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革：19-20世纪江南田野景观变迁与文化生态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12:10:08 《民俗研究》2018年第2期 王建革 参加讨论
内容摘要：通过对19世纪以来江南田野景观变迁的研究，可透视出江南景观变化的文化动力。这其中有两条价值观主线：一是传统士人与部分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重视传统文化与传统农业，认为古典景观与古代的农耕技术都非常有价值，只是这一脉的发展一直未得到重视；一是占主导地位的李希霍芬的科学土地利用观和苏联的统一化农庄经营观，致使集体化时代的方格化规划、当下的城镇化建设，都存在着简单模仿西方的倾向，这是当前混乱化田野景观形成的原因之一。未来乡村景观建设的方向，在于传统田园风光与现代田园技术的结合。 关键词：江南;景观史;土地利用 作者简介：王建革，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景观是一种叠加在地表上的人造空间系统，具有制度性、社会性与文化性。一个民族的景观是世世代代形成的，具有时代性。杰克逊关于美国乡村景观的分类有三种：中世纪的景观，具有适应能力；近代的景观，产生边界的可视化；现代的景观，暂时性强。①中国传统时代的田野景观具有生态稳定性，地表建筑和乡村的道路都高度可循环。江南的景观是国家体制下的小农景观，具有高度权力的运河和自由分散的小农田块的密切结合，未规划的乡村小路和大小不同的乡村聚落形态，农田的各季颜色，形成古典田园诗歌的审美意境，这既是农夫的，也是士人的。农夫有本能的农田景观的欣赏，农田和耕牛会给他们带来自然的愉悦，他们有深厚的土地感情。刘邦父亲住进长安后想念家乡的景观，近代农民也依然如此。赛珍珠在《大地》中有这样的描述：“除了他的吃喝和他的土地，他再也不想什么新的事情。但是他只想土地本身，他不再想地里的收成怎样，也不再想该播什么种子或别的事情。他有时弯下身，从地里抓些土放在手里。他手里攥着土坐着，仿佛他手指间的泥土充满了生命。”②这是许多小农的终极关怀。士人也有一系列的景观体验并形成为诗画，宋代的江南田园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内容。19世纪以后，西人对田野有相对客观地评价，这为我们分析江南景观的多重视角提供了帮助。集体化以后，乡村政治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统一化水网与农田体系代替了传统的疏林断岸。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以后，小农经济的恢复并没有实现传统景观的恢复，而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形成现在的这种状态。在这其中，二百多年来一系列价值观念与审美观念的变化对景观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也是文化生态的影响。本文通过各种人士的视角，分析这种景观变迁的过程和隐含其中的动力。 一、19世纪田野景观的中西对比 清代的江南景观与唐宋时代的江南有较大的差异。经历了几千年的集约化开发之后，景观质量大大衰退。宋时田园诗大兴，景观质量甚佳，但此后随着人口进一步增长，散乱的水网系统和小农化的田块增多，使田野景观的质量呈下降之势。尽管如此，田野之美仍是诗歌的主题。祝允明《暮春山行》诗曰：“小艇出横塘，西山晓气苍。水车辛苦妇，山轿冶游郎。麦响家家碓，茶提处处筐。吴中好风景，最好是农桑。”③与范成大和陆游的时代相比，祝允明所见的田野景观已经衰退了许多。