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代思想从殷周时代说起及所关注的问题
从此书的第二章“殷代的主要意识生产”、第三章“周人‘国有思想’及其前途”和第五章“周人思想第一次的变迁”的标题设置，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史是从殷周时代讲起的，其所关注的相关问题也是很重要的。这一点，可以说是侯外庐思想史研究的一个特点所在。
我们知道，胡适在1919年2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古代哲学史》当中，一方面提出“要讲哲学史，不可不先研究哲学发生时代的时势和那时势所发生的种种思潮”，又“中国哲学到了老子孔子的时候，才可当得‘哲学’二字”；另一方面则认为“可把老子孔子以前的二三百年，当作中国哲学的怀胎时代”，其时间则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500年的范围内。而且他还说，“从前第八世纪到前第七世纪，这两百年的思潮，除了一部《诗经》，别无可考。我们可叫它做诗人时代”[7]35、36、42。那么，公元前800年的西周末期就是“中国哲学的怀胎时代”，也就是胡适所写古代哲学史的时间上限。而且，胡适根据《诗经》当中的各种诗篇，将那个时代的思想分成了几派，亦即忧时派、厌世派、乐天安命派、纵欲自恣派和愤世派(激烈派)等，他还概括地说：“这几派大约可以代表前七八世纪的思潮了。……到了这时代思想界中已种下了革命的种子了。这些革命种子发生生长出来，便成了老子孔子时代。”[7]46
再有，梁启超在1923年出版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一名《中国圣哲之人生观及其政治哲学》，商务印书馆)一书的前论部分第一章开始就写道：“我国政治思想，自孔、老、墨三圣以后，始画然标出有系统的主张，成一家言。前此则断片的而已。虽然，后起的学说，必有所凭藉然后能发挥光大，故欲知思想渊源，非溯诸三圣以前不可。”[8]26而且在随后的第一章所叙述的，就是起自唐虞以迄春秋中叶，并分成三期，即为部落期，唐虞迄殷末约千余年；封建期，西周约三百年；霸政期，周东迁后至孔子出生前约二百年。他还说：“吾侪欲研究此三期之政治思想，当据何等资料耶？”[8]28那么，作为研究时代背景、时代意识和相关政治思想的材料，梁启超确定了以《诗经》《尚书》《国语》《左传》为主。可见，梁启超是述及上古而考察论证各种政治观念思想和命题的。
又值得参考的是，武内义雄在所著《中国哲学思想史》(汪馥泉译，商务印书馆发行，1939年)当中说：“在中国，有系统的思想底产生，以孔子为最早，因而，中国思想史应该从孔子着笔”；不过他又说，“孔子底思想，是基于更古的中国底民族信仰而产生的，所以，在叙述孔子底学说之前，先讲一下中国古代底民族信仰”。而且，他还说：“要说明中国古代底民族信仰是怎样的东西，这在文献很少流传的现在，颇为困难。”那么，武内义雄所认为的“‘人尽由天生’这思想，是中国古代民族信仰底中心”，就是依据《孟子·万章》中引据殷代名臣伊尹的话“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还有《诗经·大雅·烝民》中歌咏的“天生烝民”，说：“他们以为人底祖先是天。”[9]5当然，在论证中，周代的铜器铭文、《尚书·吕刑》《康诰》就成为他引述的材料来源。
此外，陶希圣所著《中国政治思想史》(1936年，上海新生命书局；1942年修订版，重庆南方书局)，在第一编“人类之自然状态”第一章“自然状态的推测”当中先指出：“政治思想家常推测人类的原始社会的状态，以为他的学说的出发点。”而后，则介绍了“自然状态的两说”、“自然状态究竟怎样”的一些理论和学说。第二章即设“原始社会的思想”，而简要地概说自然主义、超自然主义和天人合一的观念等作为思想史的开端。从第二编“氏族时代”，便开始依据甲骨文、《尚书》《诗经》中的材料，比较详细地讲述商族和周族的社会制度与思想形态，特别述及商人的“僧侣贵族的发生”、“神权思想的势力”和周代的“僧侣之降落”、“武士与平民的等级”以及“明德”(合族、成军、为政、明德与明心)、“明刑”(刑德并称、氏族内部的制裁、征服与复仇)、“天与人”(以祖配天、神之主在德、神之主在民)的观念，等等。可见，陶希圣的这部思想史著作，是以原始社会为源头，商周社会为接续，展开其政治思想史的论述的。
对比上述这几部著作，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即如前所述，是以考察和论述“殷代的主要意识生产”为起点，对“殷代历法意识生产的起源”和“殷代‘卜’的意识生产”两方面问题进行了论证。
一方面，侯外庐指出，殷墟卜辞中“时的观念的成立”，即殷人历法的创造，特别是“祀时的历法”，“这是古代观念形态最主要的发明”，并且强调“它虽然相伴天体运动的神话想象，却是最早的合于科学的发明。所以我们研究中国思想史，首先提出这一意识生产”。侯外庐还说，这一意识生产，“通过了氏族制度，形成宗教意味的天文学。”[6]21、25
