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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进:追寻沉默的美国铁路华工①——以中国近现代广东五邑侨乡文书为中心的探讨


    
    
    内容提要:美国铁路华工在美国西部开发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已有的研究成果大都以美国为中心,主要根据美国官方或者私人的档案和新闻媒体、铁路华工后代的追忆,以及学者的田野调查资料来建构铁路华工的历史,华工群体自己的声音严重缺失。21世纪以来,在素有“北美华侨之乡”的江门五邑地区发现的晚清、民国时期的各类侨乡文书,为追寻“沉默的铁路华工”的历史,倾听他们的声音,建构研究中的华工视野、侨乡视野、中国视野提供了可能。透过侨乡文书可以发现,铁路华工主动筹款出洋,通过美国—香港—侨乡的商业网络给家眷寄送侨汇和家信。铁路华工通过拼搏奋斗源源不断地输入血汗钱和思想观念,提升了家庭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编织起侨乡民众赖以谋生的移民网络,启动并促进了广东五邑侨乡的现代化进程。
    关 键 词:美国社会与文化  美国历史  中美关系史  华工  铁路  北美  侨乡  文书  广东五邑
    1869年5月10日,第一条横贯美国大陆的中央太平洋铁路和联合太平洋铁路接轨合拢,美国由此成为横跨大西洋与太平洋的两洋国家,并迅速崛起为世界强国。来自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万多名青壮年华工参与了这一伟大的历史工程,并以其勤劳、坚毅和智慧,为铁路的修筑完成做出了为世人所称道的卓越贡献。②相对于华工的巨大贡献,他们却长期处于“沉默”状态,一是在美国的历史叙述和公众历史视野中,铁路华工的史迹长期“沉默”;③二是学术研究比较缺乏华工视野、侨乡视野和中国视野,学者的研究主要依据美国官方或者私人的档案,记载铁路华工群体声音的一手文献难以寻觅是导致这一不足的重要原因。④
    21世纪以来,在广东江门五邑侨乡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中发现了大量侨乡文书,⑤但其中极少有直接提及铁路华工的原始文献,在家乡,铁路华工群体似乎依然沉默不语。然而,历史具有关联性,在相同的历史背景、相同的时空中由海外华侨及其相关者书写的此类文书,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我们从中可以抽丝剥茧,追寻铁路华工的历史踪迹,聆听他们埋藏已久的声音,譬如:铁路华工出洋前后和修筑铁路前后,侨乡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他们是如何踏上出洋之路的?他们是如何与家乡互动的?他们是如何影响甚至改变家庭和家乡社会的?本文以侨乡文书为主要研究资料,对此进行探究。
    一 以侨乡文书考察铁路华工的理由
    美国铁路华工主要来自中国广东珠三角地区,尤以五邑地区(即台山、开平、新会、恩平、鹤山五个县)的人数最多。数以万计的华工参与修筑美国太平洋铁路,但在大量侨乡文书中却难以找到关于他们的直接的记载,笔者仅见到1928年在美国出版的《全美宁阳第一届恳亲大会始末记》中有所提及:
    我新宁侨梓于逊清咸同时代,内迫于生计艰难,外求乎殖民发展,横渡太平洋,枝栖新大陆,荜路篮缕,以启山林,筑铁路,开金矿,凡百建设事业,多数为我新宁侨梓血汗之功。⑥
    上述文字发表的时候,已经距离华工修筑中央太平洋铁路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属于铁路华工后人的间接记述。
    修筑铁路是美国华工继淘金之后的另一个主要谋生方式,主要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初至19世纪80年代初期间,也就是华人在美国的自由移民时期。为什么这么多人参与的历史事件却在他们家乡由他们遗存下来的侨乡文书中鲜有直接记载呢?可能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第一,在美国铁路华工所处的时代,中国和美国官方均缺乏对华人移民的严格管理,从而缺少遗留在民间的官方档案。当时,华工背着清政府私自出洋谋生,没有经过政府部门的审核管理程序,因此,民间没有中国官方颁发的移民文献传世。⑦美国铁路华工生活的时代尚属华人可以在美国境内自由移民的时期,美国华侨并没有像其后的排华时期那样重视对各种移民文献的保存。
    第二,修筑铁路是辛酸史、血泪史,华工们可能不愿意在家人和乡亲们面前提及。作为最底层的劳工阶层,铁路华工群体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参与修筑的铁路对美国西部开发和国家统一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在修筑铁路完成后,他们纷纷转行从事其他职业,这段痛苦经历逐渐被深埋于心底。华侨们的人生理想是在金山发财致富,衣锦还乡,他们最希望成为荣耀的“富商”而不是艰辛的“劳工”,修筑铁路这样一段九死一生、艰苦异常的辛酸“打工”史,是他们最不想在家人和乡亲们面前提及的事情。
    第三,在铁路华工所处的时代,侨乡缺乏保存纸质文献的良好条件。华侨们在海外发财后大规模地兴建碉楼和洋楼是19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特别是20世纪初期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期间。碉楼和洋楼坚固耐用,相对于以往的平房更加防洪、防潮、防霉,⑧有利于长期保存侨乡文书。一般来说,注意并能够有条件保存家庭文献,是在家庭的经济条件改善以后的事情。这可能是现存侨乡文书以1890年后产生的居多的主要原因之一。
