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钞的编纂形式
迄今为止，讨论史钞编纂形式最为深入的是四库馆臣，他们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专门就史钞的编纂问题进行了阐述。他们认为，宋代以前，史钞的编纂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专钞一史者”，二是“合钞众史者”。宋代以后又增加了四种形式，所谓“离析而编纂之”、“简汰而刊削之”、“采摭文句而存之”、“割裂词藻而次之”(40)。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看，四库馆臣对史钞编纂所做的分类标准不一，比较混乱。所谓“专钞一书”和“合钞众书”，实际上是从抄录材料的来源来划分的。专钞一书者，是把节抄的范围限定在一部史书内，诸如《史记钞》、《汉书钞》、《通鉴总类》、《元史节要》等；合钞众书者，是把节抄的范围扩展到多部史书中，诸如《十七史详节》、《史纂左编》、《廿一史约编》等。而所谓“离析”、“简汰”、“采摭文句”、“割裂词藻”则是从抄录材料的内容来划分的。“离析而简汰之”，就是把史书原来的内容打乱，重新进行分门别类地改编。这种改编即可针对一部史书，也可针对多部史书。如沈枢的《通鉴总类》就专门取材《资治通鉴》，按时间先后为次，以事标题，精简内容，分类编辑，把史实分成271门，颇便观览。唐顺之的《史纂左编》则取材历代正史所载之君臣事迹，以类相从，辑成君、相、名臣、谋臣等24门。这种离析史书内容的作法类似于编纂类书。“简汰而刊削之”，就是节选、摘抄旧史内容以成书，既可节抄一部史书，也可节抄多部史书。葛洪的《汉书钞》、茅坤的《史记钞》、王思义的《宋史纂要》属节抄一书者，吕祖谦的《十七史详节》属节抄多部史书者。“采摭文句而存之”，就是摘抄史书中的古隽文句，汇编成书，以备时用。如洪迈的《史记法语》、《南朝史精语》，凌迪知的《左国腴词》、《太史华句》等，可摘一书，也可摘众书。“割裂词藻而次之”，就是把史书中的轶闻奇事、有趣故事汇编为一书，意在猎奇，吸引读者。杨侃的《两汉博闻》、赵维寰的《读史快编》均属此类。这些新异趣事或节抄一书，或节抄多书，没有一定之规。
由此看来，《四库全书总目》对史钞编纂所做的分类矛盾抵牾之处甚多，虽然看到了史钞类史籍编纂的灵活性和某些编纂特点，但没能揭示出史钞类史籍编纂与传统原创性史籍编纂的关系，也没有揭示出史钞类史籍的叙事风格和特点。有鉴于此，我们感到有必要深入探讨史钞类史籍在史书编纂方面的价值和贡献。
毋庸置疑，和面目严肃的原创性史书相比，史钞类史籍在编纂方面具有灵活多变的特点。史钞不是原创性史学著作，节抄旧史的目的或为了以史传家，或为了教育后代，或为了存史备览，或为了传播历史知识，或为了科考举业，或为了借古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但是，那些面孔严肃的原创性史书，“浩乎不可胜记”(41)，“卷帙浩繁，观者不免望洋兴叹”(42)，读之即难，也不易得。关于这一点，古代很多史钞编者都有清醒的认识。如张九韶编《元史节要》，就是因为“正史浩瀚冗繁，令人读之往往有倦心焉”，再加上“板藏内府，篇幅重大，未易可得”，担心元代历史“不能家传而诵之”，所以才以《元史》为据，“取其要者为一书，以便观览”(43)。既然史钞是为了方便让更多的人“观览”史书，满足大众对历史知识的需求，那么它们就和体裁严谨、体例规整、卷帙庞大的原创性史书不同，它们通过剪裁旧史，以较小的篇幅、灵活的编纂形式和简洁的叙事风格见长，针对不同的内容使用不同的体裁，既继承了传统的纪传、编年、纪事本末、传记、纲目等体裁形式，也有多种体裁综合运用、分类编辑、随意杂抄等形式。通过这样的方式，推动史学不断走向社会深层。
