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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甘宁边区八路军没钱了,办实业解决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所在的西北地区非常贫困落后。陕甘宁边区政府下辖23个县,丰年粮食还够吃,略有自然灾害就会出现大批饥民外出逃荒要饭。延安地区的工业只有马掌加工等少量的手工业,延长虽出产少量石油,但也没有充分开发利用。
    

    当时陕甘宁边区军委直属部队(包括抗日军政大学)约3000人,留守兵团约15000人,这些人的开销都由军委供给部直接供应,但整个供给部砸锅卖铁也没有多少钱。当时驻定边县的30军死了一个连长,要几块钱买副棺材都没有。部队生活相当艰苦,每人每天只有1斤小米或杂粮,要挖野菜充饥,一年当中顶多能吃一两次肉。供给部上面虽然有个中央财政经济部,但也是副穷家当,不仅不能给供给部发经费,反而常要供给部倒贴钱。
    部队大多数领导能体谅供给部的难处,但也有人不相信,认为是供给部“抠门儿”,有钱不发,来吵闹的事常有发生。曾是黄埔军校教官的陈奇涵任绥德警备司令,上任时,供给部拨了100元钱,他哭笑不得:领吧,实在太少;不领吧,一文钱没有,最后还是打了领条收下了。陕甘宁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副旅长陈先瑞,部队驻守洛川,也在统战区。他来领饷,供给部发了200元。他嫌少,怒气冲冲地骂道:“部队几个月没发菜金了,200元够屁用!没有钱就不要养兵嘛!”炮兵团团长武亭也驻在洛川,但不在统战区,竟一文没给。武亭气愤地说:“他们都领了钱,我一个子儿也没有,这怎么行?”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的滕代远知道了这件事后,把他俩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为了避免部队领导再来争吵,供给部只得颁发“安民告示”,说明供给部的困难。告示发出后争吵少了许多。
    

    庞大的军队经费支出,压得供给部喘不过气来,最后被迫“清家底卖破烂”应付急用。供给部值点钱的只有几匹老牲口和几辆不能用的大车,统统卖掉,得现款数百元,解决了几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比如,花300元买了一批通信器材。人们立刻议论纷纷:“不发菜金倒有钱买器材!”
    部队意见大了,惊动了毛泽东。在召集各单位负责人开会时毛泽东说:“有人说供给部有钱不发,这不符合事实。他们最近卖了一点破烂搞了点钱,买通信器材就用了三分之一,这个钱用得对。没有菜金我们可以不吃菜,可没有通信器材,中央军委就不能工作了。”一席话把那些人的嘴封住了。
    

    卖破烂只能应急,也不是长远之计。为了解决部队的经费问题,供给部绞尽脑汁,最后想到了办实业解决问题。
    首先,开办骡马店。供给部以前虽然没搞过经营,但大家都同意一试。第一个骡马店,每天约能赚20多元,利虽不大,但天天有钱进账。不久,又在延安城南开了第二个骡马店,规模和赢利比第一个店还好。后来逐步在边区开了20多个店,生意越做越红火。这样,以骡马店为依托的边区运输线也建立起来了。骡马店的收入,很大程度解决了供给部的财政来源。为了加强领导,又把骡马店、交通与兵站三家合一,统称兵站,对整个边区的经济,特别是通邮起了很大的作用。
    其次,贩卖食盐。部队缺少盐吃,盐池离延安有200多公里,运到延安出售至少是3倍利润。最初供给部只有10多头牲口运盐,一个月最多运两趟,能运3000斤盐。要把盐业生意做大,就要销出去。按当时的政策,向西安、山西国统区运盐是“资敌”行为。但销盐可以换回西药、通信器材等急缺物资,不能简单地说成是“资敌”。打破禁运互换有无,对瓦解敌人的封锁有利,而“禁运”其实也是“禁”了自己。1938年4月,贩盐问题被提交中央财经部专门讨论,得到李富春的肯定,毛泽东也完全同意贩卖食盐的意见。盐业发展起来后,中央决定,陕甘宁边区成立盐业公司。盐业对边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再次,为解决商品流通,开办了军人合作社。军人合作社在边区影响很大,甚至成了延安经济“繁荣”的象征,外来人员都要到合作社去参观。合作社每月都有盈利,解决了军队很大的困难。
    通过种种努力,军委供给部的工作有了相当大的改善:有了一定的供应能力;建立了一些保障分队,如运输队等;建立和加强了相当规模的兵工厂、被服厂、鞋袜厂等军事工厂,搞起了相当规模的生产企业,积累的资金有数10万元之多。这些对渡过抗战时期的困难起到重大作用。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