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钞的史学思想
从形式上看，史钞乃抄录、改编其他史书而成，似乎不是原创。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史钞编者在对旧史进行内容选取、分类编纂时，往往会把自己的思想投注其中，使史钞蕴含了编者个人的史学思想。一句话，古人创作史钞，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更不是闲来无聊之作，而是有着鲜明的目的。其中的丰富内涵，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由于宋代以前的史钞多所亡佚，其史学思想已无从知晓。宋代以来的史钞存世较多，本文所论，主要是宋元明清史钞的史学思想。还由于古代史钞众多，每部史钞所反映的史学思想也不尽相同，本文所论乃史钞中史学思想的共性。这是必须说明的。
其一，彰扬以史为鉴的思想。从史钞的发展来看，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史钞，都特别重视对具有借鉴意义的历史事物的节选，蕴含着鲜明地以史为鉴的思想。战国时虞卿摘抄《春秋》及上古史书的内容，“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成《虞氏春秋》一书，目的就是“刺讥国家得失”(60)。宋人沈枢节钞《资治通鉴》为《通鉴总类》，“不唯便翻寻而捷讨究，鉴古施今，实足以彰劝惩而慎举措，虽谓之用世之书可也”(61)。明代万历进士汪应蛟，一生淡泊名利，但感愤时事，关心时政，“力行古道，以身为学人鸪”。他在读史过程中，荟撮机要，抄录古代君臣嘉言懿行，辑成《古今彝语》一书，使“君臣摩切治道之事迹，尽在一览”，目的就是更好地“昭鉴戒、翼风教”(62)。马维铭“取二十一史本纪列传，各撮其大略，汇成一编”(63)，是为《史书纂略》。陈懿典为该书作序，明确指出马维铭抄辑该书的目的就是“盖欲令览者开卷先论其世，论世乃考其人，三千年成败得失之林，瞭然在目”(64)。马维铭选抄历代本纪、列传中的历史人物的事迹，就是要把历史上的“成败得失”呈现在人们面前，让人们思考国家兴亡的根本是人事而非天命，“固国祚然乎？亦人事也”(65)。张九韶节选元朝君臣事迹编成《元史节要》一书，目的就是使人们对“有元一代，君臣政事之得失是非及其盛衰兴亡之故，瞭然在目”(66)。明代著名学者唐顺之尤其重视史钞这类著述在彰显以史为鉴思想方面的作用，他把历代正史所载君臣事迹分成君、相、名臣、谋臣等24门，节抄为《史纂左编》一书，并在自序中指出：“《左编》者，为治法而纂也，非关于治者，勿录也。”(67)《四库全书总目》也认为唐顺之编《史纂左编》，“其意欲取千古兴衰治乱之大者，切著其所以然”(68)。梁梦龙编《史要编》，通过删繁就简，使“上下数千载盛衰得失之迹，大凡具在”(69)。清代郑元庆编《廿一史约编》，“凡治乱废兴是非得失之故，犁然备举”(70)。很明显，史钞编者希望通过删繁就简的方式，改造旧史，把历史上的成败得失和盛衰兴亡集中展示给人们，使读者能够从中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作为为人处世的指南。
其二，宣传封建正统的观念。宋元明清是政治、思想领域正统观念争论最为激烈的时代，从宋代的欧阳修、司马光、苏轼、朱熹、章望之到元代的欧阳玄再到明代的方孝孺，正统之争绵延不绝。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史钞的编辑也多受其影响，其表现就是编辑者在改编旧史时表达自己的正统观，以此影响他人对历史的看法。如唐顺之编《史纂左编》，只把汉、唐、宋三朝纂辑进“君”类，并直接说明“纂汉、唐、宋之君者何？重正统也”(71)。唐顺之严正统闰位之别，认为正统王朝只有汉、唐、宋，其余或为“篡”，如曹魏、南北朝、隋；或为镇，如秦、吴、蜀；或为夷，如五胡、辽、金、元(72)。这种编纂方式充分体现出来唐顺之的正统观。后世学者评价此书“尊正统，斥僭篡，置隋文于外戚，詘魏、辽、金、元于夷狄；班李、张诸人于亡国，等张、许于平乱，尤为千古卓识，非经生所能窥者”(73)。元朝修宋、辽、金三史时，曾就宋、辽、金谁为正统的问题发生争论，最后定夺为三史各为正统，互不统摄，各自为书。但是，明人王思义删存《宋史》成《宋史纂要》，反将辽、金之史附于宋史后，彰显宋为正统，辽金为闰位的思想。四库馆臣批评此书“至以辽、金史附宋之后，等诸晋书之载刘、石，尤南北史臣互相诟厉之见，非公论也”(74)。张光启、刘剡续《通鉴节要》而成《通鉴节要续编》，也以宋为正统，附辽、金(75)。嘉靖时期，王洙采辑《宋史》及其他史书编《宋史质》，“欲以明继宋，非惟辽、金两朝皆列于外国，即元一代年号亦尽削之”(76)，其实就是“假宋人行事之实，明《春秋》一统之义”(77)，以宋为正统的观念跃然纸上。马维铭抄纂《史书纂略》，处理魏、蜀、吴三国历史地位时，“帝蜀寇魏，以明正统”(78)。处理宋、辽、金三朝历史地位时，以宋为正统，辽、金为闰位，体现了作者尊蜀尊宋的正统观。宋明时期，史学领域特别强调正统论，大讲华夷之辨，这一观念影响到史钞，使得史钞类史籍也弥散着尊华排夷的正统论的迷雾，这也说明作为普及性史学的史钞深受各个时代学术思潮和历史观念的影响，使之带有明显的时代印痕。