明代时期利玛窦在对各地物产做评价时，景观评价较少，反而注意到的是各地的花草： 花草之丰盛确实令人不能再有什么奢求了，中国人有很多种花是我们从不知道的，它深深打动人们的美感，并显示出造物者慷慨的恩赐。中国人似乎对于花的形状和颜色要比香味更为喜欢，在他们开始与欧洲人贸易往来之前，他们实际上并不知从花草里提取香精的学术。④ 传教士的视野集中在新奇物种方面，难有景观评价。受西方科学思想的影响，徐光启对田野的评价多了些士人少有的科学描述。他这样讲冈身区可种甘薯的沙地：“吾东南边海高乡，多有横塘纵浦。潮沙淤塞，岁有开濬，所开之土，积于两崖，一遇霖雨，复归河身，淤积更易。若城濠之上，积土成丘，是未见敌而代筑距堙也。此等高地，既不堪种稻，若种吉贝，亦久旱生虫。种豆则利薄，种蓝则本重。若将冈身脊摊入下塍，又嫌损坏花稻熟田。惟有种藷，则每年耕地一遍，皆能将高仰之土，翻入平田。平田不堪种稻，并用种藷，亦胜稻田十倍。是不数年间，邱阜将化为平畴也，况新起之土，皆是潮沙，土性虚浮，于藷最宜，特异常土地。”而低乡的景观，他则如是说：“在低下水乡，亦有宅地园圃高仰之处，平时作场种蔬者，悉将种藷，亦可救水灾也。”⑤ 18世纪末，马戛尔尼在浙江感受到农业的密集。“浙江省多湖泊，像江南一样江河和运河交错，但除了稻米外，出产极不相同，主要产丝，为喂养吐丝的蚕，山岭之间肥沃、美丽的河谷，乃至平原都种植了桑树。”⑥他谈到美丽的山谷和依然保持着长期美丽的山地，他也看到许多破败和贫穷，他认为中国的园林风格是征服自然，西方人的园林风格是改进自然。这一点恰与许多中国学者的中西观念相反。 他们的目的是改变发现的一切，破除旧的创作风格，在各处引进新的。如果是一片荒地，就种上树；如果是干旱的沙漠，就开河灌溉，或者凿湖蓄水；如果是一马平川，就用种种方法使它花样翻新。他们让地面波浪起伏，山峦堆叠，将它们挖成溪谷，用岩石将它变得崎岖。他们夷平凹凸，将欢乐带到荒野，要么赋予沉寂的大地以生机，造大片森林与之为伍。⑦ 这种改造田野的做法，更是指中国的园林经营。与他同行的斯当东也说：“中国人布置园艺，没有一定规格，也不按科学原则，但随手拈来自成风趣，又简单又美丽。”⑧农人经营田园与池塘的水平，与园林经营类似。中国农业就是一种园艺化的精耕细作，因此西人称赞中国农民是园艺者。江南的园林经营也多与农业经营有类似之处。清代高士奇讲自己家乡平湖的江村草堂是“因自然之园圃，不加缔构”⑨。乡村田野中的美景，稍加整治，即成园林。总之，经营园林与经营农业有太多的一致性。斯当东认为中国人种植不太讲究行列，这应当是与欧洲农田相比较的观感。他和马戛尔尼都对江南的桑树有深刻印象。在苏州运河两岸，他关注到大片桑树和乌柏。⑩马戛尔尼团队的轮船副船长看到河流接着河流，景物变幻无常。“这天我们有机会看到这地方的耕作实况：掘土、施肥和耕田，不同的操作法我在沿河两岸的田地上能看得清楚，虽然中国农民生产着与在欧洲我们所见的同样良好的谷物，但这一情况说明，在这里是全靠坚持不懈的劳动得来的，因为他们的农具看样子是十分粗笨的，是一种不轻便的机械。”他看到大量的围观他们的人群和水牛。“聚集来观看我们启程的观众是如此之多，让人难以置信。除了步行而来的以外，还有很多人骑在水牛背上，或者站在水牛车上；这些水牛与我国的牡牛是同样的驯良而易于驾驭。这类水牛在这个国家内大量用来做拖运工作，主要是用在农田和耕作方面。”船长看到了精耕细作下的中国农业在农业机械方面的不足，更认为中国人在一些区域的努力，使田野的风光更加美丽。“江的四周仍旧是山岭起伏，风景绝美，居民之善于耕作和装饰更加强了其美观程度。当我们沿江上溯，一路上大面积的乌臼树园和桑园相间出现；这使时刻变化了的山川景色，增添了不少风光。”(11)轮船长发现了山川景色和桑基农业之美。马戛尔尼对苏州到杭州一带的桑树也有深刻印象：“运河两岸，一望无边的土地上，种植桑树。桑树有两个不同的品种：一是普通的桑，morus nigra；另一种叶子小得多，平滑和呈心形，结白色果实，约田野草莓大小。后者更具有灌木特性，但两者的树枝都不让长成结实的木材，因为要时时剪枝让树干每年长出幼芽，其叶据认为比老枝的更细嫩。”