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藏珍稀民俗文献与文物资料研究的构想与思路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8:11:53 《学术研究》2018年第7期 王霄冰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从16世纪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带走不少中国民俗资料，到19世纪后，来华西方人在中国各地进行系统而有目标的田野考察，收罗了大批在国内当时不受重视的民俗文物和民俗文献。这些资料今天散藏在国外的博物馆、图书馆等机构，成为研究中国民俗文化的一个有待开拓的宝库。其中许多珍贵资料在中国本土已经散佚无存，而且大部分未经编目整理，学者难以利用。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外藏珍稀中国民俗文献与文物资料整理、研究暨数据库建设”，即旨在全面、系统地调查海外所存中国民俗文献及民俗有关文物，予以编目、整理和研究，并建立数据库。作为该课题的纲领性文章，本文阐述了海外藏民俗文献与文物的主要资料类型，课题研究的出发点、具体路径与方法及其重点难点。 关 键 词：海外汉学 民俗文献 民俗文物 民俗资料 数据库 作者简介：王霄冰，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中国语言文学系民俗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海外藏珍稀中国民俗文献与文物资料整理、研究暨数据库建设”(16ZDA163)的阶段性成果。 民俗学、人类学是在西方学术背景下建立起来的现代学科，其后影响东亚，在建设文化强国的大战略之下，成为当前受到国家和社会各界广泛重视的学科。从16世纪传教士进入中国，带走不少的中国民俗资料，到19世纪之后，国外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旅行家在中国各地进行系统而有目标的田野考察，收罗了大批在中国当时并不受注意的民俗有关文物和民俗文献，流转国外，现在连同当时学者自己的笔记、资料、图片等，散藏在国外的博物馆、图书馆等机构，成为研究中国民俗文化的一个有待开拓的宝库。其中许多珍贵资料在中国本土已经散佚无存，而且大部分资料未经编目整理，亦未得到介绍披露，学者难以利用。因此，全面、系统调查海外所存中国民俗文献及民俗有关文物，予以编目、整理、研究，并尽可能复制、扫描或摄影以设立数据库，不仅大有必要，而且也是当务之急。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外藏珍稀中国民俗文献与文物资料整理、研究暨数据库建设”即旨在解决此一问题，目的在于使流落海外的民族文化遗产得到抢救和继承，而且通过考察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民俗文献与文物的收藏史和研究史，借鉴其学理依据和学术理念，丰富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 一、海外藏民俗文献与文物资料类型及研究现状 所谓民俗文献，首先是指自身承载着民俗功能的民间文本或图像，如家谱、宝卷、契约文书、账本、神明或祖公图像、其他各类手抄本等；其次是指记录一定区域内人们的衣食住行、生产劳动、信仰禁忌、节日和人生礼仪、口头传统等的文本、图片或影像作品，如旅行日记、风俗纪闻、民俗志、老照片等。而民俗文物则是指反映民间风俗习惯等文化现象的代表性实物，如日常生活中的工具、用具、服饰、玩具、娱乐用品、祭祀用器、建筑装饰等。 自有与外国交往开始，中国的民俗文献与民俗相关文物一直都是来自国外的传教士、旅行者、商人和学者们感兴趣的对象。他们不仅通过文字、图像等手段记录下了自己对于中国各地风俗的观感与体验，而且还把大量的民俗文物与文献带回到了自己的国家。这些实物和文献资料经过岁月的沉淀，今天有很大一部分都已不再归私人所有，变成了博物馆和图书馆等公共机构的收藏品。然而由于这些博物馆和图书馆的收藏与展出重点，往往集中于历史价值或艺术价值较高的作品，民俗文献与文物因其通俗性、草根性特征，并不总是能够得到收藏者与观赏者的足够重视，同时也由于当地往往缺乏能够解读这些来自中国民间的文献与文物的专家，所以虽然此前已有部分收藏得到了关注和研究，但其中仍有大量的相关文物和文献资料被长期搁置在仓库中，等待着有朝一日有人去发现和利用。  海外藏民俗文献与文物种类十分丰富，且数量巨大。本课题组根据现有资料，分析出了5大类27小类资料类型。5大类即从资料的载体和性质出发，可区分为文本类、图像类、实物类、音像类和研究资料类，而在每大类之下，又可根据资料的内容及其民俗功用分出许多具体的小类(参见表1)。有的小类之下还可区分出更多的具体类别，即三级分类，例如“外销画”可根据其材质和画法分为“外销油画”“外销水粉画”“外销玻璃画”等不同种类；“西南民族图册”既包括描述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苗图”，也包括描述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图册；“年画/版画”“剪纸”和实物类的民俗资料也有地域和流派之分，在整理和研究的过程中须进一步加以细分。 