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学东渐”与中国经济学术转型
回到本文开始讨论的问题——“中国经济学是从哪来的?”传统的“经世济民”之学与现代经济学不能划等号，因而“从西方传来”的说法也并非完全不对。其实，不仅仅是经济学，无论什么“学”，除了老祖宗留下来的算学、史学、天文历法等(也都经历了历史发展的学术转型，医学比较特殊，直至今天中医还与西医并存，其虽有发展，但基础理论依旧)，可以说差不多都是“传来的”。深入研究可以看到，如今所谓的“科学”大都是以“西方”和“近代”为前提或基础发展而来的，而“学科”则更多的是近现代产物，要求古代中国产生现代学科不仅是苛求，也是违背史实和非科学的。当然，这不等于说传统时代就没有科学，看看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那卷帙浩繁的煌煌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即为力证，笔者上述有关中国传统“经世济民”之学的考察也可佐证。因然，学者们会加上“古典”、“传统”等词语前置，用以区别传统学术不同于现代科学或学科。不过这样一来，“传统”与“现代”似乎就变成了“不搭界”的两者，这就又回到了前述“断裂”的状态。的确，一部中国经济学术史上的两种学术形态，即使能划分出“传统”与“现代”之有别，却无法证明两者完全割裂无关。
笔者认同没有“外力”的促发，中国传统的“经世济民”之学尽管自身也在不断发展，却无法完成学术形态的时代转型。所谓“外力”就是西方经济学的传入。西方经济学是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大潮中与西方宗教、科技、法学等一起被介绍进来的，但时间上比一般所知的严复译出《原富》(1901)、甚至同文馆译刊《富国策》(1880)都还要早些。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即便在20世纪之前，国人在译介西学的同时，已经逐步开始了本国经济学的新探索——以下的“公案”就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的。
补充概述严译之前的西方经济学中译情况，主要有：1818年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的《生意公平聚散法》，1839年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的《制国用之大略》，1840年郭实腊的《贸易通志》，1847年鲍留云(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1810-1880)的《致富新书》，1857年王韬(1828-1897)与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的《华英通商事略》，1880年汪凤藻(1851-1918)与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的《富国策》，1886年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的《富国养民策》等等。虽然这些都早于严译，发生在20世纪之前，但是严复的系统性西学中译，尤其是翻译《原富》的历史贡献是无可替代的。
西方经济学的传入，不仅仅是西书的中译，也鲜明地体现在开设经济学课程方面。经考证，目前所知在中国较早开设经济学课程的主要有：1864年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在山东登州文会馆的正斋第6年开设“富国策”，1867年丁韪良在京师同文馆(5年制和8年制都在最后一年)开设“富国策”，1881年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在上海中西书院第8年开设“富国策”，1895年盛宣怀(1844-1916)设天津中西学堂(1903年改为“北洋大学堂”)本科开设“理财学”——这些都是今天意义的经济学，教材也主要是从西方经济学翻译的。如登州文会馆与京师同文馆开设“富国策”课程的教材，都是翻译剑桥大学盲人经济学家亨利·福西特(Henry Fawcett，即法思德)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政治经济学指南》)的中译本《富国策》。
如上所述，国人在译介西学的同时，也开始了撰著中国经济学著述的艰难探索。如果说，1837年王鎏的《钱币刍言》、1846年许楣、许梿的《钞币论》以及马建忠1879年的《铁道论》、1890年的《富民说》等都还带有“传统”的味道，却也依稀可辨中国经济学术向近代转型的渐趋鲜明的轨迹。例如马建忠，他不仅是颇具影响的《马氏文通》的作者，更是用心“专究西学”的学者，还到欧洲诸国去学习，并成为最早在法国获得学位的东方人。《清史稿·马建忠传》称“建忠博学，善古文辞；尤精欧文，自英、法现行文字以至希腊、拉丁古文，无不兼通。”他很得李鸿章赏识，还有出任轮船招商局、上海织布局总办等经历。当时有识之士将西学理论方法同中国传统的经济概念与思维方式相结合，试图诠释或改新当时社会经济状况，并逐步展开对本国经济学说和理论的探究著述，这是中国经济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特征，也是抵御西方列强与发展本国经济的时代需要。
就在甲午战后不久的1896年——也是本文着重提出的重要年份，本土的确出现了好几桩“经济学”之事。这年，康有为撰《日本书目志》，记载经济学书达百数十种，动机就是想让国人了解“泰西从政者，非从经济学出不得任官，理财富国，尤为经济之要。”[9]这里的“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无疑。同是1896年，维新派的喉舌《时务报》上发表古城贞吉的《日本名士论经济学》，他时任该报社的东文翻译。更重要的如梁启超的《论加税》、《论金银涨落》、《西学书目表》等，都在这一年问世，国人已开始运用经济学方法来分析问题。这些的确能够作为中国经济学术近代转型的重要标识，并非偶然出现而是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笔者先后考证西方经济学传入的一些情况，一般认为这多是西人所为，其实不尽然，国人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像本文反复提及的同文馆《富国策》，就是国人汪凤藻译、丁韪良校定的，另外如王韬、蔡尔康、张坤德等人也都在译西书方面很有贡献。再举个例子，我国早期的著名外交官郭嵩焘，19世纪70年代出使英国，在其日记中不仅记述他得知斯密、穆勒等人，而且谈到：“英国凡学皆有会，曰‘奇温斯’，善言经济之学。洋语曰‘波里地科尔’[Political，政治的；Political economy经济学]。”[10]173这比严复《原富·译事例言》谈怎样翻译经济学要早20多年。
与上述事例相比，这一年在中国经济学术史上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陈炽刊出《续富国策》和《重译富国策》。近代中国鼎鼎大名的陈炽算得上是才子，翁同龢称之为“奇士”，梁启超说他是“异才”，其20岁朝考就被录为第一等，他还有出任地方官和国家主管经济部门——户部的长期工作经历。《续富国策》很受中国经济史学家的重视，被称为“是国人自撰的专门探索经济问题而又旨在仿效西方经济学的第一部著作。”(胡寄窗语)或称其为“中国的《国富论》”(赵靖语)，也由之产生了一桩120年迄今未了的学术公案。此事之所以不同寻常，因其恰恰反映了国人如何认识西方经济学的传入、如何面对经济学术转型的一些关键问题，并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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