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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地名考证的几个问题


    
    一 、地名考证的意义和价值
    
    地名考证是地名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地名研究的基本功。不论谈到任何地名,要使它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都需要进行一番考证(前人已有正确结论的,当然可以利用前人的成果)。这是一项相当烦琐、又有一定难度的工作。但要研究地名,都离不开它。有些人要问,地名考证究竟有没有意义和价值?对于这个问题,我想用三个方面的例子作出答复。
    
    01地名考证可以为祖国的疆域变迁提供有力的佐证
    
    一个国家的疆域是历史形成的。要研究国家疆域的变迁,不仅要大量的历史文献加以证明,地名也往往可以作为最可靠的历史见证。例如,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历史上原是我国的领土。查考一下这里原有的地名,就会了解满族开发、经营这块土地的历史。如黑龙江以北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原名海兰泡,这是蒙古语与汉语组合的地名。海兰乃“哈喇”的转音,蒙语、满语意为黑;泡即水泡子,应是汉语。1856年海兰泡被沙皇俄国强占,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签订后,侵略者为了庆祝他们掠夺的成功,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意为“报喜城”。又如乌苏里江以东的尼满河,满语意为山羊。明朝政府在这里设过亦麻河卫,清初杨宾的《柳边纪略》中写作伊瞒,这地方直到1972年才被苏联改名为达利涅列钦斯克,意为“远河”。地处黑龙江口外的库页岛,现在苏联仍沿称萨哈林,此名原为满语,意为黑,是以萨哈林乌拉(即黑龙江)而取名的。此地在《唐书》中称窟说(说音同悦),元、明文献中称为苦夷,直到19世纪中叶沙俄侵略势力才达到这里。现在我国黑龙江省境内的黑河市,原名为瑷珲县,是由瑷珲河而得名。但这个瑷珲河并不在原爱辉县境内,而是在黑龙江对岸的江东六十四屯界内,那就是老瑷珲。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设黑龙江将军,治所黑龙江城故址就在老瑗珲。后来由于沙俄的步步侵入,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又于黑龙江西岸另筑瑷珲新城,即今爱辉公社所在地。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置瑷珲直隶厅,1913年改瑷珲县,1934年瑷珲县迁驻黑河镇(今黑河市),直到1983年撤销爱辉县,并入黑河市。爱辉及这一系列的地名都是我国北部边疆疆域变迁的历史见证,它可以为我们提供最重要的佐证。
    
    02地名考证可以为研究各地区的开发历史及其过程提供佐证
    
    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祖国的宝岛台湾,台湾人民也掀起一股寻根热。台湾与大陆的联系,不仅有大量的历史文献、甚至地下文物可以证明,从台湾不少地名的来历也可以看得真真切切、明明白白。如福建泉州有安平镇,台湾台南市西亦有安平镇,这是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以郑氏故乡的地名命名的。清康熙以后,由于大量福建人和广东人移居台湾,他们也把原籍的地名搬到台湾来。如今台湾嘉义县的东石乡,即源于福建泉州晋江县的东石镇。因当年不少泉州人自东石渡台,故亦以东石为名。又如台北近郊士林镇有芝山里,是以福建漳州名山芝山而命名。因士林镇为漳州人的村落,故取为名。又,今台湾屏东县有潮州镇,是以广东潮州而命名。今潮州市原为广东潮州府,潮州移民来台,故以潮州为名。另外还有一些以福建、广东州县命名的乡村名,如台北县有泉州厝、漳州寮,台中县有同安厝,嘉义县有安溪寮,台南县有平和厝、永定厝,彰化县有安溪寮、诏安厝、泉州厝、惠来厝、大埔厝、饶平厝等,也都是当地移民以原籍的地名来命名的。由这些地名可以证明,台湾有不少居民根在大陆,说明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这种联系是任何力量也割不断的。
    
