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纸牌屋”的建立与垮塌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2:11:58 爱思想 金雁 参加讨论
扳倒“苏联史学之父” 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被点名批判的同时另一个打击目标是“波克罗夫斯基学派”。波克罗夫斯基是1905年的老党员和党内的理论家，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他是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主席，与列宁私交甚笃，十月革命后一直主管教育工作，曾任副教育人民委员协助卢那察尔斯基工作。 波克罗夫斯基是苏联早期科学机构和高校的创始人，先后创办共产主义研究院、红色教授学院、历史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协会、中央档案馆、社科研究所联合会等一系列学术机构，主编《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红色档案》、《共产主义学院通报》等多种学术刊物，培养了大批苏维埃自己的学者。 波氏1929年当选为科学院院士，他的学生遍布整个史学界和理论界，几乎可以说第一代几乎所有的“红色历史学家”都和波克罗夫斯基或多或少有师承关系。战前的大多数史学家都在红色教授学院或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生班听过波克罗夫斯基授课，他本人以及他的学生编写过多部历史教科书和苏联通史，因此波氏被称为“苏联史学之父”。 虽然外界送他“红色史学之父”的名称，但在20年代并不存在以波克罗夫斯基为中心的流派或者体系，在理想主义氛围还没有褪色、学术界的正常争论环境还尚存的情况下，他的学生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很多人并不赞成波克洛夫斯基的观点，他们撰写历史教科书基本上反映的是个人的观点。 波克罗夫斯基的学生在他生前就对他进行学术观点的商榷和质疑，以他命名的“史学体系”是为了整肃史学界被附会的。波氏之所以影响很大是因为他资历深加之被列宁欣赏，既是红色史学的开创者，又培养了苏联第一代众多的史学工作者。斯大林对波氏的忌恨并不是因他的学术观点偏左偏右，而是在他编撰的历史教科书中，根本就没有提到他的“丰功伟绩”。 20年代末波克罗夫斯基已经在这场山雨欲来风满楼“史学净化运动”中多次检查并长期抱病不出，但斯大林的目的是通过批判波氏而整肃整个史学界，所以并没有因波氏自我批判而善罢甘休，1932年波克罗夫斯基去世，对他的批判反而更加升级了。 1934年基洛夫遭暗杀，史学界首先成为大规模的镇压浪潮的重灾区，当年列宁格勒史学单位所有的第一把手都被撤换，据1937年新成立的苏科学院列宁格勒历史所所长讲，该系统内揭露出来的“破坏分子”在科学院系统名列第一，光是列宁格勒分所20人当中就有14人被捕。 1935年镇压的势头扩展到莫斯科和外地省份，中央马列研究院、共产主义学院历史所、莫斯科大学、红色教授学院、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国立图书馆、出版社、档案馆等单位负责人很少有人幸免于难，各加盟共和国历史所以及大专院校的历史系人员，只要曾经听过波氏的课或者听过他学生的课统统成为“污点”，被无休止的上纲上线，遭到政治迫害。 1936年1月26日联共（布）和人民委员会再次通过决议，指出现代史领域的历史学家中还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而实际上是对历史科学的取消主义和反科学的观点，这些错误首先是紧跟波克洛夫斯基学派。随着这一决议发表，对波氏批判规模越发“上纲上线”，给他的学生们扣上各种帽子，什么“史学界的暗杀集团”、“托洛茨基派的思想大本营”。当时一篇很有来头的文章中说：“内务部揭露出来的波氏学派是人民敌人”，是“进行暗害活动的基地”。 这场史学领域的运动从1929一直持续到1938年。随后扩大到整个教育领域，“1937-38年几乎所有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教育部全部被摧毁，其中牺牲的不仅有教育部的许多工作人员，而且还有几万名普通教师”。与此同时加紧了社会国家化的改造，当时的口号是“让任何游勇散兵在‘单位化’的环境中都无法生存”。在户口和单位的双重钳制下，没有了独立个人，更遑论独立的历史学家。 钦定“教科书” 1934年5月16日，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联合做出《关于苏联各学校教授本国历史的决定》中指出：统一编纂世界古代史、中世纪、近代史、苏联史、殖民地国家近代史五套教科书普及推广，“苏联各学校中的历史教学情况不能令人满意，不是依照年代次序叙述最重要的事件和事实以及历史人物的特点，而是像学生讲授一些社会经济形态的抽象的定义，这样就以抽象的社会学公式代替了本国历史的系统叙述。” 从表面上看这个要求从史实入手改进历史教学的决定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实际上的言外之意是要突出斯大林，要搞个人崇拜，但是由于决议表达的“犹抱琵琶半遮面”模棱两可的语句，史学家们不得要领对俄国历史作了系统地编排以后，仍然不得过关，几易其稿后仍大受指责，他们不理解重新编写教科书无法通过的症结所在。 后来中央明确指示“要加强现代史部分”，特别遭到指责的是把历史中断在列宁去世前的1923年，而没有将历史写到1934年，也就是说没有写到斯大林英明领导时期，被“认为是个巨大错误”。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啊。 1934年8月斯大林、日丹诺夫、基洛夫三位重量级的国家领导人联名对教科书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在历史教科书要讲述“执政的苏共党内的派别斗争”，特别是讲述联共（布）“对托洛茨基主义即对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表现”； 1937年斯大林撰文再次强调在党史重要突出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反党集团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凸现出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一派的胜利是党的路线的伟大胜利。 