    今人难以找到由铁路华工或当时的知情者直接而又明确记载修筑铁路历史的侨乡文书,因此,难以判定哪些侨乡文书是由铁路华工所书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研究铁路华工与侨乡的互动关系这一课题无从入手。实际上,21世纪以来,在多数铁路华工的故乡——江门五邑地区,在开平碉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和建设江门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的过程中,从民间征集到了大量的20世纪前后的华侨文献;在民间现在仍有大量相关文献,这是研究铁路华工的重要史料。其理由是:
    第一,晚清至民国初期的华侨书信等侨乡文书中必然有过去的铁路华工或知情者书写的文书。以美国中央太平铁路修筑完成的1869年为时间点进行观察,假设其时大部分铁路华工的年龄为18~40岁,那么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时,这些铁路华工的年纪应该在61~85岁之间了,因此,晚清至民国初年的侨乡文书中无疑会有一些是铁路华工书写的。
    第二,同一时空背景下其他职业的华工与铁路华工有着相似的经历。北美铁路华工主要来自珠江三角洲地区,其中的大部分又来自广东五邑地区,他们说同样的方言,吃同样的饮食,崇拜相同的神灵,在家乡的生存境遇相似,出洋社会背景相似,与家乡的联系方式相同,因此,无论从事淘金、修筑铁路还是其他职业,华工的思想和行为有着高度的相似性。
    基于以上两点判断,笔者以为,以晚清至民国初期的侨乡文书为主要文献依据,探究铁路华工与侨乡的互动关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 铁路华工的出洋方式
    早期出洋华工书写的契据等侨乡文书显示出铁路华工出洋的方式。
    1.乘坐帆船远赴金山
    1850年前后,华侨乘帆船出洋。一帧1923年在广州烧制的华侨李俊乾夫妇的纪念瓷相⑨记载了这一史实。李俊乾是广东新宁县人,生于道光辛卯年(1831年),碑文描述李俊乾说:
    (他)为人勤俭谦厚,富冒险性,少年时乘帆船渡太平洋谋生,足迹遍新金山雪梨及北美洲砵崙等埠,往复数次,薄置田宅。⑩
    瓷相的文字显示,李俊乾正是在“淘金热”和修筑北美铁路时期前往海外谋生的,碑文中没有记载他是否参加修筑美国铁路。五邑侨乡的民间歌谣中也有一些记载华工乘帆船漂洋过海的经历,例如下面这首歌谣:
    咸丰二年造金山,
    担起遥仙万分难;
    竹篙船,
    撑过海,
    离妇别姐去求财;
    唔挂房中人女,
    唔挂二高堂。(11)
    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参议会和美国参众两院调查中国人入境问题时知情人所作的证词可知,在19世纪60年代铁路华工出洋高潮时期,华侨从家乡到香港、从香港到北美目的地的旅程,有乘坐帆船和轮船两种方式。(12)对于乘帆船漂行万里谋生的铁路华工而言,其艰苦卓绝是不言而喻的。李俊乾后代在纪念瓷相上记载了其先祖的一段人生感悟:
    人系苦里根,
    未苦未成人,
    万般都是假,
    勤俭乃是真。
    李俊乾所言的“苦”和“勤俭”几个词是早期华工人生经验的总结。出洋前家庭生活苦,出洋路途苦,海外打工苦,思念家人苦,唯有勤劳和节俭才能逐步改善个人与家庭的命运。李俊乾75岁寿终,妻子85岁寿终,也算人生圆满,能够如此,与他一生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薄置田宅”密不可分。华工们普遍秉持着敢于冒险、与命运搏击的精神。
    2.主动借债出洋谋生
    大量史实表明,不少早期出洋的华工是由西方列强为开发其殖民地而在中国沿海地区雇佣或勾连中国人口掮客诱骗、强迫其流落异国他乡的,这些被贩卖的华工被强迫签署一份看似义务与权利明晰的契约,但实际上他们形同奴隶,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被称为“猪仔华工”或“契约华工”。
    前往美国谋生的华工虽在客观上受生活所迫,但他们选择出洋一般都是因受招工宣传中光明前景的诱惑,或因先前由“金山”发财回乡的乡邻的示范效应,而非暴力强迫所致。西方知情者认为,这些欲前往美国但无钱购买船票的华工与华人会馆或华人富商签订契约,由其代付船票费,此种华工被称为“赊单华工”,这类契约并不限制华工的人身自由。“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需用上万的筑路工人”,这种的巨大需求是“本地劳工市场所不能供应的,于是该公司把钱汇往中国,找来他们所需要的工人”。华人六大会馆与美国港口的轮船公司签有协议,没有会馆的许可证明,华工很难买到船票回归家乡,(13)通过这种方式保障了借款出洋华工履行契约义务。胡其瑜的最新研究也表明,那些契约华工主要是被诱骗、绑架到其他美洲国家诸如秘鲁、古巴和墨西哥等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但没有发现美国有类似的契约华工。(14)
    新近在民间发现的侨乡文书印证了近代早期华工主动借债到美国淘金求财的史实。这种契据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家庭内部或家族至亲之间的借款契据,这种契据一般不是高利贷,如果履约发生问题,可以协商解决,以维护亲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现存最早的一张与出洋“淘金”有关的契据是咸丰三年(1853年)十二月由名为“廷倬”和“廷藻”的两个人订立的。(15)订立契据的目的在于调处赴金山“淘金”的两名家族成员“廷俸”和“廷儐”归还咸丰二年(1852年)二月“往金山营生”所借款项时发生的纠纷。从契据来看,两个人在出洋时分别向家族成员借了陆拾两本银,但一年后回来时,廷儐归还本利陆拾伍两,而廷俸仅仅归还了肆拾两,为化解由此产生的家庭矛盾,族人遂召集“衿耆公处”,旨在“日后不得多生议论,致伤兄弟之和”。该契据中两次出现“往金山营生”的文字,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称呼北美洲为“金山”的民间原始文献,由此可以推断,1948年加州发现金矿的消息传到广东时,可能百姓就称其为“金山”了,这与前述侨乡歌谣中“咸丰二年造金山”不谋而合,可见,从1852年起,贫穷的五邑地区青年中就掀起了出洋“淘金”的热潮。这一史实亦可得到国外原始档案的印证。
        
    
    