在这些资料类型中，对于文本类的宝卷、说唱文本、善书等，国内此前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例如宝卷、善书方面，中国俗文学学会和扬州大学文学院曾于2014年举办“中国宝卷国际研讨会暨中国俗文学学会2014年学术年会”，会后出版了论文集。①书中所收的美国学者伊维德《宝卷研究的英文文献综述》、陈安梅《中国宝卷在日本》、崔蕴华《牛津大学藏中国宝卷研究》、俄国学者白若思《俄罗斯收藏明初〈目犍连尊者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写本的特色与价值》、日本学者山下一夫《日本广岛大学收藏宗教经卷的整理情况》等论文，对于我们了解宝卷类文本在海外的收藏和研究情况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在对海外藏民间说唱文本的整理和研究方面，中山大学黄仕忠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外藏珍稀戏曲俗曲文献汇萃与研究”研究团队开展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并已出版部分成果。②德国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的张玉芝女士也发表了《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藏广东木鱼书目录》。③为使研究工作不重复，本课题将重点关注明清以来的与五大宗教没有直接关系的那些民间宝卷、善书和说唱文本，以挖掘其作为民俗学资料的学术价值。 家谱既是历史资料，同时也是重要的民俗文献。中国家谱在日本和美国都有丰富的收藏。例如《美国家谱学会中国族谱目录》一书，就著录了该学会1974年以前所汇集的中国家谱3000多种。④另据家谱学专家王鹤鸣先生介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及日本的国会图书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洋文库和京都大学东洋学文献中心等，也是中国旧家谱的收藏大户。⑤迄今为止的家谱研究多出自历史学和谱牒学研究者之手。民俗学和人类学者虽然也利用家谱作为参考文献，却不太重视对于家谱原始文本的搜集和解读。本课题希望在这方面能有所突破，将流落海外的中国旧家谱也部分地纳入到研究和编目范围中，目的在于探索利用家谱资料研究民俗学相关问题的可能性。⑥ 文本类的民间文献还包括账本、契约文书、医书、地理书等，以及南方一些少数民族的宗教文献，如瑶族的手抄本文书和纳西族用象形文字写成的东巴经书。尤其是后两种，藏量十分丰富，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注意。20世纪90年代，德国慕尼黑大学汉学研究所贺东劢(Thomas O.  )教授曾主持一项题为“瑶族宗教文书”的科研项目，对收藏于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的2776册主要用汉文书写的瑶族手抄本文书展开研究，出版了相关的文献编目和论文。⑦中南民族大学何红一教授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交流期间，偶然发现了该馆收藏的241件瑶族手抄文书，包括有整本的《盘王大歌》《评皇劵牒过山榜》和其他经书、歌书、历书、占书、相病书、启蒙读本等。她于2008年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开始进行“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研究”，目前已经发表了一系列论文。⑧何红一在研究过程中又发现在俄亥俄大学图书馆也收藏有近2000件瑶族手抄手绘文献及实物，包括卷轴、挂像、神头、法冠与法衣、手抄本等。⑨出生于奥地利的美国探险家与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Joseph F.Rock)是最早发现和关注纳西族文化的西方学者。他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搜集纳西东巴文化的相关文物和文献资料，于40年代将所搜集的近8000册东巴经文带到美国，之后将其中的约1000册捐赠给美国国会图书馆，大约4000册出售给私人(美国康纳狄格州格林威治小镇的Heronmere，这批藏品因此被称为“赫尔梅勒收藏本”)以及哈佛大学(现藏约1000册)和意大利的罗马东方学研究所。后者在二战结束后又将部分用象形文字书写的东巴经文转售给了西德的国家图书馆，即现在的柏林国家图书馆(现藏2000多册东巴经文)。