鄠县始置年代考辨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12:10:04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newdu 参加讨论
鄠县位于西安西南，是一座具有两千年左右历史的古县。关于鄠县的始置时间，历代文献与方志多以“汉代置县”为准。但也有若干研究以为，鄠县始置于秦代[①]。近年来陕西省、西安市及户县[②]当地的一些地方志与研究文献，如《陕西省志·行政建制志》（1992年）、《汉代长安词典》（1993年）、《西安市志》(1996年)、《陕西省志·地理志》（2000年）、《户县志》（2013年）等，均以秦代置县为词，似已成为定论。然核诸史料，秦代置县说仍显不足，具体考辨如下： 一、秦代置县说之不成立 秦代在关中地区广泛置县，见于《史记》。《秦本纪》载：“（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是为关中置县之始。至孝公十二年（前350年），开始大规模置县，“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商君列传》则记为：“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惜司马迁未予具体记载诸县名称，为后人留下了诸多谜团。欲考察鄠县的始置时间，最重要的资料依据当是正史地理志与地理总志。现存最早的资料见于《汉书·地理志》，其文曰： “鄠。古国，有扈谷亭。扈，夏启所伐。酆水出东南，又有潏水，皆北过上林苑入渭。” 《汉书·地理志》为例不纯，没有统一标注各县的始置时间。因《汉书·地理志》所反映的是西汉末年元延、绥和年间（约公元前8年）的政区设置情况[③]，只能证明西汉末年时鄠县已经存在，但却仍然不能知晓鄠县最早设置的确切年代。故尔，将之作为汉县是可以确定的，而秦县说却于史无徵。之后的《续汉书·郡国志》亦未提及置县时间。 历代地理总志的记载，最早见于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卷1： “鄠县。本夏之扈国，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地理志>古扈国，有户、户亭，又有甘亭。扈至秦改为鄠邑，汉属右扶风。自后魏属京兆，后遂因之。” 之后的历代总志均记为汉初置县，如《明一统志》卷32： “鄠县。在（西安）府城西南七十里。本夏扈国，殷为崇国。秦为鄠、甘亭。汉始置鄠县，属右扶风。 至清代，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27： “鄠县，本夏时扈国，秦为鄠邑，汉初置县，属右扶风，后汉因之。” 显然，在历代的正史地理志与地理总志中，或未提及置县时间，或直言为汉初置县。在地方志中，《三辅黄图》、《长安志》、《类编长安志》、嘉靖《陕西通志》、康熙《陕西通志》、乾隆《西安府志》、康熙《鄠县志》、乾隆《鄠县新志》、光绪《鄠县乡土志》、民国《重修鄠县志》、《户县志》（1987年）等方志均记为汉始置县。 记载鄠县为秦代所置的方志有两部，其内容摘录如下： 明崇祯《鄠县志》卷5《官师》：“秦设县，汉因之。” 清雍正《陕西通志》卷2《建置一》“秦郡县考”县目中列有鄠县；同书卷3《建置二》云：“鄠，明属西安府，本朝因之。释名，鄠，秦县名，古扈国，秦改为鄠。” 崇祯《鄠县志》所载为历代鄠县方志中之仅见，且不为前后诸次《鄠县志》所采，孤证难信。雍正《陕西通志》则前后记载混乱。既云秦县，同书卷2“鄠县条”又作：“鄠邑，秦改扈为鄠。鄠县，（汉）初置县，属右扶风。”如此前后矛盾，显为众手修书所致。 显然，依照传统史料，秦代置县说是难以成立的。在清代地理考据中，诸多名家之作如程恩泽：《国策地名考》、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钱坫《新斠注地理志》、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汪远孙《汉书地理志校本》、吕调阳《汉书地理志详释》、汪士铎《汉志志疑》、洪颐煊《汉志水道疏证》、陈澧《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杨守敬《汉书地理志补校》等，对于汉代置县之说均无异词。证诸于出土文物，历年出土的秦代竹简、封泥中，并无鄠县名目[④]，对于研究汉初政区地理具有重要作用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中亦无鄠县之记载[⑤]。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战国图组-秦蜀”中未画“”，第二册“秦图组-关中诸郡”中标注有“鄠”，但并不作为县级政区对待，而是按照普通聚落进行标注，其图例符号为“  ”。周振鹤主编、李晓杰撰写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先秦卷》也未见“鄠县”。证之以上文献资料与研究成果，鄠县置于秦代说之不能成立，明矣。二、汉县说及其可能性 既然秦代置县说难以成立，则汉县说自可无疑。惟《汉书·地理志》所载已至西汉末年，鄠县的始置时间尚不清楚。今据相关材料，探讨其可能性。 （一）酆县改鄠县说 秦代在关中地区（内史）置县，始见于《史记·秦本纪》。至商鞅变法时，并乡聚为县，在关中地区大规模置县，其数有三十一（《商君列传》、《六国年表》）、四十一（《秦本纪》）诸说。学者考证研究的数量也有差异，依时间排列如下：史念海《秦县考》36县（1937年），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27县（1982年），马非百《秦集史》40县（1982年），王遽常《秦史》34县（2000年），周晓陆《秦封泥集》24县（2000年）[⑥]，徐卫民44 县（2005年）[⑦]，后晓荣41县（2009年）[⑧]。数量差异之外，诸家对于鄠县始置年代的认定也大相径庭。 