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语
现今的人们似乎很难理解上述那样的混淆、误读、曲解等等现象，但在当时却往往是司空见惯的，关键就在于那是中国经济学术新旧叠合、中西交融的重要转折时期。中国传统的“经世济民”之学，伴随西方经济学的传入而逐步完成其现代转型，1896年正是这两种形态交汇的转折点。转型并非能够一蹴而就，必须经历一个过程，之所以出现莫衷一是的经济学术公案，正是这一过程的真实体现。这也证明了西方经济学并非“传入”就等于“移植”成功，国人不仅需要接受、消化、反刍、吸收等，才能逐步完成从传统的“经世济民”之学到现代经济学的最终的“蜕变”；而且学术转型的过程并非可以独自完成，它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限于篇幅和本文主旨，无法再就此展开论述。
1896年作为中国经济史学现代转型的标志年份，这一年除了以上所述外还有许多相关情况出现。例如，比较集中的经济类系统出版物的面世，1896年“富强斋主人”编辑出版《西学富强丛书》(48册)，收录了许多西方新学文献。再如，同年农学会编译出版《农学丛书》，共7集82册，其中也包括中文著作在内。比较有特点的国人著作，如黄皖的《致富纪实》，1896年刻本，是从技艺方式与耕作思想来论致富。这不仅是农学的新发展，而且可以弥补中国传统经济学术微观不足之欠缺。一般说来，我国的经济思想和理论重在宏观领域，而微观层面较为薄弱，中国经济史学新发展中的一个方面，就是微观层面的不断完善，或曰“深进”。
同时，我们知道学术“分科”是近现代的产物，而进入21世纪之后的学术发展趋势鲜明地呈现出“跨学科”的时代要求，若干重大问题的研究都需要多学科的合作与协力。笔者曾基于史实与逻辑的视域考察经济史学及其学理关联，[17]进而研究分析中国经济史学的演进与走向，阐释科研在“深进”的基础之上“打通”学科界域，这是中国经济史学发展和创新的重要路径。[18]这些前期工作奠定了本重大项目的科研基础，本文即是其中重要的典型案例之一。作为研究论文，已在写“结语”了，但本文提出的问题却远远没有结束，甚至只能说研究刚刚开始。相信后续的工作不仅能够修正以往一些成论，甚至可能颠覆已有的基本知识，在中国经济学术史这一经济史学的新领域，还有许许多多的研究有待来者。
注释：
①笔者曾历时多年系统考证相关问题，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受到中外学界的重视和肯定，代表作《“中国经济学”寻根》获第四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98)。该文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收入《叶坦文集——儒学与经济》，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43页。英文版Ye Tan,Etym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Economics”,Social Sciences in China,No.4,1999,pp.36-49；收入Cheng Lin,Terry Peach and Wang Fang(eds),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4,pp.166-180.
②笔者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经济学术史”(00BJL033)，相关成果陆续刊出。特别说明：“经济学术史”是以经济学术的发展为其主要研究对象，包括经济文献学、学术研究史以及经济学教育、经济学术团体的发展史等等，不同于一般意义的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说史。可参考：叶坦：《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考察——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与发展优势论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冬明：《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学术动态》(北京)2005年第30期等。
③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此集经编者修订、勘误并参考了京、沪、赣等地一些珍贵资料，较其他版本为佳。近年“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收张登德编：《陈炽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在《陈炽集》基础上考订修正、增补拾遗，此外编者还进行了许多相关研究，均颇值参考。
④《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是以朱益藩署检并题签的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本为蓝本，经编者修订、勘误并参校光绪丁酉年(1897年)孟夏桂垣书局重刊本和豫宁余氏重校本等整理修订而成，笔者采用的即是此本，并参核了《西政丛书》第15册所收陈炽：《续富国策》，光绪丁酉仲夏慎记书庄石印本等。
⑤原文漏“分”字，笔者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补。
⑥陈炽：《重译富国策》收入《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此版还将同文馆《富国策》目录附后，以备参考。笔者还参核了《时务报》、求是斋：《皇朝经世文编五集》以及张登德编：《陈炽卷》等中的相关内容，但没有采用上述文献中今人的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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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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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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