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侧面来说，历史感也体现为均衡感和分寸感。列宁说过，“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⑤这在史学研究中是最常见不过的现象。在特定的研究领域，经常存在着相互矛盾或相互差异、但都满足可作为史料利用的历史学规则而无法依据史学“家法”将其简单排除的史料。要在这样的史料中作出选择和鉴别，在多大程度上将某一史料所涉及的具体情形视为更为普遍的现象的反映抑或只是少数特例，如何在众多史料中利用其中一部分勾勒出一幅历史图景，这既是历史学家施展其才、学、识的场所，也是引发史学争议的聚讼之地。⑥史学史上有关特定历史解说的争议，当然可能涉及具体史料的真伪和可信度，在更多时候、同时也使得争议难以达成一致的，却往往是这样的问题：何种史料才更具超出其特定语境下的更为普遍的“意义”？此种“普遍”性的边界和限制何在？哪些史料才更有资格进入史家关于这一论题的历史图景，哪些史料是绝对不可以排除在这样的图景之外的？历史学固然要求真，“无征不信”的原则是历史学作为一门经验科学所永远不能舍弃的立身之本，然而，完全由符合史学家法的史料建构成的历史图景，却完全可能被绝大多数人认为是不能接受的扭曲的历史画面。换言之，在历史研究中，给出一幅让人认为可接受的（acceptable）、说得通的（plausible）或者“对（right）”的图景，远非只是该图景中所包含的史料都无可挑剔地为“真（true）”就能做到的。只因为这一点，历史学就无法被简单地归之于史料学。社会科学理论与历史学的融合，当然可以帮助历史学家更好地把握特定史料的意义，并将其放置到历史图景中的某一具体位置。但即便是在高度社会科学化的史学样式中，更毋庸说在传统的和后现代语境下的叙事史学中，史家在选取和利用史料构筑历史图景时的均衡感和分寸感，对于具体史料能够表征的“意义”的高度敏感，这样一些难以归入寻常“逻辑理性”而常被人们称之为“匠心”或“史才”和“史识”的因素，正是古今中外的史学大师身上最为人称道和折服之处。
历史学的碎片化，在当下经常是最为人诟病的后现代条件下的史学病灶。一方面，史学研究更加关注日常生活、边缘群体、文化表征等等，史学领域的进展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史学家“对于越来越小的事情知道得越来越多”；但另一方面，近年来全球史等领域的勃兴和长足发展，也表明历史学对于宏观视野和综合的需要和努力并未歇止。曾经有人感慨，马丁·盖尔（娜塔莉·戴维斯的微观史名作《马丁·盖尔归来》的主人公）变得比马丁·路德更加知名，当下的历史研究必定是出了问题。[10]其实，当下史学发展所遇到的困境，更其在于“自下而上的历史不会补充自上而下的历史，而是会使任何综合的努力破碎”，⑦两个层面的史学进展趋势似乎还不能呈现出有效整合的前景。但是，具体的历史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并不完全取决于其研究对象的大小和重要与否（且不论大小和重要性总是相对于人们所要观照的特定的历史脉络而言的，就仿佛对于特定个体的生活而言，平常至极的家人比之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远为重要）。藉藉无名的小人物、过往不为人知的发生在僻远之地的小事件，也可能折射出特定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世界，让我们从“一滴水中看出整个世界”。伊格尔斯曾评论道：“……微观历史学家们尽管是专注于地区史，却从未丧失过更广阔的历史与政治语境的眼光”，⑧可算是持平之论。实际上，在传统史学研究中，从来不乏于微观研究中展现宏观视野，由小问题着手，而得出更具宏观和普遍意义的史学研究的案例。不管史学样式如何变化，见“微”而能知“著”，由“小”而能见“大”，当是史家历史感中始终不可或缺的成份。
如果说，史学理论的任务是阐明体现在历史学家历史认识中的历史理性的话，从理论上来深化对于历史感的认识，就是史学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作为史学理论主要范式的分析学派，是以探讨历史解释的特性为其核心论题的。安克斯密特照常规的看法，将分析学派的基本理论倾向区分为主要的两个路数。概括率的模式（covering law model）肇始于亨佩尔的名文《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11]这一路数认为，任何成功的历史解释，都是将特定的历史现象纳入某种一般性规律中才得以实现。安克斯密特所说的另一路数即逻辑关联论证（logical connection argument）模式，则源于柯林伍德所强调的，只有对历史当事人的内在思想有了充分的把握，才能对历史现象达到深入的理解，而此种把握端赖于历史学家对研究对象内在精神世界的成功“重演”。在安克斯密特看来，无论是前一种路数所表现出来的对于普遍规律的倚重，还是后一种路数所假定的历史学家对于历史对象精神世界的复原能力，都“表现出来了历史感的缺失”，它们“似乎公然地或者暗中接受了休谟的名言‘在所有民族和时代，人们的行动中有着巨大的一致性，人性在其原则和运作中保持不变’。此种对于历史变迁的迟钝，在概括律模型中表现为它所应用的概括律的宽泛性，而在分析的解释学中，则是必须预设历史学家的思想与历史学家所研究的历史行动者的思想和行动之间的相似性。”[12]