斯大林强调说：“如果不做这样的说明，联共（布）历史上各种流派的斗争就会被看作是不可理解的纠纷，而布-尔什-维克就会被看作是一些不可救药的好闹纠纷和好打架的人。”后来斯大林经常绕开教育人民委员钦定教科书，在不通知教育人民委员的情况下做出教育方面的重大决策，例如《关于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决议》就是在不通知教育人民委员勃布诺夫的情况下做出的。 按照斯大林的要求苏联成立了“历史教科书专门委员会”，对所有的问题如何撰写都有专门的指示，比如将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定义为“人类历史开辟了新纪元”，并将世界近代史划分为以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为界的三个阶段，并规定不能把1789年法国革命称为“大革命”，而应称为“资产阶级革命”，对1917年十月革命不能容许简单地称为“十月革命”而应写为“社会主义革命”、“苏维埃革命”。 至于乌克兰、格鲁吉亚等是如何并入俄罗斯的，党内的争论应该怎样写，列宁前后期理论上的矛盾之处必须加以消除，因为“列宁主义是统一的，不能有两个列宁”等等都有非常具体的指示，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都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比如30年代的饥荒一直都是“禁忌”话题，有人就因为提到“30年代的饥荒”就作为“反革命宣传”而被捕。 1938年，在斯大林亲自撰写与审定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这部被誉为是“共产主义的圣经”、“马列主义基础的百科全书”就是按照“加强对党史编写的统一领导，对联共（布）的历史和马列主义基本问题的解释必须置于党的监督之下，不允许任何随意解释”的文件精神撰写出来的“新党史的样板”。 同年11月中央下发的有关宣传《简明教程》的文件中说，这一伟大著作的问世“将使以前出版的一系列党史教科书在介绍党的历史问题中随心所欲和观点混乱的现象一去不复返了”。 苏-共把这种“官方解释权”进一步用中央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规定未经苏共中央和克里姆林宫的同意，不得对执政党、领袖人物和国家的历史进行任何有别于官方的解释，“史学”界只能有一种声音，历史叙事符合执政者的观念的局面得以确立。 早在此前苏-共的自我修正和创新精神之门就已关闭，只剩下自我维护的功能了。直到苏共20大以后《简明教程》的地位才逐渐被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波诺马廖夫主持编写的《苏联共产党史》取代，这两者总体上只有繁简的差别，观点并无重大变化。 上世纪80年代，索尔仁尼琴在1967年给苏联作协信件被公开。其实人们早就心知肚明，在那些宏伟的意识形态说辞下，实际掩盖着处在金字塔顶端一小撮人的既得利益。1986年2月8日戈尔巴乔夫接受法国《人道报》的采访，在谈到苏联审-查部门的职能时说道：“审-查部门应该保护国家和军事机密，……保护人的尊严”，其中意识形态的最主要的功能竟然没有被他提及。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27大上讲，“原则上说我们的问题在于扩大‘透明度’，这是个政治问题，政府没有‘透明度’，就谈不上民-主”。 从此后审-查制度的铁幕褪去。《火花》杂志刊登了诗人古米廖夫的作品，这个举动被认为是第一次突破牢笼的尝试。 1986-1990年出现苏联的“文艺复兴”，这一时期被称为苏联“反光回照”的“历史文学爆炸期”。人们突然爆发出对当代史的极大兴趣。人们从这层“挡板”后面看到了它虚弱和伪善，体制开始晃动并试图开始自我调整。 苏联在“文学热”同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热”，史学所有的领域出现重新评价和还原历史真相的一个热潮，很多鲜为人知的史实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一时间历史问题成为最热门的话题。 一位历史学家说，在《联共（布）党史》说教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看到重现的苏联历史“犹如从一场持久的梦幻中苏醒过来”。从1987年开始到1990年有一百多万人被平反，苏共历史上的所有重要人物都名列其中，人们提出：苏联历史到底有多少可信度？过去我们是生活在真实的历史里还是生活在谎言当中？一时间“历史热”弥漫民间，填补“空白点”和“书写真实历史”成了推倒苏联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由于官方权威机构缺位，各种个人传记文学、回忆录取代了历史学的专业研究，他们讲述的历史与官方历史完全不同。为了扭转这种“矫枉过正”的趋势，苏联作协和科学院在1988年还专门组织了《历史学家和作家论论文学和历史的区别》研讨会，强调“个人叙事”的“片面性”和“狭隘视角”，不能取代真正的历史学，意在刹住“民间叙事”的“风头”。 但是在“公开性”的大背景下，史学家提出“鉴别历史的真假不是靠垄断，多维度‘片面深刻’”的交锋有助于接近真相。在资料详实逻辑严密的史实面前，官方也不得不承认，“叙述史实”的考证、严肃负责态度是“起码的准则”，“重视原始档案资料的基础工作”是史学研究的重要依据。 此后我们所熟知的那些大牌史家都纷纷摒弃宏大叙事，去“档案馆里当老鼠”“啃档案”了。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原来深藏而束之高阁的“保密档案”解密后相继出版成集，俄国史学研究的概念方式方法发生了很大改变。 斯大林费心建立的“纪律史学”、“遵命史学”，像纸牌屋一样垮塌了。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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