    1852年5月17日,香港对华贸易监督包令致英国外交大臣马姆兹伯利的公函中说:“现在已经有少数几个中国人从加利福尼亚带着小小一份钱财回乡。他们的发财致富和他们所夸耀的‘金山’(加利福尼亚)方面的无限财富,差不多已使他们本乡的人们如痴如狂,人人想要出洋。”(16)此张契据显示,赴“金山”的华工是在家族内部借贷,在借款人没有履约的情形出现时,通过有威望的族人调处予以解决。当时了解华工出洋方式的美国人对此亦有记载:“那些没有钱来此地的中国人便向他们的亲戚朋友去借。这些人来到此地之后,挣到工钱还清债务之后,又寄钱回家资助在家乡的亲友搭船到美国来。”(17)
    第二种类型是华工向并非至亲的族人或本地乡邻借贷出洋的契据,这种契据一般都是债主向借债人放高利贷,履约具有强制性,需要家人担保。咸丰六年(1856年)黄官奕“为因往金山获利,盘费不敷,恳求西龙社乡老黄玉涵、邓捷魁,值理黄会辉、黄达德、关瑞结等情愿发船位本银壹拾捌两正,言定以限一年为期,本息清还,每两要计息银壹两伍钱正。如至期无银还,仍要每两每年又加息银壹两算。”这显然是高利贷,如若届时无银归还,“系伊父子家人填还抵足,毋得异言”。这份契据写明由黄官奕“合家担保”,父亲黄元盛署名。(18)另一张借高利出洋的契据是同治元年(1862年)十月二十九日名为“益所”的人所立的“让帖”。该契据写道:咸丰七年(1857年),益所与益臣二人将肆拾两银子借给“振培往金山操金”,此时因急需用钱,益臣与父亲商议将此契据的权益转让给名为“振能”的人。1857年签署的“按帖”商定:“对期本利赔还银壹佰贰拾两正,如过期无银交清,依壹佰贰拾两银每计息,每两每月三分算”。(19)1862年时,振培尚未回乡,所以才有将“按帖”出让的情形发生。这张契据的借债人、债权人的人名都省略了姓氏,这表明该契据是族人或乡村熟人之间所订立的契约。
    第三种类型是典型的“赊单华工”契约,即由专门从事招募华工的中外公司、商人与出国华工签订的借款契据,这种借款都是高利贷,且由一套专门的机制保障借贷者履行义务。譬如,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三月华工关如裕前往美洲时借高利贷的“欠银单”写得很明白:
    兹在香港取得关国松汇单银叁佰壹拾贰元正,订明限搭花旗公司毡拿火船到旧金山大埠,上岸拾日即如数附回香港关国松收,不得拖欠,如无银交或交不清,照每百元每月加息银叁元算,向担保人取足,无得推诿,立单为据。(20)
    这张契据与1876年4月14日前任驻华公使和前任加州州长镂斐迪在参众两院作证时所说的情形非常相似,他说:“来此地的中国人完全不受定期为人佣工的约束。他们的契约不过是规定偿还赊欠的出洋船票,另加一些利息、风险费、手续费等。契约里完全不提做工的话。”(21)这份“欠银单”的主要条款是印制的统一格式,只是在借款人、借款额、借款担保人、借款日期等处留出空白待填,说明关国松是在香港专门从事为华工做“赊单”生意的人,华侨以此种赊单方式出国并非个案,而是很多人的无奈选择。关如裕的借款没有担保人,可能他与贷款人关国松有一定的亲属关系,属于人际交往圈内的较为可靠之人。也可能关国松与美国华人会馆或其他需要招工的组织订有协议,能够保障借款人履行义务。欠银单显示,关如裕的借款并未在规定的日期内还清,而是在借款的半年之后才还的,按照约定,他应该是付出了大量的利息的。
    以上契据显示,赴北美“金山”地区打工的华工主动通过举债获得出洋经费。出国需要通过亲友借款,凑足出国经费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家庭核心成员之间是无偿和义务资助,而在远亲和同乡之间,往往是放高利贷,兹举一例说明。1888年广东开平县人关德宽由“金山”(此处是指三藩市)写给关廷杰的信中说:
    弟幸赖平安到埠,无容尊念。……现付来大鹰银六十五元(七二算),祈查收入,代弟即过还崇蓁之数,取回原帖,交弟胞兄收贮。若有银余者,交弟胞兄以为家务;兄汝贮亦可。但弟欠汝之项,或延一月之久,亦当付来可也。(22)
    从关德宽的书信看,他似乎不是第一次出国,因为他一到美国,就能够筹到钱归还借款,也可能是他在美国有近亲属相助。实际上,很多借款不可能一踏上彼岸就有款项归还,华工只好承受重利盘剥,正如华侨歌谣“家贫柴米患,贷本来金山”(23)所言的那样。
    三 铁路华工寄钱回家的方式
    早期赴北美的华工受到家乡贫穷、社会动乱难以为生的“推力”与金山发财致富的希望和机会的“拉力”的双重作用,他们的初衷就是发财致富、衣锦还乡,改变个人和家庭的命运。因此,通过寄钱、寄信与家人保持联系是其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北美华侨在寄钱回家的同时也寄上家书,两者一起进行,汇款(银)与家书(信)在粤语方言区被华侨和侨眷合称为“银信”。
    铁路华工时代的银信是如何从华侨侨居地寄到侨眷手中的呢?1938年,姚曾癊等学者在广东侨乡调查华侨汇款时,根据A.W.鲁米斯(A.W.Loomis)撰写的《华人六大会馆》(The Chinese Six Companies)一书,并结合自己的调查,认为是用“信汇法”,并说“信汇业务多由在美洲,尤其檀香山及旧金山等地华人商号兼营,美洲信汇法之起源很早,沿革已难稽考。证诸史册,约滥觞于19世纪60年代”。当时旧金山的六家会馆“专门办理招募华工,华侨登记,仲裁纠纷,以及代华侨寄递信件、转送款项等事宜,各家会馆与美国各大轮船公司及广东省各口岸及本邑皆有联络。他们时常派人往来于旧金山与中国各口岸之间,并为侨民带送信款返国”。(24)这种说法大致不谬,但是缺乏更多的细节,通过华侨书信、账簿等可以弥补此方面研究的不足。
    1.华侨亲自或托回国亲友带回金钱
    现存最早的北美华侨书信是1883年由美国华侨关壬子写回广东开平县的几封书信,其中最早的一封写于1883年农历四月二十一日,信中说自己与胞兄关廷杰“握别以来不觉十余秋”,这说明他是在1870年前后出洋的,并提及此次“付来银伍元正”,1882年农历十一月“付归银拾元正”是“交余阿有兄台带归”的。(25)1883年农历七月十四日,关壬子给关廷杰的信中询问这两笔款项是否收到,并说又托人带来一笔伍元的新款项:
    旧岁十一月中旬付归银拾元正,祁(其)银交与余村余福章兄带归。本年四月中旬付归银伍元,祁(其)银交与狗牌冲三宝堂李炳祥带归,未知得收否?现付来银伍元正,祁(其)银交与川山蛇关阿强带归。(26)
    这封信显示,连续三次给家人的钱款都是通过回国的熟人带回的。这种现象可能在早期十分盛行,直到20世纪初期,华侨回国亲自或托人带回金钱仍然是较为普遍的现象。1904年,江门海关记载说:
    金银出入。有由外洋自行携归者,故关册未得齐备,数目必有不符。本埠之西南各县,其居民来往新旧金山、新加坡等埠络绎不绝,每年决有大款进口无疑,唯向不报关,无从知其详细,此款虽无确数可查,而睹其地方殷富,可知予言不谬也。(27)
    2.通过北美洲—香港—侨乡的华商商号寄递银信
    托人捎带的方式远远不能满足海外华侨递送银信的巨大需求,因此一条从北美洲华侨侨居地到华南国际交通、贸易和金融中心的香港,再到内地侨乡的华商银信递送网络应运而生,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网络不是仅有一张密集的大网,而是由同族、同村、同乡或同县的海内外商人以血缘或地缘为纽带编织的多重网络构成的。
    前面提及的关廷杰,1883年旧历四月初二在广东开平县家乡接到一封来自香港宝华商号名为“朝倡”的人的信函,曰:
    廷杰尊兄台见及:启者:昨接来信,说及壬子兄有银信一封由永同安付来,弟亦如命往问过他矣。(28)
    “永同安”应是北美洲华侨侨居地的商号。早期华侨汇款,先将钱款交给熟识的从事银信递送业务的华人商店,这些商店将华侨的汇款集中起来,通过定期的国际客轮寄到香港熟人开办的商号,再通过熟人带至家乡熟识的商号,最后递交到侨眷手中。这样一种熟人圈子的银信网络,实际上是与华人商业网络紧密融合在一起的,当时的各种银信账簿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香港是华南的贸易和金融枢纽,海外华侨的存款大多储蓄在此地的金融机构里。由于与内地贸易往来和向内地输送银信的需要,香港诞生了大批经营银信业务的金山庄和银号。在清代和民国时期,如果没有香港数以百计的金山庄和银号存在,很难想象华侨的养家钱款可以顺利递送到家。在江门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中,珍藏着一本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香港金山庄的《各客来往信银记数》,登记着北美几大城市的华人商号通过远洋轮船运到香港的每一笔银信来源、数额及其递送给内地侨眷的结果。大部分铁路华工属于劳工阶层,能够经常回国的人并不多,他们给家人的赡家钱款,也应该采取的是这种方式寄回家乡的。
    四 铁路华工如何改变家庭
    最早的“淘金”开拓者、铁路华工,以及他们的后继者,通过向家乡源源不断地输入财富和新鲜的思想改变着家庭。从华侨文书的记载和遗存下来的华侨建筑文化遗产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种巨大的改变。
    1.侨汇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华侨家庭的经济和生活条件
    银信承载着华侨对家庭的责任,寄托着侨眷的希望。银是华侨的血汗钱,信是华侨对亲人的情思。华侨因为贫困出洋谋生,所以他们在海外辛苦劳作,省吃俭用,把积攒的金钱寄回给国内亲人作为生活费用,这是银信的最主要用途。华侨在家书中谈到寄钱的用途时,最常用的话语是作为家中的“米粮之用”。
    除了家人的衣食之外,侨汇最多用于华侨和侨眷关心的人生三件大事:置田、立宅和子弟成婚,《民国开平县志》将前两者称为“求田问舍”,十分贴切。他们的一切目的就是为了营造一个年老归乡休憩身心的和谐安逸家园。如今依然遍布五邑侨乡村落的碉楼,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它们与遍布五邑大地的洋楼一起,向世人诉说着华侨先辈曾经日夜萦绕在心头的对美好家园的渴望。
    道光咸丰年间,社会动荡,大量五邑人出洋谋生,到光绪年间,一些积有余资的华侨纷纷回乡买田建房。20世纪20、30年代,台山、开平等地土匪横行,而此时的侨汇十分丰厚,华侨纷纷在家乡建筑碉楼、洋楼,一则防匪以自保,一则可以改善生活条件。
    一般来说,积累了一定钱财的华侨家庭都会购买田地。华侨工人家庭,除了特别缺乏劳动力的以外,大都是自己耕种,有些家庭还需要租入部分土地以满足生活需要;华侨商人家庭的土地则大都用来出租。也有些家庭为了子孙出洋,不惜卖掉土地,赚了钱以后再赎回田地。譬如,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的一份卖地契约记载,一个名叫“谢日晓”的人“因现有子孙往金山宜银应用,无处计备”,故将祖先遗留的部分田产变卖。(29)总而言之,在五邑侨乡,土地流转的频率是比较高的。
    在购买田地的同时,不少华侨开始建造屋宇。清朝光绪年间的新宁知县李平书评论说:“宁邑地本瘠苦,风俗素崇俭朴。自同治初年以来,出洋之人日多,获赀回华。营建屋宇,焕然一新,服御饮食,专尚华美,婚嫁之事,尤斗糜夸奢,
        
    
    
    风气大变。”(30)“举目乡间,村落焕然,屋宇丽都。”(31)这说明五邑地区大量侨汇的流入,是侨乡建屋兴起的主要经济支柱。
    一些归国的华侨除了在本乡本村建房外,还在诸如江门、县城、省城广州等城镇和城市购地建房。《江门海关十年报告(1904~1911年)》记述说:“在本市区东区有些较新、较大的房屋,它们是归国华侨的房屋,那里的房屋对卧室光线有很大改进,虽然厕所也修得不错且收拾得妥当,但对污水的处理仍然不好。”(32)华侨们已经习惯和喜欢都市的生活方式。
    2.华侨家庭的社会地位得到改变
    随着几代人的打拼,华侨家庭经济地位改善,财富增加,子弟教育水平提高,因而华侨家庭在侨乡的社会地位显著提升,已经致富的华侨家庭在家乡显摆露富,进行炫耀性消费,他们的子弟在建立婚姻关系时具有明显的优越地位即为重要表征。
    地方史志记载,侨乡社会生活风尚的改变正是出现在淘金华工和铁路华工大量涌现之后的时期。1909年,新宁县县令覃寿坤颁布禁止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中的奢侈浪费行为的《告示》,其中谈道,“访闻县属,咸同以前,颇崇俭朴,自出洋人多,获赀返里,风气为之一变,迩来竞奢尤甚。”(33)咸丰皇帝统治时期为1851年到1861年,同治皇帝统治时期为1862年到1874年,正是淘金华工和铁路华工兴盛的时代,这说明,是早期华工们大量的血汗金钱逐渐改变着侨乡的社会生活方式。华侨家庭为什么把血汗钱用于建立奢侈的生活方式呢?一个深层原因是,华侨及其家庭原本处于乡村社会中最低的社会阶层,他们通常以炫耀式消费来显示他们通过在金山的拼搏已经衣锦还乡,是人生的赢家,从而达到提升家庭社会地位的目的。笔者对华侨书信的研究和田野调查表明,无论近代时期的华工,还是当代从农村走出国门的华侨新移民,对于在家乡熟人圈中通过捐献、建造豪华住宅等方式建构自身成功的形象都十分看重,譬如,民国时期台山华侨陈奏平在信中劝说同在国外谋生的陈金铭说:“金铭四哥雅鉴:……想吾兄出洋屈指数年,自当回唐一转,金钱多少又何足计较,总要少年归国,乃为荣耀,否则他时年尊老大满载而归又何足怪哉!”(34)