其三，凸显以史育人的意识。史之为用，很大方面体现在以史育人上。但是，由于中国古代史家多数是眼光向上的，是为了给帝王将相等统治者提供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所以多数正规的原创性史学著作都部头较大，不利于在民间的传播，更不利于以史育人，变成更多人的精神财富。史钞不同，它节选改编内容浩博的正规史书，目光向下，或为了教育子弟，或为了传播历史知识，极力体现以史育人的功能。吕祖谦使用自己节抄的《十七史详节》教育门人弟子，有时还让弟子抄史，“吕祖谦授徒，患新史难阅，摘要抹出，而门人钞之，盖节本而有伦者也”(79)。足见他很重视史钞在教育人方面的作用。《纲鉴正史约》通过对历史知识的加工改造，仅存历史故事梗概，粗略简明，服务于乡塾教学。张九韶抄纂《元史节要》，则是有感于“正史浩瀚冗繁，令人读之有倦心焉”，担心流传不广，“元之一史，吾惧不能家传而人诵之也”，于是“取其要者为一书，以便观览”，编成后“命工锓梓，以广其传，盖将早学者披卷一阅”(80)。其费心节抄《元史》而成《元史节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令“早学者披卷一阅”，让相关历史知识“家传而人诵之”，其历史教育的意识十分突出。茅坤抄辑《史记钞》，“复以督训儿辈为文辞，其所镌注者如此”(81)，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教育子弟学习文辞。顾应祥节抄改编旧史，编成简明通史性教材《人代纪要》，“使善者知其为善，恶者知其为恶，篡弑者知其为篡弑，中国知其为中国，夷狄知其为夷狄，穷乡下邑之士，无书可考者，一览而得其概矣”(82)。目的是为了把历史知识传播到“穷乡下邑”，让读不起大部头史书的人粗知历史梗概，接受自己的历史观念。梁梦龙杂采诸史之文编成《史要编》，一个重要的意图就是“为乡塾无书者设也”(83)，也就是为乡下学校提供教材。由以上可见，古代史钞编者有着明确的历史知识传播和历史教育的思想意识，在这样的观念驱使下，史钞不断走向民间，推动了古代史学在更广泛意义上的普及。
其四，突出史学自身地位的努力。宋元明时期，理学和心学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在史学上，就是重视论断而轻视史实。史钞作为史学支派，同样受到理学和心学的影响，史钞编者特别重视对史学理论及史学评论的抄辑，注重通过史钞这样一种便捷的形式，向大众传播各种各样的历史评论和史学评论，彰显史学自身的地位。从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篇》到刘知幾的《史通》，史家的史学自觉意识不断加强，而宋明时期史钞编者通过辑录历代史论传播史家思想，反映了史学有了更广范围的自觉。史钞编者认为各类史书的序跋、论赞、进书表以及各种形式的史论，都是史书的精髓之所在，是人们读史用史的关键。梁梦龙曾说：“史学自太史公而后，无论数十百家，义例各殊，卷编浩瀚。”而要深刻理解史书的旨趣和意蕴，必须阅读各类史学评论，“涉猎之史，虽数十百家，其为表、为序、为记、为考，冠诸卷端者，各粲然有大凡”。表、序、记、考等史论之作，能够总括史书之要义，“乃考索之筌蹄，献纳之关键也，或可备史学一种”(84)。史论是了解史书意蕴最好的入门工具，也是人们干预政治，进献谏言的有力武器。这是对史学自身价值和地位的高度评价。沈国元辑录《二十一史论赞》，则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作史之法，贵词简而事明。史之论赞，简而又简，犹《易》之有彖。古人所谓文约而义见者是也”(85)。史书的论赞是史家史学思想的直接表达，文约而义丰，辑录一编，便于反复揣摩。彭以明编辑《二十一史论赞辑要》，特别突出读史重在读“义”的思想，号召人们阅读史家论赞，认为这样可以“衡圣人之教，凛褒贬之公，而悬修省之鉴，然则二十一史大义可知矣”(86)，阅读史家论赞是“得史学之精华”的重要途径。可以这样说，宋元明时期的史钞编者有着反观史学自身地位的思想自觉，他们通过节抄史论，试图要把自己认为正确评判历史的锁钥交付于更多的人，开启人们认识历史、评论历史的法门。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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