首先，在旧史体裁基础上加以改造创新。史钞的母体是历代原创性史书，它们在体裁上就不可避免地受所节抄史书体裁的制约，和旧史的体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史钞编者在承袭纪传、编年、纪事本末等旧史体裁的基础上，根据自己节抄史书的主导思想和旨趣，或取一种体裁加以改造，或综合运用多种体裁加以创新。如周诗雅按《南、北史》目录顺序编辑《南北史钞》，摘录新奇纤佻之事，以迎合大众的阅读心理，其体裁仍为纪传体。马维铭抄编《史书纂略》，旨在抄纂历史故事，取材二十一史，旁及其他，只抄录史书的“本纪”和“列传”，其他一概舍去，“以本纪纪君为纲，列传传臣为目”，稍变体例，突出历代帝王将相在历史上的作为。节略后的语言更加流畅易晓，内容更加通俗易懂。汪应蛟编《古今彝语》，选取旧史中帝王品德可嘉、爱民勤政等有益于教化的嘉言美语，“上起唐虞，下迄于元”(44)，以教育子弟，其形式是节取纪传体中帝王本纪的内容。张九韶以编年形式节录《元史》本纪以成《元史节要》，删除繁冗，使新书更加紧凑，是以编年改造纪传的成功之作。其他还有姚允明的《史书》，节略旧史中的帝王本纪部分，编年纪事，以彰显帝王言行；吴士奇编《史裁》，其体裁则“大略于编年之中仿纪传之体，使一人一事自为本末”(45)，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种体裁熔为一炉；吴绥取材正史编《廿二史纪事提要》，择大事为纲，括原文为目，用纲目体改造了纪传体等。总之，古代相当一部分史钞在体裁形式上受原史书体裁影响，但编者又根据自身需要进行了改造，其主旨是有利于传播历史知识。
其次，打乱旧史体例，重新分类编辑。根据节抄的内容重新组合，分类编选，是古代史钞的主要纂辑形式之一。诸多史钞编者把旧史中的历史内容彻底打乱，按类别重新分类组合，以自己的想法进行排列，以表达某种历史观念。这种分类节抄纂辑的形式特别适合那些以传播历史知识为主要目的的史钞。这类史钞编纂形式有多种类型：一是对旧史史事进行分类抄纂。如唐顺之作《史纂左编》，就是把各种史书中关乎国家治理的事例，“类而属之”(46)，分君、相、名臣等24门，门下分类目，目下选取历代史事，以垂鉴戒。张墉编《二十一史识余》，摘录二十一史中的佳事隽语，略仿《世说新语》之体，分父子、君臣、兄弟、夫妇、等59类编排，每条下皆注原史之名。所谓“言语之益，莫大于规箴；政事之变，莫危于兵策；文学之余，莫巧于艺术……各以类从”(47)。二是摘录旧史中的逸闻奇事和华丽词句，汇为一书。王涣抄编《两晋南北奇谈》，所选乃《晋书》以下八部史书中的奇闻怪谈，每卷均以所摘趣事轶闻命名，特别引人注意。如卷一的篇目有地陷二鹅出、中兴之象、七宝鞭、晋成诘庾亮、焚鸩鸟、竹简古篆、牛继马后等等，皆为奇闻逸事。所谓“史可以奇而废邪”(48)？说明王涣有着强烈的猎奇心态。凌迪知抄编《太史华句》和《左国谀词》，所选均为史书中的优美字句和华丽词藻，并分类编辑。其中《太史华句》摘取《史记》中的字句，分天文、时令、灾祥、山川等81门，以类编次。《左国谀词》则选编《左传》《国语》中的字句，左集分为40类，国集分43类，同样分类编辑，类有“岁时”、“山川”、“君道”等，类下为篇，有“八风”、“艮岳”、“涧溪”等，所录皆为相关史书中的名言警句。三是专门选录正史中的论赞以及史家论史之作。项笃寿的《全史论赞》，撮取历代正史中的论赞，以各代史书的顺序编次，以备观览。省去了人们因正史卷帙浩繁，论赞难于寻求的麻烦。同样，沈国元抄辑《二十一史论赞》，“纪、传、表、志悉各详收。其间或重出互见，稍为裁节。如论详而赞可略者，论遍举而赞隐括者，各存其一，以别异同”(49)。沈国元还在每部正史前设置小引，简评每部正史之优劣。同时旁搜后人对论赞的评论，或附以自己的简评以备观览。梁梦龙辑录《史要编》，则主要选取了历代史书的叙录、进书表、考论等内容，分正史、编年、杂史、史评四类编次。正史类抄辑历代正史中出现的或与之相关的序、表、赞、考等，编年类、杂史类、史评类所抄与正史类类似。在编者看来，这些内容“乃考索之荃蹄，献纳之关键也，或可备史学一种”(50)。类似的史钞还有茅一桂的《史汉合编题评》等。