    华侨家庭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改变,使他们的子女在建立婚姻关系时具有十分优越的地位,这方面的民间歌谣非常之多,譬如:“有女莫嫁耕田人,时时泥气郁败人;有女要嫁金山客,打转船头百算百。”(35)从华侨书信可知,无论是海外华侨还是侨乡民众,大都希望与金山客或他们的子弟攀上姻缘。
    以新宁县华侨梁芳荣家庭为例。根据梁芳荣妻子1922年准备移民美国时的口供纸可知,梁芳荣于1880年出生于“金山”。华人口供纸中的内容有真有假,需要仔细辨别。该口供纸中梁芳荣的姓名与其来往书信中的姓名一致,这说明梁芳荣的父亲可能是在淘金时期或者修筑铁路时期出洋的,他并不是冒名顶替的“纸面儿子”(paper son),至于梁芳荣是否在“金山”出世则很难判断,也有可能1906年三藩市大地震时他父亲向政府注册为入籍美国的华人,因此使梁芳荣获得“出世仔”的身份,得以移居美国。(36)梁芳荣的书信显示,他曾在美国加州的三藩市、俄亥俄州的粗朗度(Toledo)等地谋生,1927年返回国内。梁芳荣在美国从事商业,他的成功使其子女在家乡成为有名望家族攀亲的对象,1919年梁芳荣的女儿培嫦嫁给当地叶姓富翁的儿子,两家人皆大欢喜。梁芳荣的两个儿子在写给父亲的信中描述了姐姐的婚姻盛况:
    培嫦姊于正月十一日已经过门,乘四人抬之大轿,兼有先生、书友锣鼓架护送,随路烧炮仗,男女见者无不喝彩,亲家搭酒厂用银百余元,新宁中未有如此之大。当初母亲意欲不用四人抬之大轿并锣鼓架,但亲家定意要用,至人工银皆亲家所出。培嫦姊去归,一切辛苦工不做,虽煮饭扫地,亦不准做,甚至装饭,亦是婢女装梅而后食。虽千金小姐,未有如此之爽也。……再者母亲亦知嫦姊年少,非是粗心肝嫁归,亦见均锡极致丰富,好难得如此之门口,是以母亲一心应承。就此村中男女老幼皆欢喜好门户,故母亲就放心嫁培嫦姊去归。(37)
    确实,梁芳荣家乡的很多人在写信时对这一桩婚事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一位名叫“照文”的人对梁芳荣说,培嫦的这门亲事好难得,“今配合如此富家弟,亦欢喜无疆矣”。(38)另一位名叫“曾毓英”的人对梁芳荣说:“令千金许配叶姓富翁为媳,十分欢喜可贺也。”(39)通过与当地富有名望的家族联姻是华侨家庭的社会地位得以提升的方式之一。
    3.铁路华工编织了移民网络
    淘金和修筑铁路时期华工大量奔赴北美洲,从而成功地编织了从华南侨乡到香港、再到北美洲的移民网络,后来美国虽通过了《排华法案》,但华侨还是能够找出突破官方移民限制的办法,使其子弟继续前往美国谋生,这得益于此前已经形成的移民网络,兹举两例说明。
    先看陈以琳的事例。根据1919年由中国驻金山总领事署发给他的回国护照记载,陈以琳是广东开平县人,时年71岁,那么他应该是出生于1848年或1849年,如果他18岁出洋,也可以赶上修筑中央太平洋铁路,属于修筑铁路华工那一辈人。1919年他回家颐养天年时,已经把自己的儿子陈宏壮和20余名亲属都迁移到美国了。归国之后他还经常利用自己的人脉和经验帮助亲友移民,因而在乡间很受尊重。(40)
    再以前述梁芳荣家族为例。他的父亲应与陈以琳是同一辈人。在美国站稳了脚跟的梁芳荣不断地把在家乡无以为生的亲属设法送往美国打工。1910年4月,梁芳荣表弟芳鸿给他的信中说:“前日兄台代弟设法打算,称说‘作金山之路’”,因而非常高兴,请求梁芳荣“千祈栽培,多劳感大德也”。(41)可能芳鸿在此前的信中已经恳求表兄为他设法办理去美国谋生的必要手续。1910年7月,梁芳荣的女婿“英述”恳请岳父将他带到金山谋生,其言辞甚为谦卑恳切:
    今日百物腾贵,百钱升米之时,谋食甚是艰难。……愚婿在家无好工可做,工价太贱,所以草字呈上,不顾羞耻,望大人慧顾照贫,设法取美国路,渡愚婿过来。……欲想发达,除外洋之外,再无他处。本不敢尽口,见亦属父子之亲,倘日后有发达,皆大人所赐也,然此恩此德,比于生身父母更大焉,当日夜焚香告祝大人之恩。(42)
    这个女婿最终顺利到了美国,另一个女婿锦祥在梁芳荣归国后也踏上了去美国谋生之路,成为时人艳羡的“金山客”。
    在帮助亲属移民美国时,梁芳荣与香港开办广合源商号的雷维治关系密切。1912年,雷维治写信给梁芳荣报告帮助寻访移民到美国证件的事宜,说“现因列强未曾承认我‘中华民国’”,因此不能取得中国国民移民的证件,“只有生意仔纸、出世仔纸耳,该二样纸现未有,待迟日有到,然后再通知便是”。(43)1919年,雷维治给梁芳荣的信中又谈及帮助梁芳荣“内弟”移民事宜,为此梁芳荣寄给“唐银叁佰元”,给内弟作为船费。(44)
    梁芳荣帮助亲友不断移民到美国谋生的经历,应该是铁路华工那代华工群体在1882年美国颁布《排华法案》后比较普遍的经历。经过铁路华工那一代人及其后辈的辛苦努力,编织起遍布北美各地的移民网络,台山、开平等侨乡民众普遍心怀“金山之梦”,他们把到北美洲谋生作为最重要的人生选择。正如有人评论的那样:“台人三十年来公脑中唯一之大目的,则去金山而已,去金山之口头禅而已,舍去金山外无所谓劳力,亦舍去金山外无所谓职业。”(45)进入民国时期,国家四分五裂,家乡社会动荡,土匪横行,华侨们“颇感故国之满途荆棘,何如美洲之海外桃源,携眷西渡,适兹乐土。爰居爰处,生斯长斯,又几视乎美洲为新宁之第二家乡矣”。(46)
    五 从修筑美国的铁路到修筑家乡的铁路
    早期华工在外打拼,有些人逐步积累了财富。他们牵挂着家人,也关注着家乡。因美国的排华政策和种族歧视,他们无法在侨居地落地生根,叶落归根是华工唯一的出路。随着清政府废除禁止移民的律例,铁路华工这一代人开始把目光聚焦在家乡建设上。1897年,新宁县唐美村耆老“倡议开办学校,以作育乡中子弟……斯议一倡,乡人热烈附和,尤以旅外昆仲互相解囊捐金汇归,于是唐美学校之雏形告成”。(47)
    清末民初,侨乡社会动荡,土匪蜂起,绑架勒索事件时有发生,家乡治安问题突出,引起了海外华侨的关注。譬如,1912年,开平县华侨谢珮圣给谢维烺的信中谈到了在三藩市本村华侨中筹捐家乡村落“看更”费之事,此时已经筹集到300元,但他认为“要尽力捐助方能有效”。(48)在另一封信中,谢珮圣谈及在本村举办学校之事,他说:
    本族倡办两等小学堂缘簿,村彦捐150元,愚捐150元,余外100元、50元居多,约共1000元之谱,此事最有益养人才宗旨,若能周转财政,不妨多捐几百,留名万载。现各兄弟议论,美洲头名必不出汝与彦进兄矣。本应亦要做也。人生世上,最紧要系名誉也。若果贫穷亦无能为也。总至出自各人善意便是。(49)
    上述各类华侨举办公益事业的举动,在清末已成普遍之势。在台山、开平等侨乡,一般民众都是聚族而居,地方事务很多时候也是家族的事务,家族或地方精英在地方事务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一份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由草坪村各家房长集祠议事后签署的筹集公用经费的“合约”,对于外洋谋生的本族人提出了特别要求:
    要将各人往金山州府外洋等处有银付归,每元抽科银柒厘贰归众;做生意每字号股份每年抽科银壹大元正归众;如果横财大发与及意外之财等,每两抽科银五份正归众;至外洋回家之日,每名抽科银拾大元柒贰兑归众,防御科银壹元归众;倘有财赀贰仟以上回家,令签多助;倘有付银回家,隐匿不报,众一见查出,将抽之银加倍收足,无得异言抗阻;倘有恃强不遵,合乡向伊家长取足。(50)
    上述事例说明,无论是铁路华工自身还是他们家乡的乡亲们,仍然把华侨视为本村的居民,他们对本族本地负有更大的责任和义务,理应对家族和地方社会事务投入更多的金钱和精力。
    铁路华工那一代人为修筑横贯美国大陆东西两岸的中央太平洋铁路付出了血汗乃至生命,但是这样巨大的贡献并没有换来这个国家当时的主流民意和统治者的认可,1882年的《排华法案》使他们的生存境遇越来越艰难。然而,由于祖国和家乡不尽如人意,他们仍然想方设法留在美国谋生,也千方百计地使他们的子弟前往美国打工,但他们的梦想是建设好自己的家乡和国家,实现家乡和祖国政治和经济的现代化。侨乡兴起的华侨举办学校、图书馆、医疗和交通等慈善事业与投资工商业的风尚,就是从铁路华工这一代人开始的。
    铁路华工及其后代谋求推动侨乡现代化最显著的事例是新宁铁路的成功修筑。1904年,以美国华商陈宜禧为首,趁着清政府推行“新政”、倡办工商业的机遇,在家乡筹备建设新宁铁路。陈宜禧在向清廷申请筹办铁路的呈禀中,“声明不收洋股,不借洋款,不雇洋工,以免利权外溢”,商部右丞王清穆在奏折中介绍陈宜禧说,他“在美国金山各埠承办铁路工程,先后四十余年,于筑路情形较有把握”。(51)经清政府批准,该路于1906年动工。英国人控制的江门海关的文件记载说:“粤省宁阳铁路初由新宁县属各商倡办,商人中多有由美国及新金山等埠回华者,建筑工程甚为快捷。”(52)1909年,该路局部建成通车,江门海关记载了其盛况:
    本年中历四月十六日,为宁阳铁路落成开幕之期,是日燃烧爆竹声响隆隆,各堂学生皆办效洋装,联群结对,吹角鸣鼓,欢庆异常。……建筑是路,
        
    
    
    悉由华人自行设立公司,招集股本,工程师亦以华人充之,无须洋人相助为理倡设,此路之陈君宜禧,曾游美国四十三年,后即就目前之时日出自蓄之资财,专心筹办,是陈君大有造于此路也。……考该公司集股之法,计每股收银伍元,共得叁佰万元,此数侨寓金山之新宁籍人占四分之三,余则本乡人所集。(53)
    以陈宜禧为代表的新宁铁路的建设者中,不少人应是参与北美铁路建设的华工,该路的修筑以“不收洋股,不借洋款,不雇洋工”为号召,立下了“以中国人之资本,筑中国人之铁路;以中国人之学力,建中国人之工程;以中国人之力量,创中国史之奇观”的宏愿,修筑完成了一条130多公里的铁路,这在同时代的中国铁路建设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海外台山华侨一直以此为荣,他们说:
    初陈君宜禧,由粤返美,鉴于宁邑交通之不便,因在美发起建筑宁阳铁路,当由宁阳会馆倡始认股。其他侨商闻风响应,不期年而叁佰万金齐集。宁阳铁路因以告成,不特为宁邑及粤民谋交通之便利,亦实为全国商人创办铁路之先声。(54)
    铁路华工为“他人”修筑铁路,他们的贡献在很长时间里不能得到那片土地上绝大多数主人的认可和尊重,不能给予他们平等的待遇。同样是这些铁路华工及其后代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自主修筑新宁铁路,他们的贡献从始至今,一代代的家乡人没有须臾忘怀,虽然这条铁路于70年前毁于日本侵略军的战火,早已烟消云散。
    今天,太平洋两岸的人们都一致肯定并缅怀百年前铁路华工的历史贡献,这是对他们最好的慰藉。
    注释:
    ①本文是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特别委托项目“清末民国时期广府华侨社会资本与移民网络:以华侨书信为主要文献”(GD13TW01-13)的阶段性成果。笔者非常感谢《美国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给出的中肯修改意见,感谢多位民间收藏家慷慨允许笔者使用他们所收藏的珍稀侨乡文书。文中的不当之处由笔者本人负责。
    ②1877年刊布的《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调查中国人入境问题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中记录了官员、教士、商人、铁路公司老板、地主、律师等各类人士的证词,虽然很多人对华工充满偏见和污蔑之词,但他们对中国人的勤劳、能干,对他们在美国加州开发中的贡献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美国前任驻华公使和前任加利福尼亚州长缕斐迪(斐德列克·H.娄)认为“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土方工程约4/5是中国人做的”,商人亨利·H.海特作证说:“横贯大陆铁路,倘若不是这些中国人,决不能完成得这样快。这条铁路能够如期交工使用,主要应当归功于他们。”参见卢文迪等编:《美国外交和国会文件选译》,转引自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9~312页。1869年,中央太平洋铁路建成后,一些铁路华工转赴美国其他地方继续修筑铁路。来自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华工还对加拿大、巴拿马等多个国家的铁路修筑做出了贡献。