另一方面，侯外庐强调，殷人“卜”的宗教意识“是先行于国家形成过程而发展，至少可以说是和国家起源过程而为系统的生产”。因为殷人“社会内部既还保存了氏族整体的遗制，则在观念世界亦当然呈现出对待于氏族整体之上帝全能的思想。一切唯神，一切在卜”。侯外庐还指出，“崇拜祖先为宗教的原始形态”，“殷人在当时是一个进步的氏族，万方利用图腾信仰的时候，殷人即有祖先的原始宗教”，殷人之所以能够全族出征，经常战胜包括吕方、土方、马方等周边的部落，“在思想意识上亦有原因”，那就是，“祀先神显然比动植物图腾的旗帜是更为有力的观念武器”[6]25、26、28。
由上可见，利用和借鉴当时殷墟卜辞研究已有成果①，侯外庐审慎地将中国思想史考察和研究的起点确定在对卜辞所记载、体现和代表的思想观念及意识的各个方面。这和他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利用殷代卜辞考察中国古文明出现的年代问题的思路是相一致的。
此书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则是集中围绕着周人的思想而展开论说。亦即“周人‘国有思想’及其前途”、“周人的‘天人合一’思想”、“周人思想第一次的变迁”及其历史原因、“周代悲剧思想的先趋之路”。这些内容，在侯外庐看来，则是具有追寻思想史源头意义的考察，中国思想史之开端的基本特色也尽显其间。
(三)以春秋战国和诸子时代为中心及对思孟学派的认识
还值得关注的是，侯外庐的这部思想史著作，是集中围绕着春秋战国和诸子时代展开叙述和论说的。如果与当时先后出版的几部思想史著作相对比，可以看出他们所关注的各个方面的异同及特点。
比如，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其本论从第三章开始至第十六章的14章内容，5章讲儒家思想，2章讲道家思想，3章讲墨家思想，4章讲法家思想。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古代哲学史》所讲述的顺序是老子、孔子、孔门弟子、墨子、杨朱、别墨(下列惠施、公孙龙及其他辩者)、庄子、荀子以前的儒家(下列《大学》与《中庸》、孟子)、荀子，以古代哲学的终结为最后篇(下列所谓法家)，于是，其以先秦诸子为中心的论述形式一目了然。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当中，有8篇是对先秦思想史当中思想家和学派进行的批判，包括“孔墨的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庄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韩非子的批判”。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三编“王权时代”的第一期“由氏族到国家的过渡期”，在概述了“社会构造的变化”和“士人的兴起”之后，便以孔子、杨朱与墨翟、老庄及邹衍、孟轲与荀卿、管仲至韩非、重农思想的发生等为主题，展开论述。冯友兰《中国哲学史》(1933年，商务印书馆)第一篇“子学时代”，从第三章至第十三章，分别所述为，“孔子以前及其同时之宗教的哲学的思想”、“孔子及儒家之初起”、“墨子及前期墨家”、“孟子及儒家中之孟学”、“战国时之‘百家之学’”(杨朱及道家之初起、陈仲子、许行、陈相、告子及其他人性论者、尹文、宋研、彭蒙、田骈、慎到、驺衍及其他阴阳五行家言)、《老子》及道家中之老学、惠施、公孙龙及其他辩者、庄子及道家中之庄学、《墨经》及后期墨家、荀子及儒家中之荀学、韩非及其他法家。
《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从第五章开始，便进入对春秋战国时代私学出现、子学学派形成和发展的思想史叙述和论说。(1)集中在孔子、墨子的思想学说方面，即“孔墨显学主潮论上(方法论之异同)”，包括“春秋思想文物的具文化及其显学批判”、“孔子知识论的特点”、“墨子知识论的特点”和“孔墨显学主潮论下(学说体系之异同)”，包括“孔墨显学的优良传统”、“孔子学说的体系”、“墨子的学说体系”。(2)对老子、庄子的思想学说的论述，亦即“老庄学派反‘显学’的智者学说”，包括“老庄学派的历史路线”、“老子学说的体系”、“庄子的概念游戏”。(3)对子思、孟子学派及思想的论述，亦即“儒家思孟学派及其放大了的儒学”，包括“子思孟轲的学派研究”、“中庸思想的形而上学”、“孟子的社会人类观”、“孟子的政治思想”、“孟子的天论与性善论”。(4)对后期墨家思想学说的论述，亦即“后期墨家及其通约了的墨学”，包括“辩者墨学的学派性”、“辩者墨学对于墨子学说的修正”、“辩者墨学对于墨子道德学说之发展”、“后期墨学的科学论”、“后期墨学的认识过程论与论理学”。