洛克本人后来又将大量缩微胶卷和照片等原始资料给了这家图书馆，并帮助该馆编撰东巴经文目录。洛克去世后，德国学者Klaus L.Janert继续完成了该馆所藏全部东巴经文以及彝族和仲家(布依族旧称)手抄本的目录编撰工作并陆续出版。⑩ 具有民俗学研究价值的图像类文献与文物主要包括清代广东等地面向海外市场制作的“外销画”、以贵州和云南两地少数民族为题材的西南民族图册、历代“耕织图”、老照片和老明信片、年画版画和民间剪纸作品等。“外销画”的研究过去仅限于历史学和艺术史领域，民俗学者很少涉足。然而在摄影技术发明之前，绘画是文字之外记录社会生活的另一重要手段。由于“外销画”的产生背景与19世纪欧美人对于异文化的浓厚兴趣有关，因此留下了许多描绘广州等地市井风情的画作，内容具有较高的真实性。国内外学界的“外销画”研究虽已取得长足的进展，但由于“外销画”藏品在全球分布十分广泛且数目惊人，已有的研究尚未能穷尽所有的海外藏品，有待进一步发掘，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也有待于进一步开拓。(11) 目录中的“西南民族图册”即通常所谓的“苗图”，其中的“苗”并非只指苗族，而是对于西南少数民族的泛称，尤以贵州和云南两地民族为主。这类图册肇始于清朝雍正、乾隆时期。伴随着朝廷在西南地区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完成了开辟“苗疆”的大业，作为国家大一统的象征，乾隆皇帝亲自策划和启动了《皇清职贡图》的编撰工作，命令各地官员们绘制当地各种少数民族的形貌服饰图录，上报朝廷后汇编成册。(12)在这一国家行为的影响之下，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描述贵州及周边地区少数民族体貌、服饰等文化特征的特殊艺术体裁——“苗图”。“苗图”又称“黔苗图”“苗蛮图”“百苗图”“苗民图”等，其具体的起源时间、版本流传情况不明，目前学界一般按照清代李宗昉《黔记》中的说法，认为嘉庆年间陈浩所著的《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为后来各种“苗图”的底本。但值得注意的是，现存海外的一些“苗图”显示的成书时间却早于陈浩，例如德国莱比锡民族学博物馆现存一册《滇省迤西迤南夷人图说》，作者署名贺长庚，完成时间标注为乾隆五十三年(1788)。(13)这些到底是在《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出现前后一段时期由不同作者完成的类似作品，还是像杨庭硕、李凌霞针对美国国会图书馆藏《苗蛮图册页》所判定的那样，当属后世的仿冒本？(14)假如是真迹，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即便是仿冒本，也会引发新的研究问题，比如：仿冒本是在怎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产生的？为什么会有人不惜花费时间和精力去仿冒？为什么“苗图”在海外有如此巨大的市场？等等。不管怎样，海外藏为数不少的“苗图”都能为我们开拓新的研究视野提供重要参考。 据史晖在其博士论文《国外“苗图”收藏与研究》中的统计，“苗图”在英国、意大利、美国、日本、德国、法国、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都有收藏，数量达80多种。(15)从19世纪开始，西方人在搜集这批文献的同时也对此开展了初步的研究。20世纪末，美国学者Laura Hostetler对海外藏“苗图”进行了系统梳理，并从民族志文本的视角切入进行解读。(16)与此同时，国内学者也开始把海外藏“苗图”纳入到了研究视野之中，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成果之外，还有胡起望的《东京所见“苗图”概述》(17)、李国栋、张宝院《日本早稻田大学所藏〈蛮苗图说〉评介》(18)等。不过，就像马国军、张振兴在《近二十年来“百苗图”研究文献综述》中评述的那样：“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国内学人对外国学人研究成果关注不够，尚有很多缺陷。首先体现在对他们的论文、专著等文献的译介乃至研究，还存在着众多的空白。”(19) 《耕织图》源于我国古代记载农桑作业情况的图像，正式得名于南宋时期，自宋以来形成了几十种不同的版本。其中有不少珍稀的版本流落海外。如南宋梁楷所绘《耕织图》在国内已无保存，但在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却收藏有标明为梁楷真迹的《耕织图》的断片，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也藏有一套梁楷《耕织图》的临摹本。元代程棨所作《耕织图》的临摹本，曾被乾隆皇帝收藏在圆明园中。乾隆还命画院临摹刻石，也藏于圆明园。1860年，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时，掠去《耕织图》，后辗转至美国，现藏于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该图的刻石部分在这场浩劫中被毁，留存的23方余石为中国历史博物馆所收藏。