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转型东欧：西方世界被遗忘的阴暗面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7:11:37 爱思想 思郁 参加讨论
一 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有个总是引发辩论的场景。主人公托马斯原本是布拉格一家大医院的外科医生，1968年苏联侵占捷克时，他因为发表的一篇文章丢掉了工作，成为了一名擦玻璃的工人。托马斯在擦玻璃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棘手的情况，知识分子要求他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他思忖再三，认为这种举动或许称得上慷慨，但是肯定毫无用处，最终他拒绝了签名。 这个“签名，还是不签名”的问题，大概是文学史著名的场景之一，在现实中引发了很多知识分子大讨论，昆德拉与哈维尔是其中争论的两极。 我提及的本意不是讨论这个议题，只是想起了托马斯当擦玻璃工人这件事。东欧巨变之后，另外一位美国作家伊娃·霍夫曼来捷克旅行，在她的书中记录了一个新的关于找擦玻璃工人的故事。一位在捷克定居的美国记者想找一位擦玻璃的工人，被当地的朋友告知，她根本不可能找到工人，没有捷克人会来私人公寓给你擦玻璃，因为清洁公司只接商办大楼的单子——这位说了很多遍“不可能”的捷克朋友，当年就是一位擦玻璃的工人——总之，经过各种“不可能”的尝试之后，记者还是找到了清洁公司派人来清洗了她的窗户。 这个再普通不过的场景能有什么意义呢？在《回访历史：新东欧之旅》中，美籍波兰裔犹太作家霍夫曼对此概括说，过去四十年里，捷克经历了苛政，经历了严酷的系列公审，经历了布拉格之春的镇压，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私人活动的空间，所以他们的这种下意识的“不可能”更多是一种谨慎和畏缩不前，这是一种苏联统治时代的精神分裂症：因为所有的东西需要重新来评价，需要重新思考做过的每件事，选定新的立场，推翻自己过去的一切。 本来，擦玻璃再也不是一种隐喻的知识分子生活，代表的应该是一种最日常的步入正轨的工作，但是这种“不可能”的拒绝仿佛在昭示着恢复正常生活的艰难程度。就是说，你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寻找恰当的沟通交流的渠道，才能获得正常的资格。但是这种正常之下其实依然暗流涌动，因为人与人之间再也恢复不到过去，历史千疮百孔，个体战战兢兢，人们都是带着警惕和创伤开始新的生活，但是没有人觉得应该心安理得，每个人都杯弓蛇影，谁知道下次革命什么时候会爆发？谁知道国家会走向何方？谁知道这些把握权力的人会不会重新回来？正如小说中的托马斯虽然拒绝了签名——但是他并非心安理得，他想要为这种怯懦和不作为找到一种合理的解释，比如为了家人的安全，害怕丢了擦玻璃的工作，这种签名不会产生实际的效果，没有任何意义等等，他最终用一种历史观来说服自己：他认为他与那些签名的知识分子生活在不同的历史之中，他认为这样的历史就是一张草图，“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轻，不能承受地轻，轻若鸿毛，轻若飞扬的尘埃，轻若明日即将消失的东西”。 二 霍夫曼在东欧的游历印象记，让我回想起了英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撰写《战后欧洲史》的缘起。柏林墙倒闭时，朱特正在维也纳的出租车里，从广播里听到消息，他马上意识到这个世界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欧洲的历史要步入新的轨迹，而他渴望成为这种新历史的书写者。霍夫曼同样有这种自觉意识，但她不是选择撰写历史，而是选择了走近历史——从1990年到1991年，她几次回到东欧的历史现场，回到那些正在破旧立新的几个国家，从她的出生地波兰开始，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她的足迹踏遍了东欧的大部分国度。她走过去，观察正在变化的现场，审视后新时代的不同，极力融入普通人的生活，跟知识分子沟通、对话，反省多元化的立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总结东欧未来的不确定性。这些内容构成了《回访历史》这本书的核心。 正如“回访历史”这个书名所提示的，我们知道东欧正在发生变革，这种变化正在改变历史的轨迹。但是从大历史的角度去审视东欧是一回事，而成为这种变化的观察者是另外一回事。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角度问题，而是一种对历史审慎的细节描摹。成为一段历史的参与者和观察者，会提醒你，历史只是一个概念，而你所见证的是个体的差异，变化的不确定性，社会的不稳定性，未来的茫然等等问题。身处在一种变革的过程中，我们无法预设一种“历史终结论”的立场，认为可以从这种变革中找到某种清晰的轨迹。所以，霍夫曼在《回访历史》中最难能可贵的就是，记录下她所感受到的各种矛盾和焦虑，这是一种极其印象化的记录，有时甚至带着很多的偏见，但正因为这种不确定性，让读者感受到了历史的丰富。 东欧的变革发生了，大家都知道接下来要摒弃以前统治留下的遗迹，走向真正的欧洲之路。但是任何变革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而身在其中的人们需要接受的是这种变革的阵痛，以及不知道未来往何处去的迷茫。比如在后计划经济时代，经济领域的变革，要么意味着各个国家的政府采用大刀阔斧式的改革模式，一次性地从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转换到市场经济模式；要么就采用更谨慎的改良方式，一点点去除计划经济中运转不良的部门，同时保留那些比较重要的方面，尽量减少人民的阵痛。