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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竞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深化(2)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进一步指出:“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这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在民族问题上,过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犯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伤害了许多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在工作中,对少数民族自治权利尊重不够。这个教训一定要认真吸取。必须明确认识,现在我国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必须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保障各少数民族地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政策的自主权。要切实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努力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坚持反对一切破坏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的言论和行为。”⑤虽然中共中央这一历史性文件未充分论证当代中国民族问题,但是,在理论上指明了社会主义时期解决民族问题的途径和内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基于建立新中国以来的经验和教训,以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民族问题的定位更符合中国社会实际。乌兰夫重申了“民族问题是我国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各民族的大团结是夺取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基本保证”⑥的理论判断,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民族问题认识的加深,标志着民族理论和思想上清除“左”的影响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从理论内容上来看,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包括了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内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⑦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的消除,实际上也为正确解决民族问题创造了最为重要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社会环境。
    改革开放促成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使得党和政府的民族工作转向推进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此后,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改革开放和具体解决西藏、云南、新疆、内蒙古、海南等民族地区面临的发展问题过程中,贯彻执行以发展为总目标的新时期路线和党的民族政策,并使得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制度化水平不断提升。
    二、在深化改革实践中丰富民族问题理论认识
    20世纪90年代是国际社会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年代,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深化的阶段。1992年,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进入深水区。面对国际风云变幻、国内改革问题,党对民族问题的理论判断更为深化和细化。党中央认为“90年代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促进各民族共同进步、共同繁荣的关键时期。”⑧1992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为民族工作部署了五项任务,即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逐步与全国的发展相适应;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社会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全面进步;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增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活力;坚持与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进一步加强各民族的大团结,坚决维护祖国的统一。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部署工作任务同时,也全面总结了党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成果,主要内容包括:对民族问题基本概念的厘清⑨、对民族问题产生原因的总结⑩、对民族问题影响的评估(11)、对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产生原因的总结(12),以及对新时期民族问题集中表现的清楚描述等(13)。
    党中央更加明确地认识到民族问题所具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在探索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民族地区各项发展政策不断落实。同时,国家统一是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面向,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在推进民族地区发展的同时,党中央通过“一国两制”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并积极探索解决台湾问题的路径。
    1999年,为“进一步认识和努力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规律,深入研究民族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全面部署跨世纪的民族工作”,(14)党中央再次召开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申明并要求“全党同志都要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必须把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作为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工作的行动纲领。(15)重申“民族问题往往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的特点,要求不断提高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能力。(16)为完成党的十五大提出的跨世纪发展的战略目标,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党中央谋划了民族工作的四项重要任务,即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加强党对民族工作领导和提高民族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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