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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鲍曼]表演中的文本与语境——文本化与语境化(3)


    语境化有很多维度,我要说的第三个维度涉及推销员将自己的艺术性言语与其他人的言语——包括在现场的和不在现场的——之间建立起关联。在其推销辞的好些节点上,推销员抓住了虚拟的对话者的声音,以便让可能对其说辞予以抵制的想法发声,从而使他能够用自己的话来牵制并反驳它们。假如在他的角色扮演(personations)中(Coleman 2004; Tannen 2007:102–132),他能够切近地表达他的潜在的消费者可能持有的任何怀疑和保留态度的话,他就能优先支配其抵制,保持自己对情境的控制。这一修辞策略实际上是推销辞的一般特征,至少在墨西哥中部是这样。有趣的是,大多数被如此建构起来的对话都是围绕着一般性的、典型性的他者而建立的,这个他者代表着所有怀疑者的融合,他们融合成为一个声音,因此推销员能够对它做出回应。例如,为了反驳假想中的对其药品使用的反对(在事物的自然发展过程中,体内的寄生虫不管怎样总会被排除的),推销员说道:
    1 Hay personas que andan echando así,
    有人像这样去除(寄生虫),
    2 pedacito por pedacito,
    一点一点地,
    3 y sabe qué dicen?
    你知道他们说什么来着?
    4 “Ya pa que me curo,
    “为啥我要给自己治病,
    5 ah solito los echo.”
    啊,它们会自己把自己排除的。”
    6 Dice un dicho, y dice bien:
    一则谚语说——它说得很好:
    7 “Cómo estarán los infiernos
    “地狱还像个什么
    8 que hasta los diablos se salen.”
    如果连魔鬼也走掉的话?”

    请注意,在这一段中,推销员在其建构的对话者的声音以及自己的框架性言语之外,还以传统谚语的形式,增加了一个集体性的第三音:“地狱还像个什么,如果连魔鬼也走掉的话?”通过调用谚语所具有的传统权威,再加上自己的赞同性的元评论(metacommentary)“它说得很好”(第6行),他有效地反驳了虚拟对话者的质疑。在特定情境中使用谚语是一个有力的掌控意味着什么、为何重要、该做些什么的方式。
    推销员艺术性地将谚语运用在其推销辞中,从而在这二者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互文关系,一场文类之间的对话(Bauman 2004; Stoeltje 2009)。整体上的推销辞是延续性、即兴性、内聚性的,是关于推销员所售药品有效性的论辩,其被赋予的权威性来自于科学的理性魅力。谚语是高度浓缩的、既定的隐喻性表达,代表着传统的集体智慧的权威。通过将自己的言语与集体性表达的谚语相互关联从而将其语境化——包括在征引的框架中命名并品评该谚语,从而使观众为即将到来的论辩的形式和分量做好准备的过程——我们的推销员巧妙地提升了其表演的修辞性力量。
    在更广泛的范畴中,民俗表演的比较分析还揭示了传统化(traditionalization)——在表演过程中,或明显或隐晦地与以往的表演建立某种联结,就像我们的推销员使用谚语一样——是语境化——自然也是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ing)——实践的一种普遍模式(Bauman 2004: 25–28; 146–149; Foley 1995; Hymes 1975b: 354; Jackson 2003: 114, 278–279; Jackson 2008)。表演者所以创造与以往表演的传统性相联结的一个动机,是为某一特定的表达形式建立权威性的声称(an authoritative claim)。冰岛故事家扬•诺尔曼(Jón Noremann),在结束其有关珀尔•斯凯尔迪(Páll Skaldi)——一位19世纪的诗人,其诗句被认为具有魔力——的传说的表演时,声明“如今,他的女儿古德龙(Gudrun),给我父亲讲了这个故事。”通过声明这个富有权威性的传承链条,诺尔曼先生为自己建立了一种表达性系谱(expressive genealogy),从而将自己当下的表演直接与珀尔即兴创作魔力诗歌的故事、后来发生的珀尔的女儿以及诺尔曼父亲的叙事表演联结了起来。他本人表演该故事的权威性由此得以确证(Bauman 2004: 25–28)。
    或者我们可以想一想塞拉利昂的林巴人(the Limba people)常用的将故事表演语境化的实践:将一则mb ɔrɔ(“故事”,字面意思是“古老的事”)的表演置于重复讲述(reiteration)的框架中,该故事被说成是讲述人早些时候听来的,也许是“从老人们那里”听来的(Finnegan 1967: 124, 240)。下面是这类以关系为取向的(relational orientation)表述方式的一些样例:“因为我听到了那个故事,所以我把它讲出来”(Finnegan 1967: 137);“因为我听到了那个故事……所以我不能不讲给你听”(Finnegan 1967: 183);“因为我听到了那个故事……所以今天早上讲述它”(Finnegan 1967: 244)。这类将一个表演与以往的生产和接受样例建立起互文性关联的实践,说明了林巴人讲故事表演中的责任维度(a dimension of accountability):听故事意味着你要承担亲自讲述它的责任。于是,每一次传统化的表演,都既“将其向前推进至”(carries it forward)(Finnegan 1967: 102)计划中的各种重述,又向后推至以往的讲述。毫无疑问,所有的表演均是如此。假如表演取决于对观众承担展示交流技巧和有效性的责任,那么它也可能牵涉其他维度的责任。对林巴人来说,在讲述过程中承认这一责任,变成了标定(keys)作为文类的mb ɔrɔ的表演方式之一。
    传统化的一种更隐晦的形式,是在表演中运用某种语言上的语体(linguistic register),而该语体在文化上被认为属于祖先讲的话。比如在印度尼西亚,这一语体表现为某种仪式风格,由规范的平行关系所标记(Bowen 1991; Fox 1989; Keane 1997; Kuipers 1990)。类似的传统化效果也可能通过运用被划分为“过去的老者讲的话”的系列文类中的一种而获得,就像在新墨西哥北部的墨西哥人社区里那样(Briggs 1988: 59)。
    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本文原载:《西北民族研究》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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