“浙江省多湖泊，像江南一样江河和运河交错，但除了稻米以外，出产极不相同，主要产丝，为喂养吐丝的蚕，山岭之间肥沃、美丽的河谷，乃至平原都种植桑树。”对山水交错地带的河谷景观，有很美好的印象。“苏州府以西是连绵的山岭，以我们迄今看见的要高，其下是一个大湖(太湖)，在中国以其如画美景和盛产鱼类而闻名。我们有意到这个可爱的地方游玩。”西湖的美，一直为各族和各阶层的人所认同，西人也不例外。“这个湖的天然和人工美景，胜过我们至今有机会在中国看见的任何景色。四周山峦高耸，变化成各种形状，山谷里生长着稠密的各种树木，其中三种不仅因本身美丽，也因明显不同于其他树木，特别引人注意。”(12)其实，由于他们刚来中国，对中国的印象，仍然以稀有物种为中心。乌桕树是嘉湖地区传统景观中的林木，马戛尔尼的使团曾对这种树有特别的关注。斯当东亦看到大片的桑林中间间隔着一些产蜡油的乌桕树。(13) 总之，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来中国的西人，对江南田野的评价与欣赏程度并不甚高，但长期以来的风景区，与国人有相当的审美认同。当时的江南文人，尽管继承着宋代以后田园诗的农业审美，对山水景观的审美关注多，农业景观的审美关注少。钱载是18世纪嘉兴本地的诗人，他对太湖和周边的溪山多有诗句，农田诗不多。讲到田野时，更是一种兴味，不是景观。“倒眠紫草田，横拉红蔷架。堕池钓童抱，攀桑蚕妾骂”，这种紫草田是绿肥。他说：“吴俗，春田之不种油菜、蚕豆、大小麦者，撒草子于中，俟其生，绿叶纤茎，开紫白间小花，曰‘荷花紫草’，取以胶河泥，资培壅。”这种紫草田，用草和泥向稻田施肥。紫花草种植在单独的畦中：“撒子出茸茸，畦分菜麦中。低低花紫白，簇簇露深浓。寒食罱泥膠，嘉禾膏雨同。几翻勤灌溉，常足壮培壅。”菜花开放时，文人可以敏感地观察到油菜花形成的景观。蚕豆的绿色与油菜菜花的黄色也相配：“篱门开阖野田香，杨树湾东近汉塘。晓露满畦蚕豆绿，晚风连顷菜花黄。年光只有春来好，日景谁知老去长。”嘉兴田野的稻、草、麦、菜分别与桑树搭配成色调。春天有梅花与杏花：“西舍不遥东舍近，梅花初落杏花开。罱泥担粪看齐出，葱本桑秧买旋栽。将及春分前夜雪，早过惊蛰一声雷。”(14)这些景观是普遍存在的，西人关注也不多。马戛尔尼等人的江南景观，与清代文人的描述有一定的共通之处。他的大副安德逊也关注到青山绿水，眼光与士人一样，只是更有科学化的特点。安德逊这样描述绍兴一带的绿水：“这一部分江面虽阔，但水深达二三英尺之外很少，没有一处超过四英尺深的。江水呈绿色，江底为砂砾，江边则砂石相混。”(15) 中国文人的审美比西人更敏感一些。西人对江南的看法，受他们的家乡，即欧洲田野景观的影响。欧洲乡村景观的整齐度远高于中国，中世纪以后，西方的田野就保持了庄园式的经营，各类景观整齐划一的程度远高于小农经济的中国，中西景观差异，使斯当东和马戛尔尼不对农田景观有什么赞美，而对山水景观多有欣赏。与英国不同，中国是山地国家，他们欣赏山水。在中国文人的景观视野中，少有大视野景观整齐度高的环境，明清时期诗词的乡村描述，多是小桥流水、树木花草和庄稼颜色。事实表明，中西方知识分子对江南的田野印象有共通之处。 19世纪的江南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战争，农业恢复后，景观开始恢复。这一恢复被1868年来华的李希霍芬所关注，他在钱塘江两岸看到荒凉的景观：“当年马戛尔尼率领的使团就是经过这条水路进京的。如果他们的舰船大炮再来到这里，一定会发现此时这里变得荒凉了。”(16)作为一个国际著名的地理学家，他的视野丰富，又有非常好的科学分析。他认为宁波一带的山林景观像日本，属于保护得比较好的区域景观。江南一带的森林，除了少数风景地点外，已经在长期破坏下衰退。在宁国一带，他注意到民众对树木的破坏性砍伐。“这里的景色尽管不及岭以南地区，但也十分秀美。