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钢 张引：当乡村振兴遭遇发展主义：后发展时代的人类学审思(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1:11:05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 李文钢 张引 参加讨论
三、乡村振兴遭遇发展主义 在对中国乡村何以成为问题进行分析后，本文需要追问的一个问题是，在国家“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话语中，在去除这些修辞话语后，乡村振兴最为本质的目的是要解决乡村的经济发展问题，还是要处理乡村的文化传承问题？换句话说，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要振兴“农民”和“村落”都已经走向终结却又是富裕的东部地区农村，仍然试图在这些富裕的农村寻找我们想象中的乡愁，还是要振兴在“半工半耕”社会结构下农村“乡土性”仍然在继续传承和发挥作用，但面临着农村贫困和诸多社会问题的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正如赵旭东曾经指出的，“乡村的问题”在许多方面的讨论最终都会被归结到乡村发展问题上去。[10]很明显的是，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要解决中西部地区农村因为“半工半耕”的社会结构所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以及根深蒂固的贫困问题，从而解决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矛盾已经改变后的中西部地区农村发展的不充分，以及东部和中西部地区放在一起比较之后中国农村在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 在此背景下，“三农问题”专家贺雪峰对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如何实施发出了质问，我们要振兴的乡村是满足城市中产阶级乡愁的乡村，还是为农民在农村生产生活保底的乡村，亦或是地方政府打造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以及借助城市中产阶级的乡愁来赚钱的乡村。[4]贺雪峰赞同的是保底式的乡村建设，主要的国家资源应该用于帮助和支持中西部缺少发展资源的地区留守农村的相对弱势的农民，从而解决当前中国农村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由此观之，中国乡村的问题话语虽然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表述和修辞，但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和本质内容仍然是延续了在国家发展主义话语下的乡村社会经济如何发展的老问题。剖开层层修辞之后，国家发展主义话语中的乡村振兴问题并不是时人因为乡村社会文化转型过程而面临的“乡村终结”这种文化层面的问题，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乡村的贫困与发展问题。 具有包括了地域差别和文化差异的丰富内涵的中国乡村之所以会被扭曲，被人为地“退化”为只具有单一的经济功能，是因为中国乡村遭遇了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下的发展主义。所谓发展主义是指：“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信念，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目标，依据不同的手段，例如高科技、工业化、国家干预或市场机制，产生出不同版本的发展主义学说——自由市场、依附发展、或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18]发展主义的威力之大，以至于在全球范围内，人们不再询问发展是什么，要不要发展，谁的发展，而是只专注于回答如何实现发展的问题。因此，在国家发展主义的语境中审视乡村振兴战略，中国乡村如何振兴，最终又回到了探寻中国乡村如何实现经济发展的老问题上去，特别是在国家经济体系中已经被边缘化的中西部地区乡村。 乔姆斯基指出，新自由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导致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世界上最贫困国家和人民被掠夺得愈加严重，全球环境灾难化，以及富人财富获得前所未有的暴涨。[19]2多年以来遍及世界的质疑、批判与反思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下的发展方式已经成为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我们又苦于找不到一个替代性的解决方案。无论如何，瞄准资本对利润的不择手段索取导致的忘记生活原初意义的生产和消费活动的批判及反思是十分必要的，也永远不会成为批判者的喃喃自语。然而，对这些问题的反思和批判并不能要求人们回到“原初丰裕”社会找寻生活的意义，生活和文化的意义只能在对现代社会各种问题的批判中，在现实社会的实践中去努力获得。[20]发展还是不发展确实是一个应该反思的问题，但对于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而言，当前对国家民族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实现“另类的发展”[21]。 当前学术界关于如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讨论尽管在细节上存在着一些不同的意见，但学者们坚信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还是应该依靠国家在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在中国的乡村实施一种由国家主导的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在国家政府掌握着绝大多数社会经济资源的情况下，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种必然选择，国家也理所应当地在此方面有所作为。但是，过去数次由国家主导实施的乡村建设运动在遭遇发展主义后所造成的长期结果是中国乡村更进一步被整合进入新自由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更加固化了中国乡村的边缘处境。于是，国家也只能再发动一次新的乡村社会建设运动来纠正过去的乡村建设运动造成的问题。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明确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但是，在既有的政策体系之下，中国乡村要实现振兴也只能是“突围”式发展，更不用说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仍然是站在城市的立场。著名学者陈锡文在一次高级别的会议中提到，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无法实现孟德拉斯所说的“农民的终结”，国家转而将城市化和工业化所导致的中国乡村问题拉回到乡村内部来解决，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做准备。[22]在这套关于乡村的话语中，强调乡村的问题是乡村自身发展不足的问题，常见的表述是“要是在农村能够实现富裕，谁还愿意背井离乡到城市打工”。在外生制度的安排下，简单地强调乡村的单一经济功能，乡村要实现发展更多的是外部资本和技术如何有效输入乡村来启动发展的问题，而忽视了乡村的发展在根本上是农民自身的发展。而农民所期望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收入的增加，还有从乡村向城市流动过程中对阶层地位提升的期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