式的规定性正可用来圭臬史学体裁。刘知幾《史通》论《左传》：“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即“编年体”史著之“法度”。其论《史记》：“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即“纪传体”史著之“法度”。
    郑樵《通志总序》谓：“……司马氏父子出焉。司马氏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郑樵“五体”说之“本纪”、“世家”、“表”、“书”、“传”在“纪传体”中的作用比刘知幾之说更加显豁明了。百代而下史官不易之“法”，即史著必须遵循之“某种强制性的东西”，也就是史体“强制”之规定性。
    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十七《文辨》：“或问：‘文章有体乎？’曰：‘无。’又问：‘无体乎？’曰：‘有。’‘然则果何如？’曰：‘定体则无，大体则有。’”⑦文之“有体”，是谓文有“规则”，故不能无视“文体”之约束；然文为心声，自由无所羁绊。若拘执于文体，适如自投牢笼，故又谓文之“无体”。综而言之，是谓“定体则无，大体则有”。
    三、结语
    《新史学》这一篇漏洞百出的文字在彻底摧毁传统史学的同时，引导历史学走的并不是一条“正路”，以至于造成了历史学特别是通史性、断代史史著“空洞化”以及漠视“人”和“人性”的大弊端。黑格尔论“艺术”曾指出，只有“成为认识和表现神圣性，人类的最深刻的旨趣以及心灵的最深广的真理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时，艺术才算尽到了它的最高职责”[15]（P10）。关注“人”这一“艺术”和“美”的宗旨，同样应当成为历史学的核心理念。如果史家缺乏对人之所以为人的深层次追问与求索，离开了对“人”和“人性”的把握，何谈对于人类的幸福和苦难的大悲悯、“终极关怀”？没有这样的“意蕴”，史著是干瘪空洞而缺乏生命力和灵魂的。看现今所谓的“历史”，只剩下一具具无声无色的“空壳”，不少史著中早已不见鲜活的“人”。康德说：“每种具有英勇性质的激情都是在审美上是崇高的。例如愤怒，甚至绝望。”[9]（P113）美学特别重视那些“能够指向高贵的意向”，滋润心田，不“使人心变得干枯”[9]（P113）的内容。这一切原本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均有生动而大量地表现，却被“史界革命”一扫而光，彻底抛弃。关注“人”和“人性”，从人性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的跌宕起伏，让一个个历史的亡灵在史家笔下重新挺立起来，像“人”那样鲜活地站在世人面前，使人们透过历史理解“人”并领悟“整个人类曾经的存在”，这是历史学义不容辞的天职。忽视乃至于漠视人性，百余年间“新史学”造成的这一严重弊端，正肇始于严复式的“线性进化论”，肇始于梁启超因受“线性进化论”的影响而倡导的“史界革命”。故当今史学应当重新回归传统史学之长，并亟可试将“美学”引入历史学，用“历史美学”的理念克服和力纠“线性进化论”之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