史念海、马非百、徐卫民等皆以鄠县为秦县，其资料依据均不出《汉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及《大清一统志》，然所用材料或仅云秦改扈为鄠，或作汉置县，与所得结论显然不合。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则依汉代置县说，在秦、汉各册图中予以了不同标识。 后晓荣则以为：秦代所置为酆县，并存在至西汉初年，鄠县或为西汉中后期所改名[⑨]。其依据为秦代封泥资料“酆丞”印及战国秦封宗邑瓦书。丞为县令（长）之佐官，“（县）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⑩]”其封泥资料，收录于前所引周晓陆、傅嘉仪等人所编之封泥资料汇编，人所共见。秦封宗邑瓦书，1948年出土于陕西鄠县，瓦书铭文曰： “（惠文王）四年，周天子使卿大夫辰来致文武之酢（胙）。冬十一月辛酉，大良造庶长游出命曰：取杜才（在）酆邱到于潏水，以为右庶长歇宗邑。”[11] 惠文王四年为公元前334年，距商鞅变法时大规模置县为时不远。其中所言之“杜”，即为秦代所置之杜县，其地约在今西安南郊山门口乡沈家桥村一带[12]。所言之“酆”，亦常简作“丰”，其地原为商代有崇国，后为周初之豐京，即《诗经·文王有声》所云：“既伐有崇，作邑于豐”[13]。《尚书·毕命》云：“（成）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14]”此处之“豐”，在《说文》中作“酆”。《括地志》载“周豐宫，周文王宫也，在雍州鄠县东三十五里”[15]，均指此地，约在今陕西户县东秦渡镇一带。潏水即著名“八水绕长安”之一水，《汉书·地理志》“鄠县”云：“酆水出东南，又有潏水，皆北过上林苑入渭。”此酆水即沣河，所指甚为明了。 与此相对应，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是反映汉初政区地理设置的重要出土文献[16]。其中有“酆县”，与新丰二县同列，其丞皆秩四百石，且丰字不同[17]，可证西汉初，至迟到吕后二年（前186年），仍有“酆县”之设置。而据周振鹤考订，《二年律令·秩律》所列的百余县名，大多是承秦而来，而且一直延续到西汉末年。[18]但《二年律令·秩律》只列酆县，却没有鄠县，其承继关系显而易见。 同时，应当值得注意的是，鄠县及其周边地区，自古竹林密布，为历代所重视。《史记·货殖列传》中即记有“渭川千亩竹…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汉书·地理志》亦云：“（秦）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唐六典》载：“汉官有司竹长、丞…司竹监掌植养园竹之事…凡宫掖及百司所需凡宫掖及百司所需簾笼筐箧之属，命工人择其材干以供之；其笋，则以时供尚食。[19]”宋代《长安志》云：“司竹监在（盩厔）县东南三十里。[20]”骆天骧《类编长安志》云：“<史记>：司竹都尉治其园，周百里，以供国用。[21]”司竹监在今周至县东之司竹乡附近，邻近户县，管辖之区为今周至东部与户县西部地区，距离“酆”所在的秦渡镇约40公里。巧合的是，在北京文雅堂所藏秦代封泥中，正有“都竹丞印”，从其名不难判断，正当是历代司竹监的前身[22]。竹园周百里之规模，已经相当于“百里之县”。在酆县基本确认的前提下，其辖区与“都竹丞”所辖当可相接；考诸当时的区域发展水平与人口规模，在距离如此之近的区域内，也实难再容纳一个县级政区的存在。故而，鄠县在秦代为酆县，或改于汉代之说，其可能性是存在的。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汉武帝在酆附近开凿昆明池，周回四十里，酆县改鄠，或其时欤？ （二）置县时间推定 《汉书·地理志》所记，只能确定西汉末年已经设置有鄠县，其始置时间，自当在此之前，但因史无明载，只能做如下推定。 前述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反映了汉代初年的政区地理设置。其中既无鄠县之名，则置县时间当在吕后二年（前186年）之后。 此外，《汉书·东方朔传》中又可寻得蛛丝马迹，其文曰： “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春。…微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常称平阳侯。旦明，入山下驰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罴，驰骛禾稼稻粳之地。民皆号呼骂詈，相聚会，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谒平阳侯，诸骑欲击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猎者数骑见留，乃示以乘舆物，久之乃得去。[23]” 此处记载了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微行出猎之事，也是建立上林苑的先声。其中提到因游猎扰民，惊动了地方官员“鄠杜令”，引起了一定的麻烦。《汉书·百官公卿表》：“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24]”既云有令，置县可知。其后武帝在设立上林苑时，因范围广大，占用民田，“又诏中尉、左右内史表属县草田，欲以偿鄠杜之民。”杜县之设，始于秦，汉因之，汉宣帝时改为杜陵，已为诸史所证。汉唐之间，鄠杜二县多并称，其意不言而喻[25]。若此言可信，则鄠县之设，当在此前。 秦汉之政区设置，因年代久远，文献匮乏，向以难考著称。本文之作，亦仅就现有材料进行辨析，诚如史念海先生所言“聊为治嬴秦舆地者略资臂助，若云考核，则吾岂敢。[26]”要之，若无有力证据（如新出土文献）佐证，鄠县置于秦代之说难以成立，汉代置县说不可轻易否定。鄠县的前身或为秦代之酆县。鄠县置县的具体年代，可能在西汉吕后二年（前186年）至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之间。对于鄠县而言，即使坦言汉代置县，其历史亦超过两千年，丝毫不影响其千年古县的历史地位。 