山上是美丽的针叶林带，大部分都有20年到30年的树龄了。但我也看到个别被伐倒的树木，树龄都在50年到60年之间。然而树木的生长状况很糟糕。森林被砍伐得厉害，特别是树龄不高的树木被绑作木筏状顺流而下。人们在伐木的时候根本不懂得经济，通常紧缺的粗大漂亮的树木却被劈成柴火。”(17)内藤湖南认为在中国或欧洲那些森林早已毁坏殆尽的国家，若不去遥远偏僻之地，无法看到天然林的美丽景色。(18)清初的叶梦珠描述过松江府的林木状况：“薪樵而爨，比户必需。吾乡无山陵林麓，惟藉水滨萑苇与田中种植落实所取之材，而煮海为盐，亦全赖此。”(19)赵翼论江南的泥炭时，捎带着谈到江南田岸的树木：“江南惟沿村有树，河港之在野者罕所植，间有之，亦必取作器，小则伐为薪，其孰肯砍而弃诸河?意必洪荒以来，两岸本多树，随山刊木时，始伐而投之，历千万年成此耳。”(20)山地的林木破坏，归因于山林的公地性质，由于中国小农经济的发达，乡村公共管理难以支持山地森林的恢复，越是集约化的农业区，山地的森林景观越是难以恢复，因为这样的地区人口密度甚高，对燃料的需要也更大。清末在中国生活的美国人罗斯在《变化中的中国人》一书中指出，因没有公共地制度，国家与农民任山地处于破坏状态。“渭河沿岸的庄稼地里分散着大量枝叶繁茂的树木，严重影响了庄稼的生长，而两三英里以外的山上却是光秃秃的。人们宁肯在自家的庄稼地里种树，也不愿在不宜庄稼的山上种植草木。这是因为在没有公共管理的条件下，山地不属于任何人，上面的任何东西都会遭到破坏和抢劫。”在四川，他发现农村地区杂草丛生。“农民进行园林式的耕作。虽然到处都种植稻米、大豆、白菜、玉米和蚕豆这些维持生命的必要之物，却没有草坪、葡萄园、桔子树!路过农舍，一眼就会看见脏兮兮的一丝不挂的婴儿，无精打采的小脚女人，破烂的地板、被烟熏黑的墙、黑暗的房间、当地猪、脱毛狗、吃草的驴子等等。”(21)李希霍芬对江南田野的评价也不高，他认为江南人多用粪肥田而破坏了美观： 当然，不甚美观的地方也和日本有相似之处。早上我从船中出来看到的第一幕，就是一群男人挑着一桶桶大粪到田里去。在村子里每家每户的门前都摆着或大或小的木桶或石桶，里面盛着在当地人看来宝贵的肥料。在街道尽头的小屋子里，过路人还能用自己的排泄物为这里的老百姓祈祷获得好收成!这种状况不比日本差多少；农业和国民经济最高程度的完美循环，但是完全无视一切美好的感觉，尤其是嗅觉。(22) 科学的记录与描述，使他对一些相对风景的描述不像中国文人那样，文人集中于说好，那种好也大多是客观的存在，随着景观的衰退，描述便不断减少。他们不在诗歌里赞美田野景观时，景观往往经历着衰退和破败。江南整体的景观，被宋人大量描述，越到后期，描述越少。绍兴一带的东湖是风景区，李希霍芬的描述相对科学真实： 第二天早上我在湖面上绕了一个大圈。这是一个人工湖，由一座长15米，高5米的大坝拦截而成。湖水大概深两米，混浊死寂，如同小池塘里的水质，且长满了水草，看来湖里有不少鱼。湖岸有些起伏的地方，湖水冲到山间的一些湖湾里。大概有45-50平方公里那么大(根据我的草图测算)。西南边远处可见大概达到1200米高的群山。(23) 据他的描述看，嘉湖与绍兴的一般水塘并不洁净，活水流动与塘水更新差，这也符合明清时的水流状态。在太湖周边地区，他对村庄与田野的景观作了描述，且与欧洲作了对比： (12月9日)太湖呈椭圆形，东南端距西北端40公里，西南至东北25-30公里，深度大概不会超过1.5米。岸边地势平坦，长满了芦苇，尤其是东南边。湖上散落几座岛屿，岛上多山。看起来上面都有人住，即使是最小的岛上也建有房屋。除了渔业外，当地还有很多人从事纺织业。房屋都是石头的，屋顶铺着黑色的砖。也许在房刚刚建成的时候曾经粉刷过白灰，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根本就看不出来了。整个村子呈现灰暗的色调，如同废墟一般。这般景不由让人想到了意大利。相似性不止如此，村外的景色也假曾相似，到处种满了桑树，形成一道道树墙，狭窄的小路就从树底下穿来穿去。