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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磊:提升中国民族事务的国际话语权——做好民族工作的外部环境分析(4)


    第二,积极展现中国民族地区脱贫的现实成就。中国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规模开展有组织有计划的扶贫工作以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始终是国家重点扶持对象。1990年,国家设立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温饱基金”,重点扶持少数民族贫困县。1992年,国家设立“少数民族发展资金”,主要用于解决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和少数民族生产生活中的特殊困难。中国从2000年起组织实施“兴边富民行动”,对22个10万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采取特殊帮扶措施,重点解决边境地区、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贫困群众的温饱问题。在系统努力、精准发力下,2011年我国民族八省区的农村贫困人口为3917万人,截至2015年,民族八省区减至1813万农村贫困人口,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32.5%。2017年3月17日,《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进展报告(2016)》发布:2016年民族八省区402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人口总数从2015年年底的1813万下降到1411万。
    十九大报告指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中国式扶贫”模式引起世界瞩目,为此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在十九大之前发表赞誉言论:中国扶贫开发经验值得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借鉴。“中国通过经济改革,融入全球市场,帮助数亿人摆脱贫困,全球极端贫困人口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的近40%降至目前的10%左右,其中绝大部分贡献来自中国,这是人类扶贫开发史上的重要篇章”。
    第三,展现“一带一路”给民族地区带来的鲜活动力。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实践高度关注。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了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这一倡议虽然在中亚提出,其实关注的重心是中国西北、西南省份。在过去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很多地区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基本上是改革开放的末梢,活跃的经济要素很难顺畅地传递过去,尤其表现在人们的开放意识缺乏、服务意识不足、商业意识薄弱。这一地区有很多丝路城市,但交通物流欠发达,产业层次属于中低端(以采掘业、资源加工业为主,大多依赖煤油气、有色金属、农产品等原材料),外贸依存度较低,开放型经济占比较小,口岸基本上以转口贸易为主。为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就是要解决上述“痛点”,解决民族地区的诸多痛点,一方面是企业寻求商机的发力点,另一方面是政府进行体制机制改革的完善点。
    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继续发挥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阿拉伯博览会等平台的建设性作用”。具体来看,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举办地在广西南宁,展会主要面向东盟10国;中国—亚欧博览会的举办地在新疆乌鲁木齐,主要面向中亚5国、南亚和欧洲;中国—南亚博览会的举办地在云南昆明,主要面向南亚8国、东南亚11国;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的举办地在宁夏银川,主要面向阿拉伯国家。这些展会成为民族地区对接“一带一路”的品牌性项目。高铁经济、中欧班列、文化产业等“一带一路”的诸多要素正在将以往所谓改革开放的末梢升级为新时期对外开放的前沿。
    十九大报告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明确了方向、夯实了基础。为此,要进一步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本质上看,经济发展是基础,认同建设是根本。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进入新时代,我们要深刻意识到:国际民族事务正处在一种全新的、深刻的、复杂的演变进程中,中国学者必须充分整合国内外学术资源,不断完善中国民族事务的话语叙述,以有效应对在民族问题上对中国核心利益的潜在挑战。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