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视角下的世界史研究笔谈——“文明”标准与英国学派的典型历史叙事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6:10:17 《史学集刊》2018年第4期 任东波 参加讨论
作者简介：任东波，吉林大学世界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思想史、国际关系理论和史学理论。 在后冷战时代，作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流派——英国学派，重新获得国际关系学和世界史两大学科的青睐。“两个核心要素界定了英国学派的特殊性：它的三个重要概念及其理论上的多元主义方法。这三个重要概念是：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和世界社会(world society)”。①何谓英国学派是个众说纷纭的话题，巴里·布赞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似乎较为明智：“在保持标签‘学派’的同时，为了避免关于来龙去脉的众多争议，我将其视为一个边界广泛而又模糊的知识活动。”② 英国学派最显著的特征是与历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就整个英国学派的凝聚力而言，“将英国学派团结在一起的共同主线是：承认历史或历史知识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意义”。③其次，就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论取向而言，“历史学在英国学派的思想中占据着头等重要的位置，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奠基者马丁·怀特和赫伯特·巴特菲尔德是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也由于国际关系领域里历史知识和科学方法之间的竞争”。④第三，就跨学科研究而言，“在英国学派研究方法中，历史占有重要地位，英国学派依托世界历史在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英国学派也成为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的桥梁”。⑤因而，在60年发展历程中，英国学派产生了众多具有深远影响的学术著作。这些著作铸就了英国学派独树一帜的历史叙事风格，其中，“文明”标准成为影响其历史叙事的一个核心要素。 “文明”标准是英国学派学术实践的一个重要议题，其中，江文汉撰写的《国际社会中的“文明”标准》最为引人注目。这本书的重要意义正如约翰·C．坎贝尔所评论的那样：“那些想知道当今世界在制定共同的国际行为规范和国际法规则方面为什么如此困难的人，最好阅读一下这项关于19世纪国际大家庭和本质上是欧洲‘文明标准’的研究，非欧洲国家如果想加入这个大家庭，就应该遵守这些标准。”⑥江文汉开宗明义地指出，“19世纪，随着欧洲国际体系的扩大，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国际规范的可能性首次成为现实。然而，将欧洲的‘文明’标准强加于非欧洲世界，引发了文化体系的对抗，因而从根本上说，‘文明’标准是不可调和的”。⑦江文汉关注的焦点在于：“文明”标准这种思想是如何融入欧洲国际社会扩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认为有两个因素至关重要：一是欧洲国家同非欧洲国家签订的条约；二是国际法学家所写的国际法律条文。 江文汉关于“文明”标准的论述在两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讨。一方面，他界定了“文明”标准的要求：1.“文明”国家保障生命、尊严和财产等基本权利；旅行、商业和宗教自由，特别是外国人的自由；2.“文明”国家是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官僚机构，具有一定的管理国家机器的效率和组织自卫能力；3.“文明”国家遵守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包括战争法；并维持一个由法院、法典和颁布的法律组成的国内制度，保障其管辖范围内的所有人，无论是外国人还是本国公民都享有法律公平；4.“文明”国家通过保持适当和永久的外交交流和沟通渠道，履行国际制度的义务；5.一个“文明”国家大体上符合“文明”国际社会公认的规范和做法。⑧另一方面，他提出了“文明”标准的一般性定义，“通常来说，‘文明’标准表现为一种心照不宣和明确的假设，用来区分哪些成员属于或不属于某一特定社会。它包含了两个区分：第一，根据定义，那些符合某一特定社会‘文明’标准要求的人会被纳入‘文明’成员的圈子里，而那些不符合的人则被排斥在外，并被视为‘未开化’或‘野蛮’；第二，‘文明’标准不仅适用于个别国家或个别社会，也适用于国家体系或国际社会。”⑨根据江文汉的上述论述，“文明”标准可以进行如下分类：从表现形态来看，可以划分为隐性的“文明”标准和显性的“文明”标准；从空间来看，可以划分为全球性“文明”标准和地方性“文明”标准。隐性的“文明”标准是指蕴含“文明”标准内涵的社会科学领域的概念、术语及理论；显性的“文明”标准大体上对应江文汉所界定的“文明”标准的具体要求。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国际社会”，不仅包含了隐性的“文明”标准和显性的“文明”标准两个层面，而且主导了英国学派的典型历史叙事。 “国际社会”是英国学派最为重要的概念，英国学派的理论因此亦被称为“国际社会理论”。然而，“国际社会”的概念并非一朝生成，而是经历了一个理论化的过程。被誉为英国学派“教父”的马丁·怀特对英国学派第二代的“旗手”赫德利·布尔影响深远，“布尔的《无政府社会》从格劳秀斯和怀特那里获得了灵感”。⑩在某种意义上，布尔是从怀特那里汲取了足够的“营养”后，才完成了“国际社会”理论化的重任。一方面，怀特关于国际体系的论述为布尔界定“国际社会”概念提供了理论启示和经验支撑。怀特对国家体系的制度、文化问题、政治问题进行了阐述，国家体系的四种制度包括：使者、会议和国际制度、外交语言及贸易；文化问题包括：文化一致性、外部和内部文化差异；政治问题包括：国际体系成员的数量和成员的同质性、等级制、动力、阶段、结局。(11)从布尔对“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的界定上，不难看出怀特思想的影响。“当国与国之间进行经常性的交往，而且他们之间的互动足以影响各自的行为时，我们就可以说它们构成了一个体系”。“如果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从而组成一个国际社会，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认为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而且它们一起构建共同的制度，那么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就出现了”。(12)另一方面，怀特在方法论上的欠缺赋予了布尔创新的动力。