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举文]文化自愈机制及其中国实践(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2:11:03 中国民俗学网 张举文 参加讨论
二、几个重要概念 为了阐释“文化自愈机制”这个新提法，需要简介几个基础概念。“中国文化”和“文化中国”作为宏观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是必要的前提。“民俗认同”是针对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自信而提出的，旨在反对基于种族主义的种族认同或民族认同思想*。“生命力与有效性”以及“核心符号和随机符号”是具体认识日常生活行为与象征的方法论工具，也是理解文化自愈机制的必要概念*。 (一)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 因为本文谈论的主要是中国文化的传承与自愈机制问题，所以，需要对“中国文化”这个概念作出基本界定。同时，也需要说明“文化”与“中国”，以及相关的“文化中国”概念。 在此，“文化”指以语言文字和生活习惯为载体，表现特定地域的群体的信仰与价值观体系，综合其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作为其群体共存的人类智力创造结果。“传统”是该群体成员对其“文化”的实践和传承过程。没有实践者的日常实践，就不存在“传统”，“文化”便成为历史或想象的历史，而不是正在实践中的文化传统。 “中国”本身犹如“一条河”或“一棵树”，从其形成开始就一直在不断变化，所以，它是一个流动的概念，所承载的“文化”也因此是动态的。正如哲学家杜维明在20世纪90年代初所提出的，除了政治、经济和地理意义外，“中国”更是“文化中国”，包含三个象征性实体或“意义世界”：(1)居住在“大中国”(包括港澳台等地)的中国人；(2)生活在“中国周边”和海外的华裔与华人；(3)以中国文化为自我认同的(各国)知识分子*。人类学家李亦园对此概念补充认为，所有的中国人普遍具有这些共同的身份认同特征：(1)饮食习俗；(2)家庭伦理；(3)对算命和风水，即趋吉避凶的宇宙观的实践*。从历史的角度看，跨区域、宗教、语言或方言的民俗实践的统一性在集体认同的层面对“中国文化”认同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如中国的葬礼所发挥的作用*。 “中国”从其源头开始，就不断吸收来自不同地方的“营养成分”而发展壮大。同理，“中国文化”也从其发生开始，形成(以汉语言文字为载体的)“汉文化”基础，继而成为以汉文化为主体的、融合了历史上诸多群体之文化的广义的中国文化。而维系这条“河”或这棵“树”的便是近代著名哲学家所归纳的对“久”的信念，表现在“心性”这个概念中，这是中国文化的精髓*。这个信念也是中国文化延续的驱动力，与其核心宇宙观一起构成中国“文化自愈机制”的深层哲学基础。 对应于这些哲学概念的日常生活行为处处表现出这样的文化精髓，即中国文化的“核心信仰与价值观体系”：灵魂不灭的生命观、天人合一的生态观、阴阳和谐的自然观、儒家天下“大一统”的世界观、和而不同的生活哲学、入乡随俗的日常行为与适应变通的入世态度、趋吉避凶的主动人生实践*。 (二)民俗认同 提出“民俗认同”这一概念，目的要是在研究认同时，反对“种族认同”和基于此概念的“民族认同”概念。界定这个概念的初衷是希望反思“民族认同”的理论基础，以便更好地解释个体、群体认同中的多样性、杂糅性、临时性和流动性(或动态性)，关注实践中的民俗。这样，通过实践者所实践的传统来认识和理解“我们是谁”以及“他们是谁”，而不是按照官方划定的某种“种族”或“民族”类别去讨论日常生活中所传承的传统，从而集中关注一个文化群体如何以其民俗实践来建构其群体认同，并能发现正在建构中的新群体、新认同和新文化，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群体内部以及之间的多元互动性*。 民俗认同本质上是对邓迪斯提出的“民”以及“取决于民俗的身份认同”等观念的发展*。邓迪斯在界定民俗的“民”(即一个民俗实践者群体)时指出，它是“任何有至少一个共享特征的群体”。因此，这个群体的构成是以共同的实践为前提，而不是共同的“血统”或其他因素。探究这一概念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论的变革，而且是在文化交流与融合中从主位和客位的视角审视自我与他者的思想转变。因此，“民俗认同”考察某一群体中个体的民俗实践，不承认该群体内部的“种族”、“民族”或“宗教”等的差异。这有助于我们通过多元文化的相互作用去理解传统的延续性和创造性，强调“民俗实践”对于一个群体基于共享民俗在形成的群体认同的重要性，同时承认民俗认同的多样性、杂糅性和可变性。“民俗认同”进一步明确民俗与认同的关系，与(基于种族的)“族群认同”和(常常是广义的)“文化认同”等概念相比，是更有助于阐释当前社会矛盾的一个途径*。 (三)生命力与有效性，核心符号与随机符号 如“民俗认同”所示，民俗是一个群体的文化传统的日常表现，包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口头的笑话到歌唱，从居住到着装，从一日三餐到仪式宴席，从迁居到跨群体婚姻，等等。在此进程中，文化传统被不断重述、再现和传播；同时，一些新的文化被吸收，一些传统被放弃。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实践者的选择权决定了他们保留什么，抛弃什么，这一点已有多位民俗学者指出*。 然而，让实践者决定吸收或遗弃一个传统或文化因素的原因又是什么？是实践者自觉的选择还是迫于形势的“被”选择？这些实践者是有意识地根据传统对他们群体认同的“有效性”和“生命力”来进行选择的吗？他们关注到了这些差别吗？ 因此，辨别一种传统在其文化语境下的“有效性”和“生命力”对于此处讨论的方法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正是传统中民俗元素的有效性和生命力决定了它们的延续或中断。生命力存在于核心信仰与价值观，它关乎精神生活，且相对稳定；有效性存在于实际需要，它是唯物论的和可变的。因此，核心信仰和价值观通过“核心符号”得以彰显，可变元素以“随机符号”灵活变通。 当一种民俗传统的生命力超越其有效性时，它将维系已有形式。当它需要更现实的有效性来表达其生命力时，它将利用或发展别的随机符号来达到目的。实践者经常因为有效性而作出选择，却不一定能在实践中意识到某些符号所体现出的生命力。当实践者感到有“必要”实践一种传统，并且不仅仅是出于物质性的目的时，那么很有可能，这一传统对于该群体是有意义的，是他们群体认同的核心。 民俗认同符号包括语言特征(语言、方言或口音)、着装风格、饮食习惯、仪式象征和信仰表达等(参见下文在讨论“内在逻辑”时所列举的日常生活中的认同符号表象)。在这些符号中，实践者从他们自己的视角出发，将一些符号视为对他们必不可少的“核心符号”，而将另外一些视为用于适应社会经济条件或环境需求的“随机符号”；在日常生活中则常常以“必不可少”或“可有可无”来表达。核心符号对传统的传承极其重要，因为它们体现的是生命力，是该文化的核心信仰与价值观体系。随机符号对于维持一种临时性身份认同的实践来说是有效和有益的，它的有效性源于社会条件的变化。 上文所述的“中国文化”精髓，即“核心信仰与价值观”，便是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是“传统传承机制”的内驱力。它驱使中国文化从一个时代传承到另一个时代，从危机中获得康复达到自愈和新生。它体现在日常的具体实践中，隐含为认同的核心符号。相反，其中凸显“有效性”的事项则多表现出随机符号特征。当然，核心符号和随机符号并非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两者是可能转换的，并在转换中发展出新的文化传统。从局内人的视角来看，它们在个体和群体两个层面都有意义，但即使是局内人也不一定能辨识到不同符号的作用。有时，局外人认为是“核心”的，局内人却并非这样认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