树下还种着很多蔬菜和豆类植物。但是没有玉米和葡萄，如果有的话，那么这里的景色和伦巴第很相似。(24) 太湖美景和沿岸桑基农业，李希霍芬给出了西式科学描述。村庄景观不美，但他仍说这里的景观像意大利，以现代的眼光看，可能很美。只是他的审美，也受到了当时盛行的欧洲科学审美观的影响。自然科学大兴后，人们对田野的赞美不再集中于自然化和人文艺术化，更赞美科学设计下的园林和田野，李希霍芬对中国景观的评价不高，多源于此。但是，李希霍芬也不否认中国局部景观的文化特色，对一些特色景观，特别是小石桥，仍给予了高度地评价。中国特色的园林化景观被这位西方科学家欣赏：“连河道上那些美丽的石桥都是花岗岩造的，石块被打磨得非常光滑，大概有三四米长，形成完美的弧度。”(25) 中国文人看到景观不佳处，往往不描述。当时整体的景观衰退，因此文人才没有更多的田园诗。以江湜为例，他在临平关注到河中的水生植物，这是少有的水面美丽景观。“水市菱初老，霜畦麦又生。来因迎使节，默自动乡情”，这只能算是中性的景观评价。在松江城外有闲地，他在这里散步，也感叹家乡苏州城的拥挤。他认为当时的苏州城“尺土借人百金赎”，这是寸土寸金的描述。在这里，“无隙能栽半竿竹”。长期以来，传教士和外国考察者也这样描述人口拥挤的苏州城。在山水之间，往往有树木和水面，这样的地区是山水画中的景观，被古人讴歌，也被近代诗人赞美。在宜兴，江湜提到了这样的农田。“我闻阳羡山，其下多良田。田多须水溉，此水余清涟。单锷知其利，乃不知其妍。我观上流平，瑩瑩玻璃然。树影忽倒落，写入波中天。有如皎月色，布满寒林前。”(26) 中国文人很少描述荒草与聚落的景观状态。徐兆玮曾提到常熟荒地。“兵燹之前，本有老荒；兵燹之后，又增新荒。以予所知，昭邑除张、吴、归、何诸市木棉地全熟外，每图各占荒田十分之二三。”(27)李希霍芬在西湖附近看到了衰退的野生景观与荒凉的村落，对乡村在战乱后的破败和杂草群落对村落的侵占，描述得非常清晰：“我回到河边，沿着河岸有一个长长的村子，在村子和山坡之间是居民的耗时地和田园。看得出来以前被耗时种的地方现在大部分都荒废了，杂草丛生，甚至延伸到村落中。村子里大部分房屋都成了废墟。”(28)这是一种战后的荒凉，农业活动以零星的集约化方式开始，很少出现技术的中间形态，没有像西方或中国早期的那种休耕形态。李希霍芬在江南发现了农业技术体系在周期性衰退与重建过程中的技术稳定性。正是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使中国农田景观塑造没有农业技术的中间类型。人们重新恢复农业时，只耕种少量田地。 究其原因，除了在太平天国时期遭到破坏外，此地人口众多，但大部分肥沃的土地却就这样白白荒着，可能由于这里的人只被允许开垦指定的土地，不能自由耕种土地。另外还可能在受到工具和耕作方式落后影响而导致的劳动力低下。当然缺少肥料也是重要的原因。情况常常是这样的，人口因为战争或是疾病减少后，需要人工施肥的那些作物自然跟着减少，相应的耕地的数量也减少。如果当地减少一半的人口，那么耕地的面积也跟着减少一半。南北方相比较，南方出现上述情况的可能性更大。(29) 中国农业对肥料的依赖，决定了农民在开荒初期，由于人口较少，只耕作较少的耕地，其他地荒废，呈荒野状态。周期性动乱发生后，杂草丛生。随着人口增加，田野被辟为农田，部分为荒地。完全垦殖后，又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多而形成更多的小块农田。田野的周期，只是一块块集约化农业斑块迭加的过程。中国农业在近代人口增长的周期下，不是边际效益增加或递减的周期，是肥力决定下的生产恢复的周期，这是由生态循环和几千年以来精耕细作技术水平所决定的。李希霍芬认为，尽管中国农业是一种发达农业，却没有达到土地利用应有的水平。他发现太湖周边的山丘没有被利用，长满了野草，没有种葡萄，更没有羊，认为这是一种遗憾。他认为林牧业需要提高，而中国人在生活上没有那么多的需求，稍事耕作就能不依靠外部力量吃饭穿衣。