    ③在美国,为铁路华工历史呼吁呐喊的主要是包括铁路华工后裔在内的海外华人群体,其目的在于期盼美国主流社会公正评价铁路华工的历史贡献,为今天的华人获得族裔平等地位寻求历史依据。2014年,美国政府将参与兴建中央太平洋铁路的中国劳工作为一个团体列入美国劳工荣誉堂(Labor Hall of Honor)。参见余东晖:《揭开尘封历史铁路华工进美国劳工荣誉堂》,载《八桂侨刊》,2014年第2期,第72页。
    ④忻怿对中国学界的美国铁路华工研究现状做了较为全面、中肯的评述,认为主要的不足是:所使用的史料主要是美国官方或者私人的档案,表现出“美国中心”的倾向;缺乏对于中国因素、侨乡因素及华工自身因素的考察,筑路华工“失声严重”。参见忻怿:《中国学界就太平洋铁路华工议题相关研究成果评述》,载《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5卷第3期,第1~9页。另一部由美籍华裔学者赵汝诚2004年完成的密苏里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依据铁路沿线白人办的报纸探寻铁路华工的历史。参见赵汝诚:《旅居者与移民:美国太平洋铁路华工与爱尔兰劳工报纸形象分析》(邓武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版。英文版参见Herman B.Chu,“When 1000 Words Are Worth a Picture:How Newspapers Portrayed the Chinese and Irish Who Built the First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 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Missouri,2004。
    ⑤“侨乡文书”是指在华侨家乡遗存下来的各种与海外华侨、侨眷有关的华侨文献资料,包括书信、日记、票据、账簿、口供纸、契约、证件、族谱、族刊等。“侨乡”(Qiaoxiang)一词是指海外华侨华人的家乡,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在国内外学术界特别是华侨华人研究学界普遍使用。
    ⑥朱仲缉:《序言三》,载黄福领、朱仲缉编:《全美宁阳第一届恳亲大会始末记》,美国旧金山·美洲台山宁阳总会馆印发,1928年9月,第34页。“台山县”旧称“新宁县”,1914年更为现名。
    ⑦1893年,清廷正式废除长达二百余年的移民禁律,宣布“良善商民,无论在洋久暂、婚娶生息,一概准由出使大臣或领事官给与护照,任其回国谋生置业,与内地一律看待;并听任其随时经商出洋,毋得仍前借端讹索”。从此,华侨出洋合法化了。参见颜清湟:《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晚清时期中国对海外华人的保护(1851~1911)》(粟明鲜、贺跃夫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90年版,第279~280页。
    ⑧张国雄:《试析开平碉楼的功能:开平碉楼文书研究之三》,载黄继烨、张国雄主编:《开平碉楼与村落研究》,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128页。
    ⑨此瓷相由广东江门市李镜尧先生收藏。
    ⑩“新金山”系指澳大利亚,“雪梨”即澳大利亚悉尼(Sydney),“砵崙”即美国俄勒冈的波特兰(Portland),近代操粤语的华侨常常以其方言音译国外的地名。
    (11)Marlon K.Hom,Songs of Gold Mountain:Cantonese Rhymes from San Francisco Chinatown (Berkeley and Loa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39.咸丰二年为公元1852年。“唔”即粤语“不”的意思。
    (12)卢文迪等编:《美国外交和国会文件选译》,转引自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3辑),第236、258、304、308页。
    (13)卢文迪等编:《美国外交和国会文件选译》,转引自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3辑),第269、290页。
    (14)〔美〕胡其瑜(Evelyn Hu-Dehart):《何以为家:全球化时期华人的流散与播迁》(周林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5)《咸丰三年十二月廷倬、廷藻立讫帖》,广东江门市李镜尧先生藏。
    (16)卢文迪等编:《英国议会文件选译》,转引自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页。
    (17)卢文迪等编:《美国外交和国会文件选译》,转引自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3辑),第246页。
    (18)《黄官奕立领银数帖》,咸丰六年(1856年)正月十二日,江门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藏,馆藏号:z1.7(341)。
    (19)《同治元年益所立让帖》,同治元年(1862年)十月十九日,江门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藏,馆藏号:z1.6(023)。
    (20)《关如裕欠银单》,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三月十二日,江门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藏,馆藏号:z1.2(907)。
    (21)卢文迪等编:《美国外交和国会文件选译》,转引自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3辑),第231页。