但问题在于，无论何种方式，任何一个策略在短期内都会引起严重的痛苦和损失。 霍夫曼在匈牙利时，采访了伊万·拜伦德，负责策划匈牙利经济改革的核心成员，他一直思考这样的改革会不会失败的问题。“他告诉我，就某种意义上而言，改革这个理念本身便已经埋藏着失败的因素了。改革者认为，他们可以稍微修补一下既有体制，这里加入一些自由企业，那里添一点地方分权，但是体制本身是具有一致性的，拜伦德说，否则就不叫体制了。一个苏式中央集权体制与自由市场制度是不兼容的，因为前者施加在创新精神和企业上的限制太严格了。”这部分可以解释那些采用大刀阔斧一步到位的“休克疗法”的东欧国家，比如波兰和捷克，最早走出了改革的泥潭，而那些谨小慎微，害怕改革，不敢开放国内市场、降低国家在经济中所占份额的国家，比如罗马尼亚，反而陷入了更大的麻烦。 这种源自国家背景和文化上的差异，其实在霍夫曼接触的人们中间已经有所体现了。比如，她在波兰与普通人交谈的时候，马上意识到了这里的人们有一种很冷静的节制，也许有人悲观，有人喜欢泼冷水，但是几乎没人惊惶和愤怒，“我们总得想办法撑过去，这是我一再听到的说法，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令人惊讶的是，这里没有罢工，没有抗议，没有大规模的暴力。更让人意外的是，尽管政府宛如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替国家进行一项痛苦的手术，却至今仍拥有非常高的支持率”。 相反，在罗马尼亚跟经济学家达扬·达亚努聊天时，达扬告诉她，罗马尼亚的改革之所以陷入困境，问题在于缺乏一个活生生的共同经验：“波兰有团结工会，已经运作了十年，人们学会了如何团结、如何采取行动，所以他们的改革很快就取得进展了，但我们这里不知道如何信任彼此。我们习惯等待官方解决所有事情，或者等待西方伸出援手。等了又等，西方始终没有来。我们必须学习自己做事”。 西方介入的缺席确实是一部分原因。战后西欧的重建有马歇尔计划，有美国政府的大量援助和贷款，东欧的改革几乎没有任何外国政府的参与，外国投资不像“二战”后那样持续不断，相反，只有零零星星的私人投入，而且这种投资很多时候是在良好的情况下投入，在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撤出。于是，这些东欧国家和西方的对手很显然在一种不公平的竞技场上竞争，导致经济陷入了更加恶劣的循环，经济私有化过程因为缺乏强有力的法律和制度的监管，只能滑向腐败的深渊。但问题是，为什么西方乐意援助西欧的战后重建，而不愿意插手东欧的改革？简单说，因为西欧比东欧更重要，对西方人来说，所谓的欧洲主要指的是西欧，东欧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三 二战后，波兰诗人切斯沃夫·米沃什、捷克的米兰·昆德拉和哈维尔，一次次呼吁西方，一遍遍提醒他们，还有另一个欧洲的存在，一个相对贫困、沉默、在极权主义的阴影之下苟延残喘的东欧。这种论调其实早已有之，托尼·朱特借用伏尔泰的话来形容说，存在着两个欧洲：一个是人们熟悉的，而另一个是等待被了解的。米沃什用更加形象的比方说，西欧与东欧的区别就像家族中那个可爱、正直、有钱的成员与一群让人尴尬、有点烦人，而且还总是纠缠不清的穷亲戚的关系。这种关系随着希特勒的侵占，以及苏联的轮番占领，变得差异更加巨大。东欧的每个国家几乎都遭遇了不止一次的占领，以南斯拉夫为例，德国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保加利亚人和俄国人，都先后占领过那里。这种占领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文化的摧毁都是致命的。 霍夫曼在《回访历史》的捷克那一章节中提到，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交替时，在中欧（中欧逐渐已经并入了东欧的概念）地图上产生了一段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文化繁荣，一种挥之不去的灿烂的现代主义文化；比如有文学家卡夫卡和马克斯·勃罗德、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音乐家马勒、哲学家胡塞尔等等，基本都是来自布拉格周边的区域。有人分析说，这种文化繁荣与该地区的“文化三角”之间的张力有关系：即住在捷克境内的捷克人、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文化包容与碰撞导致了这种文化繁荣的局面。这个观点基本可以辐射到整个东欧的文化生态，正如英国的历史学家提摩西·加顿艾什观察的那样，这些国家的知识精英分享一些相同的态度、想法和价值，这使得他们形成一个个性鲜明的群体，不管他们在巴黎、伦敦或者纽约，都可以很容易被辨识出来。但是好景不长，尤其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犹太人和德国人从捷克消失，造成了该地区的一种同质性和单调性的现代化，摧毁了原来现代主义的丰富记忆。像米兰·昆德拉这样的作家只能远赴他乡，通过流亡和法语，才能找到自己写作的位置，而那些留在国内的作家和艺术家大都被剥夺了写作的能力，成为各式各样的体力劳动者，他们的写作只能转入地下，这就是“萨米亚特”文学在东欧如此盛行的原因。 霍夫曼在书中经常重复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东欧的历史是借贷平衡的复式簿记。更残酷点说，东欧是西方世界的试验场，是西欧的悲剧版，是西方主义在欧洲的阴暗面，是混杂着希望与绝望，未来依然不确定的一个存在。与其说这是另一个欧洲，倒不如说是另一个被世人被遗忘的世界。正如托尼·朱特所说，东欧想要的不只是同情和支持，它想要被理解，而且是真正的理解，不是那种被用于西方的目的，只是因为其自身之故的被理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