    03地名考证可以为国家的经济建设、资源开发提供重要资料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地名文献中,保存着极其丰富的经济资料。如安徽省黟县,据记载是因黟山(即今黄山)而得名。查《说文》:“黟,黑木也。”《元和郡县志》卷28江南道歙州黟县:“县南有墨岭,出墨石;又昔贡柿心木,县以此得名。”即地名因物产得名之一例。又如今陕北产石油,而沈括《梦溪笔谈》卷24《杂志一》载:“鄜延境内有石油,旧说'高奴县脂水'即此也。”脂水以产石油而得名,也是地名中涉及物产的例子,至于铅山以产铅得名,瑞金以产金得名,铜陵以产铜得名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所有这些,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各地的经济开发,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可见地名考证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二、 地名考证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有人说地名考证主要是考证那些生僻、难读、难认的地名,究竟是不是这样呢?我看不仅仅是这样。我们知道,每个地名所反映的内容都有时、地、义三个方面,时指时间,地指所占空间,义指地名的含义。不仅今天已经消失的大量历史地名需要考证,就是今天仍在使用的地名,有些内容也需要考证。就时间来说,一个地名是何时开始出现的,见于什么记载?就地点来说,某县、某乡、某镇的所在地及管辖范围在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变化?就含义来说,除了张家庄、李家庄这类含义比较明显的以外,有些地名的来历、含义是什么?所有这些,无一不需要下一番功夫考证。有些地名时间不同,所包含的空间概念(地点及范围)就不同。就广州而论,如果不讲明是什么时代的广州,那么除今天的广州以外,在今天的河南的鲁山县,东魏时也设过广州,后来又在今河南襄城县设过广州。辽代在今沈阳市西南也设过广州。再如承德,也不只今河北一个承德,清代在今沈阳市也设过承德县,为奉天府治所,直到清末才废掉。又如西安,在历史上称为西安的,除了今陕西省西安市以外,汉代在今山东淄博市境内设过西安侯国,后来改为西安县。此后在今江西、江苏、浙江以及西南的云南、贵州,东北的吉林境内都设过西安县,甚至在今越南境内也设过西安县。所以不能笼统地说某某地名在什么地方,至于地名的含义,有原义,也有转义,有的后来又渐渐演变,或者当地士绅、文人墨客有意雅化,等等。凡此种种,与文字学、音韵学、方言学等都不无关系。
    
    所以,要考察一个地名,首先要判明读音和含义,这可能用得上文字学、语言学、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各方面的知识。地名考证很难说有哪一个或几个方法,最经常的是多种方法的综合利用。如今天的贵州,见于宋太祖赐普贵敕书中“惟尔贵州,远在要服”之语,而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于今贵阳地置矩州,贵州乃矩州之讹。今黔南之音,鱼模、脂微同呼,矩、贵无异,可见贵州即矩州之变无疑。要了解这些,既要有一定的历史知识,又要懂点音韵学。
    
    其次,考证地名要尽量找出地名的最早出处,政区地名最好要找到当时的记载。如1979年,我在刚刚创刊不久的《地名知识》上发表了《山西省县释名》(《中国省县释名》的一部分),对山西全省的县市名称进行了阐释,有的是利用当时的第一手资料。如闻喜县,置于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据《汉书・武帝纪》载:元鼎六年,武帝“将幸缑氏(今河南偃师市东南),至左邑桐乡,闻南越破,以为闻喜县”。就是用当时的记载,是最可靠的。但有些县缺乏当时的第一手资料,只能利用后代人的解释,是否可信,那就很难说了。
    
    对于有些地名来历及含义不那么清楚的,只要能找出最早或者较早的记载,有的也就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比如,广东番禺名称的来历,历史文献中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水经·泿水注》记载:“交州治中合浦姚文式问云:何以名为番禺?答曰:南海郡昔治在今州城中,与番禺县连接。今入城东南偏有水坈陵,城倚其上,闻此县人名之为番山。县名番禺,傥谓番山之隅也。”《太平御览》卷172引《吴录》:“番禺县有禺山。”《初学记》卷8引《南越志》:“番禺县有番、禺二山,因以为名。”《元和郡县志》卷34岭南道广州番禺县称:“县有番、禺二山,因以为名。或言置在番山之隅。”并于南海县下载:“番山在县东南三里。禺山在县西南一里。”《太平寰宇记》卷157南海县下说:“番(禺)山,南海县东二百五十步”,“禺山,南海县北一里。”这就出现以“番山之隅”命名和以“番禺二山”命名的不同说法,而且越讲越具体。但是否可信呢?我看是愈来愈不可信。据《山海经・海内南经》:“桂林八树,在番禺东。”郭璞云:“今番禺。”《续汉书・郡国志》注及《太平御览》卷172引《山海经》并作“贲禺”,《文选・游天台山赋》注引作“贲隅”,《水经・泿水注》说:“泿水东别径番禺,《山海经》谓之贲禺者也。”在《山海经》中,番禺或作“贲禺”,或作“贲隅”,这是对“番禺”一名的最早记载。可知番禺不会是“番山之隅”的意思,更不会指番、禺二山,最合乎情理的推论,贲禺、贲隅或番禺应是古越语音译的不同写法。
    
