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血脉相通
1927年7月国民革命运动的失败，是国际共运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民国历史的拐点，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来说，同样如此。
革命失败带来一个思想成果，就是迫使人们追问：到底应当怎样认识中国社会？共产主义运动到底在中国适合不适合？这样，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等问题，不但没有因大革命失败而消歇，反而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摆在人们面前。思考的工具，依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当时中国进步知识界所采用的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形成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⑥共产国际不仅“教”中国人怎样革命，而且“教”中国人怎样思想。前者立足于实践，后者立足于理论。理论指导实践，实践践行理论。国民革命中，中国人树立了从社会性质说明社会革命的思维路径。大革命的失败倒逼人们追问，为什么依据社会性质而发动的革命会失败？这就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具有天然的血缘关系。
遵循同样的思想方法，得出的结论未必一致。思维一旦与实际材料相结合，必然在结论上表现出丰富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它的幼年时期，就肩负起了回答中国社会性质这一重大命题的历史任务，而指导它回答这一问题的老师们，意见也不一致。
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列宁原有论述。列宁认为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国家，但封建宗法关系占很大优势。在列宁这一基本论断指导下，1924年至1927年的国民革命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但国民革命的失败表明，“中国社会性质”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列宁论断的基础上继续开掘。因此，在莫斯科，由对中国时局走向的判断分歧，扩大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定性分歧。
当时，在莫斯科形成两大观点。这两大观点，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也是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逻辑内在理路的重要线索。
一派观点以托洛茨基、拉狄克为代表。认为中国虽然既有“半殖民地”性，又有“半封建”性，却是资本主义关系压倒一切。在资本主义关系主导下，革命的基本任务除反帝反封建外，还包括反资产阶级。因此，应在反帝反封建的过程中进行阶级斗争，推翻国民党，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托派的口号是反帝、反封建、反资产阶级。这套观点经中国托派分子们发挥，得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结论。⑦
另一派观点以布哈林、斯大林为代表。认为中国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性，但封建势力占绝对优势，基本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阶级联盟。所以，国共两党共同反帝的民族斗争是第一位的。由于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军阀）密切关联，故反帝的同时要反封建。中国革命属于民主革命范畴，不存在反资产阶级的问题。
上述两大观点，概括地说，前者属于“不断革命论”，后者属于“革命阶段论”。
这种争论，显然都深化了对中国国情的认识。⑧不了解这场交锋的来龙去脉，无法通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话语逻辑。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过程，要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角。事实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一些命题，其来源或直接或间接地与批判托洛茨基派观点相关，也与共产国际及苏联学者的相关争论相关。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年。
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紧紧相连
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有两个需要补充的环节：莫斯科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进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理论方面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实践方面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既与克服教条主义相关，也与批判托洛茨基派的左倾激进主义相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集中于理论领域。具体体现，是在中国社会性质这一根本问题上，击败托派，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完整理论。
新中国成立前，批判托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重要内容。
中共五大之前，不存在托派。大革命的失败，将陈独秀等人推向托洛茨基派，也促进中共对社会性质问题的系统思考。中共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形成强烈的组织自觉，乃始于六大。最直接的动因，就是莫斯科的理论大交锋。
就社会性质而言，正如周恩来所说，它在六大时还“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什么叫革命性质？革命性质是以什么来决定的？这些在当时都是问题。”⑨1928年6月至7月中共六大通过的十几项决议案，其中关于社会性质的论述虽在《政治决议案》中有涉及，集中表述却在《土地问题决议案》中。六大决议继续肯定中国是半殖民地，同时指出“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观点在中共文件上的正式确立。
“新思潮派”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与成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理论的自觉实践者，其工作既是理论阐述，也是学术研究，同时又是当时肃清托派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
新思潮派主要的论战对象，正是中国托派，其次是以国民党改组派为背景的一些国民党学者（又称“新生命派”）。针对托派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关系主导、封建势力只是残余的观点，以及“新生命派”认为中国是混合型特殊社会、只有国民党才能担任此种社会政治领导的观点，新思潮派着重论证了中国的半殖民地与半封建性质。
至少毛泽东在1923年7月发表的《北京政变与商人》中，就已经确认中国是半殖民地。⑩1926年9月，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又提到中国是半殖民地，同时认为革命的最大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11）这表明，毛泽东原有自己的认识轨迹。1935年到延安后，毛泽东开始系统进行理论建构，逐渐形成毛泽东思想。其中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思想，至少在1938年3月即已成熟。这年3月20日，毛泽东对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三大队毕业学员作过一个简短演讲，专门论述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意义和价值，是他这方面思想已经成熟的标志。（12）毛泽东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视为“规律”“总的最本质的规律”“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足见他把这一问题看得多么重要。毛泽东这一定性，是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理论构造的重要构件。其后，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都不惜笔墨地论述了这一理论。
“近代社会性质”是“古代社会性质”研究的起点--先有对前者的研究，后有对后者的研究；先有社会性质论战，后有社会史论战。梳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这一话语的形成史，可以看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具有密切关联。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是以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总的最本质的规律”为基础和前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参与了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论证与构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做的重要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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