罗伯特·基欧汉曾指出，“怀特是西方传统的思想家，很少提及其他文化关于国际关系的观点……怀特最大的疏漏，是其忽视了对关于世界政治行为法则进行科学的或行为主义的探求”。(13)布尔本人也认为，“怀特对行为主义者的态度是我和他的分歧之一”。(14)布尔本人倾向于调和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古典方法和科学方法。他认为，在1960年代存在着两种国际关系理论方法，即古典方法和科学方法。布尔在批评科学学派缺点的同时，也肯定了其贡献，并认为二者不要各说各话，相互排斥。(15)当布尔完成了“国际社会”的理论化后，英国学派就开始了运用这一概念进行历史叙事的学术实践，原因在于“布尔的兴趣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国际社会的本质、历史和演进”。(16)从“国际社会”的概念化过程中，可以清晰地辨识出隐性的“文明”标准和显性的“文明”标准的内涵和分野。 一般而言，典型叙事(或称之为典范叙事，exemplary narrative)让人们想起了下列事例之一，即这些事例展示了行为的一般规则的应用；典型叙事将连续性作为规则的永恒有效性，规则的永恒有效性涵盖了时间上迥异的生活体系；这种叙事通过将时间的经验普及化为行为规则的方式来塑造认同。典型叙事的另一些例证是那些表现美德或恶行模式的故事。此外，经验也体现为多种多样和异构性(指由不同成分构成，heterogeneous)，需要规则或原则来整合。典型叙事的故事开启了超越传统局限的时间经验的领域：时间获得了空间扩展的意义。(17) 如果说布尔的《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确立英国学派典型历史叙事的根基并锻造了进行这种历史叙事的理论工具的话，那么《国际社会的扩展》和《国际社会的演进》则开始讲述了虽相似但又存有差异的历史故事。作为《国际社会的扩展》的两位主编，赫德利·布尔和亚当·沃森指出：“这本书的目的是考察欧洲国家的国际社会向全球其他地区的扩展，以及从一个欧洲塑造并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转变为今天的全球性国际社会。今天的国际社会有近200个国家，其中的绝大多数国家处于欧洲之外”。(18)这部著作由四部分构成——欧洲国际社会与外部世界、非欧洲国家体系被纳入国际社会、对西方支配地位的挑战以及新的国际社会。作为一种典型历史叙事，这部著作凸显了其跨学科意义，即“它的焦点可能是一个特定的体系，但其意义远不止于此，历史学家能够使众多的传统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恢复生机”。(19)然而，这部著作也同样受到批评，吉恩·M.莱昂斯的批评虽然婉转，却直指要害。“当欧洲各国开始到达和渗透到其他区域性国际体系时，欧洲国际社会就转化为全球性的国际社会。这种转化并不是简单地源自欧洲的规则强加给其他区域的结果，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20)个中缘由正如沃森在谈及《国际社会的扩展》写作时所言：“我们有时解决了各种困难，但直到布尔辞世的时候，我们在另一些事例中仍然存在着争执，或是未能找寻到令人满意的答案。”(21)为了解决这些难题，沃森开始探索“国际社会”的历史演进。 在2007年出版的一部论文集中，沃森道出了他研究国际社会和国际秩序的初衷：“我观察新的国际秩序肇始于大规模非殖民化的出现，而不仅仅是在威斯特伐利亚意义上开始这种观察的。”(22)《国际社会的演进》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古代国际体系(包括苏美尔、亚述、波斯、古希腊、印度、中国、罗马、拜占庭、伊斯兰体系)、欧洲国际社会(包括中世纪欧洲、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欧洲的文艺复兴、哈布斯堡王朝的霸权、威斯特伐利亚、均势时代、拿破仑帝国、集体霸权)，以及全球性国际社会(包括成为全球性欧洲体系、欧洲支配地位的崩溃、超级大国和非殖民化时代、当代国际社会)。(23)沃森在与怀特的《国家体系》同名的一篇论文中，总结了怀特所独具的清晰性、学术性及彻底性的各种问题。“或许，马丁的所有问题中，对我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他使我们超越了由独立国家所构成的体系，并提供了霸权和宗主国的体系，这些都扩大了我们的视野。我们都能感知到这一洞见的影响”。(24)沃森还特别描述了作为文明化过程的“外交话语”。他认为，这种文明化过程“是以对其他民族观点的认知和尊重为基础，由于持续的观念交流和尝试寻求彼此能够接受的解决利益冲突的方法，文明化的过程增强了认知和尊重”。(25)然而，“国际社会”概念本身就意味着一个潜在命题，即欧洲国际社会的模式是整个国际关系历史演进的典范。与此同时，《国际社会的演进》的历史叙事，也无法摆脱隐性的“文明”标准和显性的“文明”标准的束缚，因此，沃森依然未能摆脱英国学派典型历史叙事中或明显或隐匿的“欧洲中心论”。 “叙事是一种话语形式。通过这种形式，我们为自己和他人重构和描绘了过去的经验”。(26)从英国学派典型历史叙事的角度来看，“文明”标准也是一种话语形式，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文明”标准这一术语的背后，彰显的是西方世界的学术话语霸权。在后冷战时代，江文汉开启的关于“文明标准”的讨论仍在继续。布雷特·鲍登指出：“江文汉在描述经典的文明标准时指出，现代国际社会至少出现了两种新的准则可能成为新的标准。第一个是‘非歧视标准或者叫人权标准’，第二个是‘现代性标准’。”(27)江文汉本人也再次发声，认为新兴的全球世界主义文化在许多层面上超越了主权国家，“今天的全球体系重申了关于全球‘文明’标准……后续的问题还包括如何建构全球‘文明’标准”。(28)然而，究其实质，上述观点依然是以一种以欧洲经验为基石的地方性“文明”标准，绝非是一种以世界历史中诸文明的历史经验为基础、抽象而来的全球性“文明”标准。事实上，当今世界并不存在一个全球性“文明”标准。 综上所述，通过“国际社会”这一核心概念，“文明”标准成为英国学派典型历史叙事的核心要素和理论工具，并主导了典型历史叙事的学术实践。英国学派的典型历史叙事反过来又强化了“文明”标准，并使其不断调整自身内涵和表现形式。因此，非西方世界要想超越欧洲/西方世界所孕育的“文明”标准，不仅需要加强与西方世界的平等对话，还亟须构建自身独具特色的学术话语。 注释： ①Richard Little,“Neorealism and the English School:A Methodological,Ont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Reassess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No.1(1995),pp.15-16. ②Barry Buzan,“The English School:An Underexploited Resource in I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7,No.3(Jul.,2001),p.473. ③Andrew Linklater and Hidemi Suganami,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Contemporary Reassessm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84. ④Cornelia Navari,Theoris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English School Method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9,p.148. ⑤[英]巴里·布赞著，颜震译，《英国学派与世界历史研究》，《史学集刊》，2009年第1期。 ⑥John C.Campbell,“Review: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eign Affairs,Vol.62,No.5(Summer,1984),p.1248. ⑦Gerritt W.Gong,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Oxford:Clarendon Press,1984,p.vi. ⑧Gerritt W.Gong,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pp.14-15. ⑨Gerritt W.Gong,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p.3. ⑩Richard Rosecrance,“International Theory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5,No.4(Autumn,1981),p.693. (11)参见Martin Wight,Systems of States,edited by Hedley Bull,Leicester: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77,pp.22-45. (12)[英]赫德利·布尔著，张小明译：《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二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10-11页。 (13)Robert O.Keohane,“Review:International Theory:The Three Tradition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6,No.4(Dec.,1992),p.1113. (14)Hedley Bull,“Martin Wight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Second Martin Wight Memorial Lecture,” Brit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No.2(Jul.,1976),p.104. (15)参见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Theory: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World Politics,Vol.18,No.3(Apr.,1966),pp.361-377. (16)Stanley Hoffman,“Hedley Bull and His Contribu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2,No.2(Spring,1986),p.181. (17)参见  Rüsen,“Historical Narration:Foundation,Types,Reason,” History and Theory,Vol.26,No.4,(Dec.,1987),pp.91-92.(18)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eds.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Oxford:Clarendon Press,1984,p.1. (19)John M.Roberts,“Review: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Vol.101,No.398(Jan.,1986),p.206. (20)Gene M.Lyons,“Review: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Great Britain:Further Connections,” World Politics,Vol.38,No.4(Jul.,1986),p.636. (21)Adam Watson,“Hedley Bull,States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i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3,No.2(Apr.,1987),p.147. (22)Adam Watson,Hegemony & History,New York:Routledge,2007,p.5. (23)参见Adam Watson,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Reissue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London:Routledge,2009. (24)Adam Watson,“Systems of Stat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6,No.2(Apr.,1990),p.109. (25)Adam Watson,The Limits of Independence:Relations Between States in the Modern World,London:Routledge,1997,p.20. (26)Deborah Schiffrin,In Other Words:Variation in Reference and Narrativ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18. (27)Brett Bowden,“In the Name of Progress and Peace: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Universalizing Project,” Alternatives:Global,Local,Political,Vol.29,No.1(Jan.-Feb.2004),p.65. (28)Gerritt W.Gong,“Standards of Civilization Today,” in Mehdi Mozaffari,ed.,Globalization and Civilizations,New York:Routledge,2002,p.78.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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