(5)对通常称为“名家”的代表人物思想学说的论述，亦即“诡辩学者的论理学”，包括“诡辩学者的学派性”、“惠施及其论理学”、“公孙龙及其论理学”。(6)对占章节篇幅较重的荀子思想学说的论述，亦即“中国古代思想底综合者荀学”，包括“荀子的时代与荀学”、“荀子在古代学说中的批判与发展”、“荀子唯物论的要素及其无神论”、“荀子的认识论与论理学”、“荀子‘性恶’论中的两条战线之斗争”、“荀子学说的局限及其批判”、“荀子关于儒家传统的朴素修正”。(7)按照传统的儒墨道名诸家排序，之后就是对法家人物思想的论说，亦即“法家的悲剧历史与韩非子”，包括“法家的历史及其历史觉醒”、“韩非子历史的并思想的传统”、“韩非子的学说概论”、“韩非的理想与历史的现实”。(8)此书的终篇最具特色，给予文学家屈原以特殊的篇幅来加以论述，亦即“论屈原思想”，包括“屈原思想的秘密”、“屈原思想的评量”。
由以上所列，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此书的结构、内容范围，以及相关提法上的特点。
另外，与上述诸多思想史、哲学史著作中对思孟学派的定位和关注与否，可以说是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一书的又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梁启超的书对儒家思想做夹叙夹议，并没有对子思或思孟学派进行讨论。陶希圣的书，对于儒学传授中“曾子传子思，‘子思唱之，孟轲和之’”这一系也只是一笔带过，而直接讨论孟子与荀子的政治思想。胡适在论及代表战国时代的儒家哲学时，只用《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和《孟子》，并将《大学》《中庸》看作是“孟子、荀子以前的儒书”，并没有申论其与子思或思孟学派的关系。如他说：“只是细看儒家学说的趋势，似乎孟子、荀子之前，总该有几部这样的书，才可使学说变迁有线索可寻。”[7]280与此相反，冯友兰则直接将《大学》《中庸》放在孟荀之后的“秦汉之际之儒家”的范围内讨论，强调《大学》与荀学的关系，且以《中庸》为“又似秦汉时孟子一派之儒者所作”[10]439、447。郭沫若在《儒家八派的批判》中，一方面认为，“在我看来，《大学》是孟学，而且是乐正氏之儒的典籍”，并加以论证，从而不认同冯友兰以为属荀学之说的观点。另一方面，又有所辨析地说：“故如冯氏所论，实不足以否定子思的创作权，不过《中庸》经过后人的润色窜易是毫无问题的。”[11]141、142可见，郭沫若是确信子思的地位，而且肯定思孟学派的存在的。
与郭沫若的思孟学派论述有相同的特点，侯外庐在此书中以“儒家思孟学派及其放大了的儒学”为题，明确了思孟学派的存在和地位。并且通过从荀子《非十二子》中对孔子以后的儒家子思孟轲一系的学派性说明入手，一一展开论述。比如侯外庐通过分析认为：(1)荀子所批评的“材剧志大”，“甚是子思孟轲的写照”。(2)“闻见杂博”，“亦孟子的特点”。(3)“孟子论性的辩论”，《中庸》所言“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都是“正所谓‘僻违而无类’者”。(4)“子思孟轲的影响甚大，其师承孔子学派之权威”，故荀子云“世俗之儒‘受而传之’”。(5)至于“五行”之说，言金木水火土之五行的《尚书·洪范》，至少思孟是可以作为“受而传之者”看待的。(6)《易传》的“探颐索隐，钩深致远”的方法“与荀子精神不合，反而与其所评思孟的方法相近”。(7)子思孟轲的著作，“《中庸》除了有一少部分为战国末期学派所加入的东西外，大体近于子思，其中思想亦和孟子有师承关系”；那么，“《中庸》有比《孟子》更放大的地方，乃为后儒所润色者”。(8)思孟的学派性，如果“以著作而论”，首先“应研究《洪范》”，其次是“以《中庸》、《孟子》为范围”，《易传》是“五行以外言阴阳”，“应归秦汉之间思孟思想的更引伸者”。(9)荀子所谓“法贰后王谓之不雅”，是针对思孟而言的。(10)“载于思孟学派书中之句，五行未见，而‘按往旧造说’则颇多有”，《大学》《中庸》“则几满篇《诗》《书》”，且“孟子则有古制之图案”。(11)“《中庸》之按往旧造说者颇多”，侯外庐举出了多条例证而分析说明。(12)见于《孟子》一书的“尧舜的事迹”、“周室班爵禄的一套制度”、“答井田制的图案”等，还有孟子“对于往旧《诗》《书》，多以己意按之造说”[6]161-168。
侯外庐结合荀子的批评，对思孟学派的一些学说特点进行分析归纳和论证，从而将思孟学派的儒学称作是“放大了的儒学”。当20世纪90年代湖北荆门郭店楚简出土，其中有被学界认为是属于《子思子》的篇章，研究思孟学派的诸多问题一时成为热点。那么，侯外庐早年这种直接从荀子的批判来分析思孟学派思想特点的角度与方法也是很有时代性的。