    最后,考证地名一定要避免牵强附会,这种情况在地方志中可以说是屡见不鲜,我们决不要被这些牵强附会的说法所迷惑,要花大气力,下真功夫,求得真知。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的是对古代的民族语和方言尤其要注意。就方言而论,如上党的“党”就出自方言。据《公羊传・文公十三年》注:“党,所也。所犹时,齐人语也。”据刘熙《释名》说:“党,所。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党。”上党在晋,而亦以所为党,则不独齐语如此。又如顾炎武《日知录》卷31“劳山”条称:“《诗》:'山川悠远,维其劳矣。'”笺云:'劳劳,广阔。'则此山或取其广阔而名之。郑康成齐人,劳劳齐语也。此以方言释劳山,较之《齐乘》咬文嚼字,谓劳山以“登之者劳”为名,真不可同日而语。
    
    除方言之外,我国地名中还保留着不少古代各民族的语言。大体地说,方言是指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地域变体,而民族语则是各自独立的不同的语言。如果将古代一些民族语的地名用汉语的音译名称强行解释,难免会闹出笑话。如浙江省义乌县,秦置乌伤县,应是古越语地名,但《水经・渐江水注》引《异苑》却说:“东阳颜乌以淳孝著闻,后有群乌助衔土块为坟,乌口皆伤,一境以为颜乌至孝,故致慈乌,欲令孝声远闻,又名其县曰乌伤矣。”又如江苏无锡县,置于汉,也是古越语地名。古今不少解释者也都在有锡、无锡上大做文章,如唐陆羽《惠山记》说:“山东峰当周秦间,大产铅锡,故名锡山。汉兴锡方殚,故创无锡县。王莽时锡复出,改县名曰有锡。”后汉有樵客于山下得铭云:“'有锡兵,天下争,无锡清,天下安。有锡沴,天下弊。无锡乂,天下济。'自光武至孝顺之世锡果竭,顺帝改为无锡县。”我们知道,王莽时大量更改地名,皆取其反义,故改无锡为有锡。“无”本古越语的发声词,并无实义,若理解成有无的“无”,强作解释,岂不笑话!对于古代民族语地名强作解释的笑话不仅在古越语地名中有,在其他民族语言中也有。如海南省有不少带“湳”字的地名。琼山县有湳渡江、南渭溪,定安县有南远溪、湳白溪,儋县有南建江,澄迈有湳滚泉等。广东清初著名学者屈大均著《广东新语》,不知湳字的含义,竟说“湳之称惟琼独有,他处无之,岂以琼在天下之南,水名多以南者,其犹曰南方之水欤?”又如广西北流县的勾漏山,是古僮语地名,据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说:“僮人呼酒为漏,呼杯为勾,勾漏即是酒杯。”以山形似酒杯倒置,故名。但《方舆胜览》卷42说:“其岩穴多,勾曲而穿漏,故名。”岂不荒唐!要避免闹出这类笑话,就要多花些功夫进行研究,而且要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正如谭其骧先生有一次在回答关于姑苏之名的含义时所说:“姑即句,乃古吴越人发语词,句吴即吴,句践即践,姑苏即苏也。至于‘苏’之意义则不可知,以其为吴越语而非汉语也。江浙一带地名渊源于古代吴越语者颇多,非只此一苏州之苏也。”这是最老老实实的态度,也オ是真知。不懂装懂,强不知以为知,于科学事业是丝毫无补的。
    
