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霄冰禤颖]身体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2:11:11 中国民俗学网 王霄冰 禤颖 参加讨论
二、中国民俗学早期的身体研究 如果从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的创办开始算起，中国民俗学迄今已经历百年。如果从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及《民俗》周刊的创办开始计算，中国民俗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也已有了九十年的发展历史。虽然早期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歌谣、故事等口头性民间文学，但也有少数学者开始以民俗文化及相关记录为研究对象。其中，江绍原、黄石二位学者的研究，可谓开启了民俗学之身体研究的先河。 1898年出生于北京的江绍原，17岁时便留学美国，1923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主攻比较宗教学。他从宗教学角度出发对于中国民俗文化尤其是身体民俗所做的研究，堪称典范。首先在选题上，他善于发现一些过去被人们认为是无关紧要的身体民俗现象，从中挖掘出中国人固有的心理、观念与文化模式。正如叶圣陶所评论的那样： 他从稗官野史里，也从当代人的相互交谈里，研究各个新鲜有味的题目，像《发须爪》、《血红血》、《冠礼》、《关于天癸》等等。岂止新鲜有味而已，这些题目里包容着我国人历代相承的生活方式，一般民众都生存在这种空气里头；写文化史和人生哲学的先生们有时候也拿去做他们著作的材料，不过他们另外带上一副眼镜罢了。” 其次在方法上，江绍原也和顾颉刚等民俗学先驱一样，强调文献考据与田野调查的相互结合，正如其本人所言：“关于有史和有史前的古人之部分,须从他们所遗下的文献(或器物)等等,下手研究,关于今人的,须从民间去采访调查。”一方面，他们都善于使用古代文献资料进行考据和分析，能在“尽量多的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有效地利用资料，将散落在各类文献中的零星记录通过分析和解读整理成有体系的知识，具有一种“能让‘文献’说话的功夫”；另一方面则通过咨询其亲友和熟人而获得信息，虽然没有亲自进行田野调查，但所获得的也是别人亲身经历所得的资料，也具有较高的可信性，因此有人将这种调查方法归纳为“亚田野调查”。 和江绍原一样，黄石(原名：黄华节)研究身体民俗也是从宗教或曰“迷信”的角度入手，但他更重视女性民俗。根据赵世瑜的分析，这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1901年出生于广东的黄石，20多岁时曾“漂流到暹罗”，回国后在教会大学学习，研究宗教史。1928年他与何玉梅结婚，但次年妻子即病逝。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加剧了他对于传统家族制度的否定和批判，认为“旧家族的高压环攻”是导致妻子早丧的根本原因。于是继早期对于人类婚姻习俗的系列研究，如《同性为什么不可以结婚》(1927)、《关于性的迷信与风俗》(一、二)(1928，1930)、《性的“他不”》(1928)、《娼妓制度的初形》(1928)、《他不之物》(1929)、《亲属通婚的禁例》(1929)、《贞操的起源》(1929)、《婚姻礼节的法术背景》(1929)、《初夜权的起源》(1930)等之后，从1931年起，黄石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女性民俗的论文，其中就包括像《胭脂考》(1931)、《从母系到父权——“产翁”的习俗》(1931)、《什么是胎教》(1931)、《染指甲的艺术》(1931)、《眉史》(1932)、《黛史》(1933)、《戒指的来历》(1933)等涉及身体民俗的论文。193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专著《妇女风俗史话》。1934年后，黄石的研究转向民俗学的其他领域。直至1935年，身为独立民俗学研究者的他才逐渐退出了学术界。 在研究方法上，黄石主要以对民俗事象进行历史性的溯源考察为主，自称有“追源癖”。但他同时也注意采集身边日常生活中的民俗资料，并善于把来自世界各地的例子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赵世瑜认为，这与他出自教会大学的背景及外语素养较高有关：“无论黄石对国外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理论、方法的应用,还是他大量使用世界各地的有关例子来进行比较的研究,都是建立在他的外语能力优势以及开拓性的知识结构的基础上的。”而且，“从黄石稍后的一些研究题目来看,已经不再是那些笼统的、共性的文化现象,而是更加具体化、本土化的东西。”在赵世瑜看来，这种学术轨迹上的变化具有典型性，即“从一开始注意吸收国外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和其他知识,对各种文化现象进行一般性的探讨,到逐渐转向对本土的某种文化事象进行个案的、深入的研究,似乎是学术发展转型时期相当多学者走过的一条共同的道路,这表明了一种学术上的自觉和成熟。” 江、黄二位学者之所以关注到身体民俗，一方面因其与文化人类学和宗教学渊源颇深有关，故将与身体有关的服装、面具、身体装饰、纹身乃至身体禁忌、“迷信”等等纳入到研究范围之中，另一方面则与其对礼教传统造成的个体束缚与阶级固化等社会问题的认识有关，可以说是20世纪早期启蒙思想影响下的产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为社会开启民智、启蒙思想”的思潮推动下，我国民俗学将目光转向了对民间文化的体察、研究与批评，因此也使得与文字关联甚微的身体文化事象进入到了民俗学的视野之中。然而，由他们开创的身体民俗研究长期以来却没能引起中国民俗学界的足够重视。20世纪90年代，《江绍原民俗学论集》和《黄石民俗学论集》虽得以出版，但并未收入二人的全部民俗学论著。他们的部分著作今天已很难找到，相关的研究也不多见。尤其是黄石，被称为是“被人遗忘的民俗学家”或“一个被隐没的民俗学家”。 三、身体民俗学概念的提出 21世纪初，随着民俗学研究的蓬勃开展，和学界对于民俗学理论与方法论的深入研究，一些民俗学家开始反思民俗志书写的模式问题。