侯外庐后来写作的有关中国封建社会史的研究论文，一部分编在《中国思想通史》当中，最终合编结集为《中国封建社会史论》(1979年，人民出版社)一书，又成为前述《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的姊妹篇。从篇目上看，包括《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规律商兑之一》(《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马克思列宁主义论封建制和全东方的封建主义》、《秦汉社会的研究》、《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的构成》(《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第一章。人民出版社1957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第一章，人民出版社1959年)、《十六、七世纪的中国封建制社会的初步转变》、《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的变化及其局限性》、《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历史研究》1959年第4期)。从中可以体会到侯外庐所关注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问题、经济问题、前后期和近世以来的社会转变问题、农民战争问题等的几个方面。可以说，这些论题，基本上包括了作为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之延续，到新中国时期的历史学界研究的所谓“五朵金花”当中，有关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诸多方面[12]。
在思想史研究上，不仅是古代思想，侯外庐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所著《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卷1944年初版，下卷1945年初版，重庆三友书店)一书，论题涉及的时间范围从17世纪、18世纪一直写到19世纪，论及的思想家从17世纪的王夫之(船山)、黄宗羲(梨周)、顾炎武(亭林)，直到19世纪的魏源、龚自珍、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王国维。最终体现了侯外庐从古代到近代的贯通性研究的特点，以及侯外庐思想史研究的视野所在。
注释：
①侯外庐提到了郭沫若的《释干支》、董作宾的《卜辞中所见殷历》、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等。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自序[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2]侯外庐.韧的追求[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3]侯外庐，纪玄冰，杜守素.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7.
[4]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5]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6]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M].长沙：岳麓书社(民国学术文化名著)：2010.
[7]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M].北京大学丛书.北京：商务印书馆，1919.
[8]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
[9]武内义雄.中国哲学思想史[M].汪馥泉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10]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1新1版.
[11]郭沫若.十批判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本文原载于《晋阳学刊》2016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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