    (22)《关德宽致关廷杰的信》,戊子年(1888年)三月二十五日,江门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藏,馆藏号:z1.5(952)。
    (23)《木屋拘囚吃尽苦》,载《金山歌集》,美国旧金山·金山正埠大光书林印行,1912年版,第14页。
    (24)姚曾癊等:《广东省的华侨汇款》之《序言》,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9页。
    (25)《关壬子致关廷杰的信》,癸未年(1883年)四月廿一日,江门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藏,馆藏号:z1.5(951)。
    (26)《关壬子致关廷杰的信》,癸未年(1883年)七月十四日,江门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藏,馆藏号:z1.5(953)。
    (27)《光绪三十年江门口华洋贸易论略》,载《“中华民国”海关华洋贸易总册:民国纪元前八年(1904)》,台北·“国史馆”,1982年重印,第96~97页。“本埠之西南各县”系指北美华侨人数众多的台山、开平、新会、恩平和香山等县。
    (28)《朝倡致关廷杰的信》,癸年(1883年)旧历四月初二,江门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藏,馆藏号:z1.5(950)。
    (29)《谢日晓变卖田产揭帖》,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六月初五,广东江门市罗达全先生藏。
    (30)李平书:《复陈抚宪许咨访地方情形附禀》,载李平书:《宁阳存牍》,粤东省城刊印,光绪戊戌年(1898年)版,第65a页。这里的粤东省城即广州。
    (31)觐廷:《对于温高华不准华人新客到埠之感言(续稿)》,载《新宁杂志》,1914年第15期,第2页。
    (32)Oliver G.Ready,Decennial Reports,Kongmoong,31st December,1911.p.191.此英文文献归档于江门海关档案,现藏于广东省档案馆,案卷号:672。
    (33)《覃明府申禁妄费告示》,载《新宁杂志》,1909年创刊号,第35页。
    (34)《陈奏平致陈金铭的信》,10月23日,(具体年份不详),广东江门市罗达全先生藏。
    (35)Marlon K.Hom,Songs of Gold Mountain:Songs of Gold Mountain:Cantonese Rhymes from San Francisco Chinatow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87),p.47.
    (36)《梁芳荣妻子黄氏的口供纸》,1922年,广东台山市李柏达先生藏。
    (37)《梁炳超、梁炳璁致父亲梁芳荣的信》,1919年旧历二月二十八日,广东台山市李柏达先生藏。
    (38)《照文致梁芳荣的信》,1919年5月27日,广东台山市李柏达先生藏。
    (39)《曾毓英致梁芳荣的信》,1919年旧历三月初二,广东台山市李柏达先生藏。
    (40)陈以琳的护照和几百封家信现藏于江门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
        
    
    
    (41)《芳鸿致梁芳荣的信》,庚戌年(1910年)四月初五,广东台山市李柏达先生藏。
    (42)《英述致岳父梁芳荣的信》,1910年7月21日,广东台山市李柏达先生藏。
    (43)《雷维治致梁芳荣的信》,1912年5月10日,广东台山市李柏达先生藏。“生意仔纸、出世仔纸”为粤语,即美国商人身份证和美国公民子女身份证。在美国排华期间,只允许中国的官员、商人、教师、学生和游客入境,禁止华工入境。拥有美国商人身份和美籍子女身份的人可以将其证件售卖于他人,供其冒籍入境,此即为“纸面儿子”(paper son)。这种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对单一民族实施不公正移民限制的《排华法案》的实施。
    (44)《雷维治致梁芳荣的信》,1918年11月5日,广东台山市李柏达先生藏。
    (45)戆:《欧战与台山人之关系(再续)》,载《新宁杂志》,1914年第27期,第1页。
    (46)朱仲缉:《序言三》,载黄福领、朱仲缉编:《全美宁阳第一届恳亲大会始末记》,第34页。
    (47)启元:《唐美学校史略》,载《唐美季刊》,1935年12月创刊号,第1页,台山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7-257。
    (48)《谢珮圣致谢维烺的信》,1912年旧历七月初三,广东台山市关翌春先生藏。
    (49)《谢珮圣致谢维烺的信》,1912年旧历七月初八,广东台山市关翌春先生藏。
    (50)《草坪村各家房长科银公用经费合约》,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正月十九日,广东江门市罗达全先生藏。
    (51)《商部奏绅商筹办新宁铁路拟准先立案折》,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正月二十二日,原载《新宁铁路股份部》,转引自郑德华、成露西:《台山侨乡与新宁铁路》,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136页。
    (52)《光绪三十四年拱北口华洋贸易论略》,载《“中华民国”海关华洋贸易总册:民国纪元前四年(1908)》,台北·“国史馆”,1982年重印,第104页。
    (53)《宣统元年拱北口华洋贸易论略》,载《“中华民国”海关华洋贸易总册:民国纪元前三年(1909)》,台北·“国史馆”,1982年重印,第108页。
    (54)《为宁阳恳亲大会致辞》,载黄福领、朱仲缉编:《全美宁阳第一届恳亲大会始末记》,第111页。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