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15ZDB131)；中国社会科学院“长城学者资助计划”项目“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新研究”。
作者简介：叶坦，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长城学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校兼职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学术史、中国经济史学理论。
1896年，大清光绪二十二年，离现在已经整整120年了。翻开历史记载可以看到，这一年希腊雅典举行世界首届奥运会、德国法兰克福市立医院进行了世界上最早的心脏外科手术，而德国人伦琴(Wilhelm K.Rntgen)发现了X射线一事于这年初正式公诸于世，美国人亨利·福特(Henry Ford)制造出了第一辆汽车——福特一号，称为“四轮车”(Quadricycle)等等。而这年发生在中国的有影响的事，如盛宣怀创办南洋公学、严复译出其系列译著的第一部——《天演论》、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办当时首次由国人主办的刊物《时务报》、上海徐园的茶楼“又一村”放映“西洋影戏”，这是在中国第一次放映电影。如此等等，可以说虽然算不上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却是许许多多的“第一次”，颇值注重。
诚然，对于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来说，1896年并没有山呼海啸、天崩地裂的大事件发生；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很难以这一年作为某段历史的分界线或者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因为历史总是以重大政治事件为主要标识的，故而这一年也并未得到中外史学家应有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
然而，恰是上述这些“第一次”汇聚成为开启新的历史阶段之滥觞，成为中国社会转型尤其是经济学术从传统形态迈向现代历程的新起点。众所周知，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学术的转型是社会变迁的能动反映。换言之，1896年是中国经济学术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中国经济史学具有传统与现代两种形态，前者植根于华夏悠久的传统经济文化沃土而源远流长，后者则伴随近代化大潮的“西学东渐”而逐步转型发展。1896年可以视为这两种形态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其突出标志就是围绕陈炽的《续富国策》等引发的经济学术公案。
一、中国传统的“经世济民”之学源远流长
1896年的中国出现经济学术公案?这大概对于绝大多数国人包括经济学家的知识体系都构成震撼。略有中国经济史学常识者，估计能够举出严复翻译《原富》为中国“引入”西方经济学之开端，但不容否认那是20世纪以后的事了。或许还有人知道大清的京师同文馆曾经开设经济学课程“富国策”，并出版相关的中译教材，不过那也只是传授和译介西方经济学，距离国人自撰的经济学著述还相差很远。
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原命题”值得质疑——难道谈中国经济学肇端就只是探讨或考证西方经济学何时传入?难道有着悠久历史、创造出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且曾领先于世界的中国，其学术中却没有“经济”，其经济学完全是“舶来品”?就算中国的经济学是近代以后“舶来”的，却不可能前不着边、后不接地存活，总得“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即“移植”也离不开这块栽植的土壤。注重西学引进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本国学术发展之“内生因素”，否则“从天而降”的西学也难免“橘逾淮为枳”。如今经济学强调“路径依赖”，“突生”或“断裂”不能够诠释经济学术发展的事实，这就需要依循中国经济史学尤其是学术史的轨迹去寻找答案。
毋庸置疑，在远早于西方若干个世纪的中国，就有发达得多、丰富得多的经济事象、经济实践与经济制度存在，蕴含着丰富的相关经验和有别于西方且领先于别国的经济学说与理论，包括儒家代表人物大多有丰富的经济思想和学说[1]，中国几千年的学术史辞典里面岂能没有“经济”?①中国历史上不但有沿用千载的若干经济语词、概念、范畴，而且世界经济学说史上的许多新发现也是中国人的贡献，譬如世界货币理论史上的“货币流通速度”、“格雷欣法则”等实际都是宋人的最先发现。[2]直到清代，徽州人王茂荫有关货币问题的见解独到，其在《条议钞法折》中阐述了十分珍贵的行钞原则——“先求无累于民，而后求有益于国”，[3]他成为马克思《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笔者曾经从中国古代货币理论的特殊贡献与徽州经济文化的世界走向角度，对此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4]中国人的相关贡献不胜枚举，这是我们宝贵的财富，也是无法割裂的学术流脉，一部中国经济思想史足以为证，无需赘述。