明代宋宗鲁版《耕织图》由时任江西按察佥事的宋宗鲁根据南宋时期楼璹的《耕织图》重刻而成，此重刻本在国内也已失传，但在日本却保留有延宝四年(1676)狩野永纳的翻刻本。这些显然都是研究古代《耕织图》及中国农耕、桑蚕和纺织业的珍贵文献。(20) 海外藏关于中国社会生活的老照片(包括老明信片)的数量同样十分惊人。例如前面提到的洛克在云南拍摄的、带往美国和欧洲的照片，大部分至今仍未得到公布和使用。1992年，纽约的一家美术馆曾展览了洛克遗留的部分照片并出版影集。(21)比洛克更早来到中国并用照相机记录下中国人日常生活场景的，还有美国传教士何德兰(Isaac Taylor Headland，1859-1942)及其夫人(22)、业余社会学家甘博(Sidney D.Gamble，1890-1968)等，后者的部分影集近年来已在国内出版。(23)前者虽因其所搜集的中国儿歌而为中国民俗学者所知，但他们关于中国民间生活的摄影作品在国内却尚未有人介绍。日本方面的相关资料也有很多，像东洋文库、京都大学东洋学文献中心等都收藏有大量的关于中国社会生活的老照片。笔者2017年在日本历史民俗博物馆考察期间，发现该馆也藏有800多枚中国清朝末年直至民国时期的根据照片制作的旧明信片，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生活情况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中国的年画版画与民间剪纸作品因其独特性和便携性也为来华西方人所青睐。中南民族大学何红一教授的弟子王镜曾对海外收藏的木版年画进行了梳理和研究，在其2012年提交的硕士论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民间木版画收藏及价值研究》中提到，除了哥伦比亚大学之外，在大英图书馆和博物馆、伦敦大学亚非图书馆、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法国亚洲协会等，都收藏有为数不少的清代至民国时期的中国民间版画作品。(24) 实物类的民俗资料主要包括各民族服饰、面具、人物雕像、生活和仪式用具、儿童玩具、皮影、印章等。作为丝绸和手工艺大国，中国的丝绸制品和刺绣作品在海外收藏极为丰富，本课题所关注的只是其中具有民俗意义的部分，比如能够反映我国各民族日常服饰形制和能够代表某种特殊手工技艺的作品。人物雕像则以民间信仰中的神灵雕像为主。生活和仪式用具指的是民众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人生仪礼和各种信仰仪式中所使用的物件。玩具既包括儿童日常生活中的游戏用物品，也包括面向儿童的木偶戏等的道具。皮影因其特殊性和在海外收藏数量较大的关系而被单独列为一项。至于印章，指的并不是各种官制印章或文人书画家们所使用的艺术印章，而是民间出于某种需要制作和使用的那些特殊印章，比如笔者在日本调研期间，就发现有一种被称为“丝印”的印章，流行于德川幕府时期，是当时专用于中日之间生丝交易的一种信用凭证。透过对这批印章的研究，可以深化我们对于当时中日两国民间贸易及其相关习俗的了解。 20世纪以来，随着录音和摄像技术的进步及其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不少来华西方人也使用录音录影技术记录下了中国各民族人民的日常生活。这些保留在各地博物馆和档案馆中的影音资料，同样是本课题希望搜集的内容。而且，对于这方面资料，先前国内学界很少予以关注，相关研究尚属空白。 除以上资料之外，自16世纪以来，大量来华西方人遗留下的旅行笔记，专业或半专业性质的调查报告及民族志作品，包括自19世纪末以来所出现的各种专业化的研究论著，在今天看来大部分已成为稀见的民俗文献资料。近年来，国内学界对于这些作品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中不少已得到翻译、介绍或影印。如收录了1550-1575年间访问南中国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三篇报道的《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25)、美国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1824-1880)原版于1865年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26)、意大利驻华公使韦大列(Guido Amedeo Baron Vitale，1858-1918，又译为威达雷、卫太尔)的《北京儿歌》(27)、美国传教士何德兰的《孺子歌图》(28)、《中国人的家庭生活》(29)等。但这些译介相对于数不胜数的海外原始资料而言尚属少数，后续工作仍然十分繁重，尤其涉及到语言翻译上的各种问题，需要许多学人的共同努力才能逐步完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