    三、地名考证如何紧密联系现实,并为现实服务
    
    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全国究竟有多少地名谁也没有统计过,也不可能统计得全。我们说有多少地名,只能说到哪一级有多少地名,如县级以上地名有多少,乡、镇级以上地名有多少,或者10万分之一的地图上有多少地名,20万分之一的地图上有多少地名,再加上历史上改废的地名当然就更多了,对这些地名要普遍加以考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我们今天搞地名考证必须抓住重点,即找出古今的重要地名:首先是古今城市中的重要地名(各县可注意研究乡、镇以上的地名),重要的山、水及与之有关的重要地名,等等。研究这些地名,有利于我们对城市的发展、河流的变迁、经济的开发、自然灾害的发生等作规律性的探讨,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有些地名今天虽然已经消失了,但在历史上很重要。如现在陕西靖边县北的白城子,在十六国时期曾是夏国声名赫赫的都城统万城,但在数百年后即被沦入茫茫沙海之中。我们今天研究它,不仅是研究古代城市所不可缺少的,而且从它的消亡也可以看出沙漠的变迁,所以仍然是很必要的。
    
    中国历史上的地名有的是从小到大,有的是从大到小。如历史上的冀州,在《禹贡》的记载中,冀州是很大的,包括今山西和陕西间黄河以东、河南和山西间黄河以北和山东西北、河北东南部地区。汉代的冀州为十三刺史部之一,还很大,相当今河北中南部、山东西端及河南北端。三国时治所才移至今河北冀州市。清代称为冀州直隶州,辖今河北冀州、衡水、武邑、枣强、南宫、新河等市县地。1913时废州存县,改为冀县。1993年改设冀州市。又如扬州,在《禹贡》中也很大,“淮、海惟扬州”,包括淮河以南、东至海的广大地区,都属扬州。汉代的扬州也是十三刺史部之一,辖境相当今安徽淮水和江苏长江以南及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并跨有湖北、河南的一部分,隋代始以今扬州为治所,辖境已经很小。1949年由江都县析置扬州市,仅辖扬州城区附近之地,后来又辖附近几县之地。同样,青州也是由大变小,从《禹贡》的“海、岱惟青州”,到明、清时代的青府,紧缩成数县之地。1986年又以益都县改设青州市,主体也只是原益都县的范围,下辖若干个县。有人提出批评说,把益都县改设青州市是小脑袋盖个大帽子,其实有些政区地名由大到小的演变,总的趋势就是如此。但更多的地名是由小变大,现在的上海市,上溯到元代是上海县,上溯到宋代是上海务,它是以上海浦而得名,这些起初都是很小的地名。今天的不少大城市,本来都是小地名,虽然很小,但也应当研究,研究它是研究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任何一门学科,不仅要紧密联系实际,而且必须赶上时代的步伐,达到新的水平,有些人喜欢把清代一些史地学家在地名考证方面的成绩捧得很高,甚至说成是空前绝后。诚然,清代有些学者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的成就可以说是空前的,但不能说是绝后,否则我们就不可能超过他们了。事实上,我们今天搞地名考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在方法上可以少走弯路,而且我们今天的条件也是以往任何时代所不能比拟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的考古成果不断涌现,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几十年来,地名考证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拿七八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与清末民初杨守敬编绘的《历代舆地图》比较,无论就其规模、范围的准确性等方面都大大超过了前人,这正是地名考证成果的集中表现。再就地名释义而言,今天我们经过大规模的地名普查,对全国的各类地名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查了解,对少数民族语地名,包括古代民族语地名的研究也引起不少专家学者的注意,这些都是以往任何时代所无法相比的。所以我们有理由说,我们今天的地名考证之学肯定可以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取得最好的成绩。但是地名考证毕竟是一项相当烦琐的工作,它需要我们用顽强的毅力,迈着坚实的步伐一步一步向前进。我们只有踏踏实实的工作,才能取得好的成绩。
    
    
     作者:史为乐,原刊于《中国历史地理及地名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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