如果欧洲人利用欧式农业经营技术，荒废的山岭和草原会被用来发展畜牧业，“得到的产品将成倍地增加”(30)。偏向种植业的中国集约化农业技术，是人口压力较高下的一种状态，但是，这种技术没有应有的弹性，以至在人口较少时土地利用不充分。他更受当时的资本化思维的影响，看农业景观，不再是一种风景欣赏，而是一种资本价值的评估。在欧洲，当时的许多草原被圈成牧场，一部分农田也被牧场化。但是，中世纪的敞地景观依然在一些地区存在。(31)在乡村，许多共同地被保护下来，乡村人有着共同放牧权，这种公共地，有着公共的景观，不像中国的小农经济下的景观农业化和小型化。 英国历史学家西博姆习惯于从古纸堆中寻找长期以来在其祖国的土地上被抹却的共同地役制，1885年他十分惊奇地看到现实社会中畜群在博斯的留茬地上游荡。法制对强制轮作的废止在第一帝国时期激起一片遗憾声。实际上它长期存在着，几乎同过去一样蛮横不可一世。在长型田块区，这种制度一直延续至今：强制决定于土地的形式，甚至还有道德束缚的因素。在洛林高原，在阿尔萨斯或勃艮第的平原，到了春天，三圃制的三部分以其各异的颜色争奇斗艳。只是在以往用来休闲的田块上，新的作物代替了稀少的荒草。(32) 中世纪的三圃制一定程度的存在，是农业技术的中间形态。在中国，小农占主导地位，景观随意化，即使种植同样的作物，也有一定的混乱度。 中国小农群体有一定的园艺审美水平，破烂状态是在一定道德、制度和人口的压力下，整个小农群体对景观的放弃。但是，国人原有的园艺素质又可以随时恢复田野的生机。在适合自己的土地上，小农会经营自己的田野空间。由于政治对乡村社会的压迫，基层社会的管理能力才出现大幅度地下降，许多小农放弃了庭院和田野空间的管理。罗斯对中国的田野经营没有什么好的评价，他看到的中国田野只有农作物： 从某种角度来说，中国的确被开发成“花园”式了，因为每块石头都被砸碎了，各种杂草都被除去了，各种作物都像婴儿一样得到了精心的照料。一种粮食作物即将收割时，另一种已准备下种了；新的作物经常种植在还未收割的成熟作物的行间。“花园”一词本应使人产生美感并感到愉快，而在中国不会有此感觉。在任何一个乡村里，人们都找不到被留下来用作娱乐场所的空地。没有绿地，没有草坪，没有鲜花，也没有点缀生活的树木、公园和乘凉的地方。(33) 明清以来，中国乡村审美基本限于田野，没有公共绿地和空间。农民的庭院和士人的园林是私有的，外人无权欣赏，田野的农作物，基本上就是公共空间了。士人消失的时代，也是审美空间大衰退的时代。这时的中国小农，在经济衰退中尽力维持着田野的生产力。他们维系着农业的可持续性，供养了大量的人口。 李希霍芬及一些西方人士对江南的评价，有真实与科学的一面，尽管中国人也有涉猎，却没有西人详细。到20世纪，从卜凯到日本学者和满铁的调查专家，都以科学认知为前提研究江南农业。他们对人均地亩数、劳动力投入等技术性指标过于敏感，相对忽略地理景观和技术形态。天野元之助对松江的调查涉及到聚落形态和人文景观，这种调查的景观呈现，并不是有意为之，是日本调查的那种面面俱到的特色所致。大部分调查没有李希霍芬的景观视野。(34)许多西人仍然没有忽视田野之美。英国画家利德乐看到西湖周边农田中的水牛与水田时情不自禁地发出惊叹：“早餐后我到岸上散步，没走多远就见到一幅典型的乡村图景。水牛在水田里耕作，为播种作准备。‘啊!’我想道，‘无需浪费时间’，决定画下这个画面。”他不但肯定传统江南农业的田野，也对中国的传统农业持肯定的态度，当时的大部分西人却不是这样。“人们正在田间辛勤耕作。有的锄地除草，有的抬着一桶液状物，往土里施。气味随风飘来。在中国什么都不浪费。但外国人对这种用恶臭的粪肥浇灌作物的方式不太赞同。他们要求大家当心自己吃的蔬菜，经常还强制人们彻底放弃蔬菜，特别是沙拉和生蔬。”(35)清末有一位真正的农业专家，他对景观和中国传统技术的评价一直影响到现在，这就是美国专家F.H.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