用我们前面的说法，安克斯密特对分析学派史学理论的批评，似可概括为对其“有见于同，无见于异”的指责。在上世纪70年代之后，取代了分析学派而成为史学理论主要范式的叙事主义史学理论，不再聚焦于历史解释的模式这样的认识论问题，⑨而是以作为历史学家工作起点和最终产品的历史文本作为关注对象，开启了历史哲学或史学理论领域的“语言学转向”。这一转向汲取了来自语言哲学、文学理论等其他领域的学术资源，以历史文本整体作为自身考察的对象，在引发各种争议、反感和批评的同时，也因其开辟了崭新的理论视角而取得了实质性的学术成就，改变了人们对于历史学家工作性质和历史学学科特性的若干传统认识。譬如在这一理论范式之下，人们认识到，历史学因其承载工具是“日常有教养的语言”，从而具有不透明的特性，无法毫无扭曲和不加损益地将“过去的真实面目”传达给读者，而总是渗透了史料制作者和史料阐释者的价值倾向、审美偏好、政治立场等各种“主观”因素；历史文本的整体的特性，不是构成它的对于历史事实的单个陈述的简单总和，所有陈述都为真的某个历史文本，完全可能被人们普遍视为无法接受的扭曲了的历史图景；如此等等。然而，在对其理论创获给予充分的肯定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对历史文本的关注或者将历史学文本化的这样一种思路，不可能将历史理性和历史感放在理论反思的显著位置，而只会将其排除在自身的议程之外，从而，其“历史感的缺失”，比之分析学派只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强调的是，历史文本给我们提供了观察过去的某种视角，历史学家的语言成为我们与历史实在之间的中介。将历史学文本化，成为这一理论范式最根本的特征。[13]德里达的“文本之外，别无他物”的命题，在叙事主义史学理论这里，虽则不能像它常常遭人误解的那样，被归结为否认过往历史过程的实在性，但历史学家无从突破语言的藩篱而直接触及到过去本身，却是其确切无疑的内涵。史学理论的这一“语言学转向”，也因为语言本身的局限，而带来这一史学理论范式自身所无法克服的缺陷。语言帮助我们把握世界，然而，一方面，语言总是难以完满传达意义；另一方面，历史文本因其作为“文字制品”而具有的特点，使得它必定是海登·怀特所爱说的“对于过去的驯化（domestication of the past）”，正如任何即便是现实主义的艺术形式，都必定在凸显了实在的某些面相的同时又遮盖了另一些一样。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曾经继海登·怀特之后引领了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发展新阶段的安克斯密特本人，又率先提出了“历史经验（historical experience）”的范畴，试图以此超越叙事主义的理论视野而开辟史学理论的新路向。无论是安克斯密特等人的“经验”，还是史学理论领域的新锐人物鲁尼亚（Eelco Runia）的“在场（presence）”，其理论旨趣都在于，试图从理论上把握历史学家所可能达到的对于本真的过去的切身体验。历史学家是如何通过长期浸淫于史料之中，聆听到如赫伊津伽所说的“过去的呼唤（the past's call）”，感受到“如其所是”的过去，成了这种史学理论新趋向的核心问题。如果说，历史感的一个重要内涵，就在于史家能够在意识到自身时代与另一时代的差异的同时，真切地体验和感知到过去，那么，此种理论转向就可以说是将历史感置于了史学理论的中心位置。
史学理论应当关注史学实践，以反思史学实践作为自身的主要任务。它既应该关注比如历史解释的模式、历史文本的特性等相对比较容易在概念化层次上加以理论阐明的问题，也应该关注更具有个体体验层面的内涵因而相对难以概念化、理论化的论题。正如美学理论要从理论上解释审美经验和审美感受的多样性，宗教学和心理学要从理论上来解释不乏神秘意味的宗教经验一样，史学理论也需要在研究历史学家职业活动中更多逻辑理性意味的成份之外，致力于阐明历史理性中那些更为复杂、仿佛奥妙无穷而又独具个性色彩的要素。安克斯密特等人的努力至今并未得到太多认可，因为在不少人看来，他笔下那过于私密而仿佛带有神秘意味的“历史经验”，难以在理论交流的层面上得以向前拓展。然而，理论思考总是要致力于将从来认为难以概念化的东西以别出心裁的方式加以概念化，尽管这样的概念化永远无法穷尽它所要探讨的对象的奥妙之处。就此而论，更密切地考察史学实践中历史学家历史理性和历史感的丰富而多样的体现，就是史学理论对其达到更为深入的理论认识的前提。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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