作者：孙景超，原刊于《中国地方志》2017年第6期。 [①] 笔者所见，主要有史念海：《秦县考》，《禹贡》第7卷6、7合期，1937年6月，收入《史念海全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93-769页；马非百：《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第576页；徐卫民：《秦内史置县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1期等诸文。 [②] 1964年，鄠县改为户县。 [③] 对于《汉书·地理志》的年代断限，清代钱大昕以为“班志郡国之名，以元始二年户口籍为断，其侯国之名，则以成帝元延之末为断”（《廿二史考异》卷9），周振鹤认为汉志止于“元延绥和之际”（《西汉政区地理》第23-24页），王恢认为断限为“成帝绥和二年三月”（《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第390-391页），马孟龙则定为“汉成帝元延三年九月”（《西汉侯国地理》第77页）。 [④] 周晓陆、路东之编著：《秦封泥集》，三秦出版社2000年；傅嘉仪编著：《秦封泥汇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 [⑤] 朱红林：《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集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 [⑥] 据后晓荣《秦内史置县新证》一文统计，载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西部考古》第2辑，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165-176页。 [⑦] 徐卫民：《秦内史置县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1期。 [⑧] 后晓荣：《秦代政区地理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48-149页。另按，后晓荣《秦内史置县新证》一文定为42县，载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西部考古》第2辑，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165-176页。 [⑨] 后晓荣：《秦代政区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45页。 [⑩]《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 [11] 郭子直：《战国秦封宗邑瓦书铭文新释》，载郭芹纳主编：《汉语言文字学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3-29页。 [12] 后晓荣：《秦代政区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13] 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疏：《毛诗正义》，载《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526页。 [14]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载《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4页。 [15] 唐.李泰等著，贺次君辑校：《括地志辑校》，中华书局1980年，第24页。 [16] 高敏认为：《秩律》的制作年代应是汉高祖时期。见高敏：《<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中诸律的制作年代试探》，《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 [17] 朱红林将其释为“丰”，即汉高祖刘邦之故乡，然原文中“酆”、“新丰”同见，原丰县只可作“丰”，不作“酆”，其说误。见朱红林：《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集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63-264页。 [18] 周振鹤：《<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 [19]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年，第529页。 [20] 宋.宋敏求：《长安志》卷18《盩厔县》。 [21] 元.骆天骧撰，黄永年点校：《类编长安志》，中华书局1990年，第234页。按：此说不见于今本《史记》。 [22] 陈晓捷，周晓陆：《北京文雅堂藏秦封泥选考》，《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23]《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 [24]《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 [25] 按：鄠杜令之称如何理解，历代注汉书者皆无考，为鄠令、杜令，抑或有一合称之鄠杜令？仍有继续辨析之可能。 [26] 史念海：《秦县考》，《禹贡》第7卷6、7合期，1937年6月，收入《史念海全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93-76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