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炯:理解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范式——费孝通先生“多元一体”理论的现代价值(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3:11:41 《青海民族研究》 杨文炯 参加讨论
（三）文化自觉理论 文化自觉是费先生多元一体理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多元一体格局”是他的理论之“器”，那么“文化自觉”就是他的理论之“道”，前者是关于中国文化的本体论，后者是关于中国文化的认识论。如何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更好地保持与发挥多元一体的文化优势，尤其做到“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是费先生在中国“田野”的“行行重行行”中不断思考的问题。特别是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多民族国家不断出现的民族冲突、分裂等社会现象，这一问题更是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现代化发展中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而文化自觉正是作为人类学家的他在中国的“田野”中找到的答案。如其所言：“我在70岁时重新开始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进入了第二次学术生命。我在早期提出‘文化自觉’时，并非从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在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80年代末我去内蒙古鄂伦春聚居地区考察，这个民族是个长期在森林中生存的民族，世世代代传下了一套适合于林区环境的文化，以从事狩猎和养鹿为主。近百年来由于森林的日益衰败，威胁到了这个现在只有几千人的小民族的生存。20世纪90年代末我在黑龙江又考察了另一个只有几千人、以渔猎为主的赫哲族，存在问题是同样的。中国10万人口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就有22个，在社会的大变动中他们如何长期生存下去，特别是跨人信息社会后，文化变化得那么快，他们就发生了自身文化如何保存下去的问题。我认为只有从文化转型上求生路。要善于发挥原有文化的特长，求得民族的生存与发展。” [23]如其所言：“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自知之明是为了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新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达到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24]由此可见，文化是费先生思考多民族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关键词，因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 ④而文化自觉又是社会转型和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他从文化深处回答了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何避免民族冲突、如何实现民族团结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性问题。首先，文化自觉是每个民族实现自身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其二，只有各民族拥有了文化自觉，才能穷实中华民族大团结的精神基础；其三，只有激活了各民族的文化自觉，才能形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合力；其四，只有文化自觉成为了公民的基本修养，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大汉族主义、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的精神顽疾；其五，只有坚持文化自觉，才能更好地维护和发挥我国多民族国家的文化优势，才能更好地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政治优势，才能建设好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二、多元一体理论的现代价值：中国话语与世界之用 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下，伴随中国的崛起，关注“中国”的“学术”话语成为热点。在国际上，尤其在西方，不论是西方传统的“东方学”，还是时兴的“新清史”，乃至从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到巴菲尔德“新”发现的“危险的边疆”，乃至新近提出的亚洲内陆边疆的中国，重新解读“中国”都成为一种西方的学术“时尚”，而这种学术“时尚”也同样深刻地影响到了国内学术界。在国内学术界，不论是反思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还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乃至“去政治化”的争论和“第二代民族政策”的纷争以及何为“国学”的追问，这些话语都指向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学术话语深陷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学术纷争之中，成为了“如何理解中国”走不出的学术迷思。重温费先生的多元一体理论不仅是一把打开此“迷思之门”的钥匙，而且也更凸显其作为中国人类学话语的现代价值。 （一）学科价值 费孝通作为入类学发展史上的一位重要的开拓者[25]他的本土人类学思想不仅是西方人类学到中国人类学的重要转折，而且使人类学从西方文化的价值与利益链条中解脱出来，迈向了面向人民的人类学。他的多元一体理论是中国“地方性知识”的智慧， 是超越西方民族主义的、理解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范式。如费先生所言：“多元一体还是研究和表述中华民族格局的一个范式。运用这个范式要注意两个角度：一是中外历史文化比较；二是社会人类学的文化模型。中外历史文化比较可以揭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与源于西方的民族国家体系不同。中国文化不是单质板块，而是个多元多层次组成的网络体系。社会人类学的文化模型是说我们讲任何一个民族时，都要注竟地理生态、生计方式、社会组织、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和语言符号等层面， 并注意这几个层面的互动关联。有了这样两个角度，上面讲的一与多的关系就可以得到解释。”[26]他告诉我们，理解中国必须摆脱西方民族主义的话语陷阱，必须从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中来理解由56个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所表达的“中国性”。多民族的中国基于历史上深厚积淀的“既定资赋”［givens］——即多元一体的文化结构所呈现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一种复合型互惠认同，而非单一冲突的认同。“中国的地方性知识” 提供一个多民族国家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多线的“地方性经验”。同时，他反思性地指出：“当前民族工作提给民族学的四项任务，这些任务都是属于我国少数民族研究的范围。并不应当引起这样的误会，以为民族学是一门研究少数民族的学科。把少数民族和汉族分开作为两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没有根据的。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由于民族主义的偏见，歧视殖民地的各民族，曾经把所谓‘文明人’的研究划在民族学或社会人类学范围之外，这是错误的。我们肯定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一切民族在内的，在中国的范围里，不但要研究少数民族，也要研究汉族。”[27]因此，在学科的方法论上，他提出的文化自觉无疑是开启了人类学的慧眼。[28]总之，费先生的多元一体理论思想为人类学的本土化和具有中国话语、风格、气派的人类学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值得我们反思和警惕的是，我们的一些人文社会科学都是近代以来在“西学”、“新学”的追慕中从西方舶来的， 乃至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不少学科是在“翻译”中长大的。正是在对“西学”的翻译、学习的“消费”中形成了我们的“品味”，甚至养成了本土学者“言必称西”的学术“习性”，从而丧失了对学科背后的文化霸权的自警和自省。所以，中国人类学的建设既需要学科的文化自信——这是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精神动力， 也需要全球化时代之学科的文化自觉， 要超越西方传统人类学的“我”（本文化） 与“他”（异文化）的二元对立，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我们”——大写的“人”的思考应该成为中国人类学全球化时代的发展指向和学术视界的高地，文化自觉应该成为中国人类学研究走向世界的伦理持守和学术品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