中国经济史学新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发展到经济学术史新阶段，这不仅要从本学科的“内史”(internal history)研究拓展到“外史”(external history)研究层面，还必须深入到中国经济学术发展的史实考察与学理内涵研究的新领域。笔者首倡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十几年来，通过对汗牛充栋的相关文献进行深入发掘、梳理与分析、研究，逐步完成并陆续刊出了一些研究成果，在海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②
经过长年的发掘、梳理与科研探索，能够肯定中国经济学术史中传统的“经世济民”之学源远流长，其发展不仅是中国经济学术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重要“内生因素”，而且是建构中国特色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充足素材与重要基础。[5]概括地说，中国传统的“经世济民”之学虽然不同于现代意义的“学科”，但也形成了较为系统且相对稳定的学术架构。其主要构件包括：
1.“经世济民”之学的学术性称谓——从“实学”到“经济之学”。古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经世济民”之学自宋代以降即有其相对稳定的学术性称谓即“经济之学”，而且内涵明晰、运用广泛，凸显传统学术中的“经世致用”特色。
2.“经世济民”之学的文献学基础——从“食货志”到“经世文编”。自汉代以来即形成“经世济民”之学的文献学基础，以基本固定的记述体例分门别类地记载经济事物、典章制度与思想主张，从历代“正史”中的“食货志”、政书“十通”中经济类典志，直到洋洋大观的历朝“经世文编”中经济类文献的系统性编纂与发展。诚然，传统时代的“经济”从属于政治，寓有“经邦治国”、“经国济世”等涵义。其实西方也很类似，直到1890年才有独立的“经济学”，岂能苛求古代中国就有现代经济学存在?
3.“经世济民”之学的分析性论作——从“富国策”到“钞币论”。历朝历代具有鲜明的针对性或具体要求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分析性经济著述——从单篇奏议、时论到系统性论著浩如烟海，勾勒出历代朝臣、思想家针对当时的各种经济问题，分析产生的原因和提出解决的办法等多种主张、论点、学说和理论，汇聚成为中国“经世济民”之学的厚重文献积淀与发展演进流脉。
4.“经世济民”之学的学理性范畴——从“货殖”、“经济”到“本末”、“义利”。范畴是学理的核心，传统的“经世济民”之学有其较为规范的学理性范畴，重点考察解析颇具“中国特色”的这些经济范畴，及其数千年的应用实例与演进流变，诠释其学理功能、行业结构和分配伦理等内涵演化与时代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学术现代转型不可忽视的“内因”，可见中国经济学并不是简单地“舶来”就能够“生根”与发展。
5.“经世济民”之学的制度性实践——从“取经济之才”到“经济特科”。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的“经世济民”之学不仅有其“名”，还有其“实”，即制度性实践。宋代选拔管理经济事务的官员要求懂经济并具有管理才干，成为清代“经济特科”的先导。到晚清变法图强设立“经济特科”选拔经济人才，推动施行了1300年的中国科举制的最终废除。
还应当看到，中国传统的“经世济民”之学并非“坐而论道”，也不是“闭门造车”，其还对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流派产生影响。例如，法国重农学派就可能受中国农业思想的影响，其创始人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的标志性成果《经济表》或许就富含中国因素，其被称为“欧洲的孔子”。[6]再有，“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在《国富论》中将中国作为与欧洲不同的经济类型来比较阐述，不少中外研究将司马迁的“善因论”视为“看不见的手”的渊源之一。另外，前述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在《资本论》研究“货币或商品流通”的注释83中，提到唯一的中国人王茂荫，他不仅曾是懂经营的徽商，而且主管清廷财政事务，还深谙中国源远流长的货币理论。同是在德国，中国货币思想学说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社会经济学中也有呈现，且是其理论架构的组成部分。韦伯的名著《儒教与道教》开篇就谈货币制度问题，还专门指出《史记·平准书》是“典型的中国王室财政学”，也是保存下来的“中国国民经济学的最古老的文献。”[7]笔者反复强调，经济学也同人类文明一样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创造，经济学术也是中西互动、共同发展的。即使在今天，我们绝不是只能被动地争取实现与国际学术的“接轨”。中国经济学术史证明，我们不仅有领先世界的“长项”，而且“改革开放”之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奠定了建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基础，也具备了问鼎世界经济学话语权的资格。[8]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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