针对以往民俗志的科学主义立场，刘铁梁在他本人提出的“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书写模式的基础上，最早强调了民俗文化的“感受性”和“身体实践性”，指出民俗学是一门“感受生活”的学问。民俗研究应“经由民俗来贴近人们对于生活的切身感受”，注重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等身体感受在民俗传承中的作用。 对于刘铁梁的这一思考，其弟子岳永逸曾作如下评述：“他认为自己先前提出的‘标志性文化’被人诟病,一个最大的不足就是没有明确强调‘民’对‘俗’的‘主观感受性’和‘身体的实践性’,并进一步指出民俗学与人类学之最大不同就在于民俗学是一门‘感受之学’”。岳永逸在文章中不仅回应了刘铁梁的理论，也强调“民俗学是主观的感受之学”，而且预示了刘铁梁“对传承主体——民——对于俗的身心感受的反思会再次为中国民俗研究开辟新的视野与领地”。 从学术史来看，刘铁梁等当代民俗学家对于身体的重新发现，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俗学学科有关民俗主体性的探讨及其范式转换的结果。面对民俗学在现代社会面临的学科危机，学者们从反思把民俗看成是“文化遗留物”的固有观点出发，提出了民俗的整体研究范式，并意识到“俗”与“民”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主张将研究视角从“俗”转向“民”。这实际上已在无意中指向了作为独立个体或民众群体的身体。随着与日常生活有关的民俗实践进入到研究者的视域中，身体民俗研究的轮廓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2008年，刘铁梁在另一篇综述性文章中第一次明确提及了民俗的身体性： 民俗是人们在生活中习得、养成和开发，离不开身体的感受、习惯和能力的文化。所谓看不见、摸不着不是指人们所认识的外界关系的一种表现，即与文化的物化现象相一致却更多地表现为身体化的现象。 同年，彭牧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民俗学与民俗生活研究所通过了其博士论文《共同的实践、秘传的知识与“拜”：中国农村的幽冥想象》(Shared Practice,Esoteric Knowledge,and Bai:Envisioning the Yin World in Rural China)的答辩，回国后就职于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她把美国民俗学界自20世纪90年代起提出的“身体民俗”研究理念带回了国内，为相关的先行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2009年，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内部刊物《百脉泉》刊登刘铁梁《非物质性还是身体性？——关于非物质文化保护的思考》一文。受此影响，当时还是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的张青仁在《民俗研究》杂志发表了题为《身体性：民俗的基本特征》的论文，指出身体是“民俗规训的对象”：“民俗作为一种深层次的社会规范，无处不在地控制着我们的身体。尽管这种控制并不具有法律、制度那样的刚性，而是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渗透进我们的生活中，但这却是最广泛，力度最大的控制。”同时，身体也是“民俗传承的主要途径”：“只有在身体的知觉中才能呈现出民俗的本原含义，并且这种含义往往是超越了语言的层面，通过身体的知觉得以真正体验、体悟。”作者在文章最后强调了身体视角对于民俗志书写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 长期以来，对于民俗的身体性，我们都视而不见，只是抓住其作为“俗”的特性不放。这不仅是对民俗本质特征的误读，更使得民俗志的书写模式陈旧、滞后。重新审视民俗，可以预见，民俗的身体性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书写模式的提出，定会对民俗志书写的革新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2010年，彭牧发表了《民俗与身体——美国民俗学的身体研究》一文，从社会与学术思潮的背景出发，介绍了美国身体民俗研究的概况，并提出了她自身对于身体民俗研究的一些思考。在此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不论是文献研究还是田野调查，彭牧都或多或少地采用了身体民俗学的视角。例如发表于2011年的《模仿、身体与感觉：民间手艺的传承与实践》，就从她在湖南茶陵观察到的民间手艺人“拟师”的身体动作入手，指出“学徒制的基本特点是模仿和实践，是徒弟在模仿师傅的反复实践中以‘体悟’和‘体会’的方式特化和锐化身体机能和感觉方式，从而内化知识和技艺”。而在《医生、主观性与中医知识传统》中，她则利用医学典籍，探讨了医生的身体及其感觉经验在脉诊、针灸等诊断、治疗方法中所发挥的作用，揭示了“中医知识体系对主观性的强调”，分析了中医“医学话语表达方式和知识传承与再生产的特点”。 与此同时，受到象征人类学的影响，一些学者试图研究身体符号在文化象征体系中的应用，例如瞿明安、和颖有关身体部位之象征意义的比较研究。崔若男则考证了以左右象征尊卑的观念起源与变迁。她认为在周代之前中原汉族一直保持着“尚右”的传统，周代开始出现了“尊左”的现象。此后，“尊左”与“尚右”并存于中国文化之中。 不过，尽管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将身体视角应用到民俗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当中，但总体来看，像早期的江绍原、黄石那样直接针对日常生活中的身体民俗的研究并不多见，且研究者的学科背景不一，彼此难以形成对话。在民俗学内部，真正能自觉地将身体视角带入到田野调查之中的学者也为数不多。也就是说，当代的身体民俗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理论探讨的层面，个案研究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不及民俗学的其他领域。这也说明，身体民俗研究未来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且亟需学界提供相关的理论与方法论指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