第三，不受史书体例限制，随笔杂抄。古人读史，勤于随笔抄录，稍加梳理，便成篇帙。这类史钞体例灵活，几乎没有格式限制，内容繁杂。茅坤的《史记钞》、方澜的《读书漫笔》、杨以任的《读史四集》、赵维寰的《读史快编》、陶大年的《读史日钞》等，皆属此类。这些史钞多是编者在读史过程中，苦于史书内容的浩繁，摘录整理而成的。因属随笔杂抄，随意性较大，故水平高下不一，不少作品“随意杂钞，漫无体例”(51)，但也有不少作品体现了编者的独特意旨。如赵维寰辑录《读史快编》，所摘皆是史书中的瑰异之事、大快人心之举，“数千年来，种种瑰异足快人心者，咸精核而节取之，署曰《快编》，志其所自得也”(52)。赵维寰本人“好古嗜奇，自其天性，十年简炼，惟是人生快境”(53)，一语道出了编者的读史趣味和境界。杨以任摘录史书中事迹之可快、可恨、有胆、有识者，每条下略缀评语，编成《读史四集》，分为集快、集恨、集识、集胆四类。龚一柱评论说：“古今记载皆史也，要皆出于喜怒哀乐之自然者也。夫是，则率性是史，又何俟读？读史者，古人先我而明其性，我后古人而鉴其性。以我读史乎？以我读我而已。”(54)说出了辑录者的想法。俞文龙摘取正史中所载灾祥神怪，汇为《史异编》，黄克缵在序中揭示其思想主旨云：“史异者，纪异也。何异乎？纪天地、日星、山川、人物之变常也。于变常何纪乎？常者，治徵；变者，乱徵也。称史异者，皆正史之所载也，稗官野史独不记。”(55)余文龙摘录史书中有益于资治之史事，编成《史脔》，“凡今古升降、兴衰、治乱、得失、邪正、灾祥、徵应之大，固已灼灼胸中。至于事之可资，综博益人意识者，辄摘而手录之”(56)，显然把有益治道放在了首位。
最后我们谈谈史钞的叙事风格。就大多数史钞而言，语言简洁、叙事凝练、行文明快、通俗易懂是其特点。如前所言，不少史钞产生的直接动因就是原史书的浩繁难读，因此，史钞编者节抄改编旧史首先是删除冗事冗句，选择典型史事，归纳概括，“删其烦，而撮其要”(57)，甚至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史事，以使文句顺畅，叙事生动，便于阅读。赵南星的《史韵》，摘录史事，竟然俪以四言韵语，自西汉至元，每代各为一首，词简而意赅。汪应蛟《古今彝语》记述唐尧事迹：“帝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一民饥，曰我饥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蹈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亲之如父母。”记大禹事迹：“王巡狩，出见罪人，下车问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顺道，君王何为痛之？禹曰：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寡人为君，百姓自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58)叙事浅显易明，通俗易懂。正是因为这样，史钞类史籍才得以广泛传播。
总之，因为编纂史钞“以投时好”(59)，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故而在编纂方面并不严格局限于原创性史书的编纂规范，而是不拘一格，灵活自如。正是这一特点才使得历史知识从“庙堂”走向“江湖”，普及到社会底层。当然，史钞类史籍确实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体式芜杂、思想媚俗的缺陷，这些问题将在该文最后论述。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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