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贝改革与近代法国海权的崛起(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7:11:05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 胡德坤 李想 参加讨论
二、科尔贝改革的具体措施 法国国内在黎塞留去世后不久爆发了投石党之乱(1648-1653年)，“海军成为法国在内战中第一个崩塌的单元”[6](P41)，黎塞留时期法国海上贸易和殖民地的发展势头也随着内战的爆发而戛然而止。1661年，刚刚接管法国海上事务的科尔贝在备忘录中写道：“海军已经削弱到了人们无法想象的程度，几乎完全毁灭了。”[5](P71)另据科尔贝本人统计，全欧在1661年大约有2万艘商船，其中有1.5至1.6万艘是荷兰的，3000至4000艘是英国的，可能只有不超过600艘是法国的[3](P28)。 为了迅速重建和振兴法国海权，科尔贝在继承黎塞留所创立的海军和海事管理体制机制并沿用所颁行的大部分政策的基础上，针对过去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中所存在的诸多不足以及法国在海权发展中所面临的新问题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 (一)海上贸易领域的改革 科尔贝将海上贸易的发展视为富国强兵的重要手段并以重商主义作为发展海上贸易的指导思想，他曾在1664年的一篇备忘录中指出，“贸易的发展不仅可以帮助国家获得外汇，而且随着法国的船只在贸易中无限的增长，法国的海军军力也将得到相应的增强”[7](P224)，而且他“对世界的国际联系持悲观态度，认为美洲的金银矿迟早会枯竭，只有储备足够的贵金属才能让国家致富，唯一的方式就是发展贸易，以此繁荣自己削弱他国”[5](P72)。以上认识促使科尔贝将“增加出口并减少进口，努力实现法国在海外贸易上的顺差”作为发展法国海上贸易的核心追求，这种极端的重商主义理念在法国也被称为“科尔贝主义”。但是，至17世纪中叶，法国与荷兰的贸易赤字已超过500万磅，数额相当于法国出口额的1/3或进口额的1/4，而同时期，法国与英国的贸易逆差为每年大约250万磅，与意大利的为100万磅，仅与这三国的逆差每年就将近1000万镑，“这无疑是科尔贝的一块心病”[8](P114)。为推动法国的出口贸易额实现跨越式增长从而扭转法国在海上贸易上的巨大逆差，在继续沿用黎塞留时期所推行的诸如发展国有大型工场、为国内出口商品生产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兴办海外垄断贸易公司、鼓励贵族投身海上贸易与航运、打击海盗、扩大海外贸易谈判等政策的基础上，科尔贝重点推进了关税体制改革和实现出口制造业的标准化两项重大改革。 首先是关税体制改革。路易十四亲政前，法国国内共分为五大包税区、被称作外邦的省和实质上是外邦的省三种不同的税区，每种税区执行着不同的税收体制和税率，同时在各类税区内部还存在着税种繁杂和征收标准混乱等问题。针对传统关税体制的弊端，科尔贝一方面致力于在法国建立统一的海关关税体系，以简化征税手段并增强国家利用税收杠杆推动海上贸易发展的能力，另一方面致力于对海关税率和税则进行优化，以利于法国商品出口和遏制进口。1664年，科尔贝的关税体制改革首先在国家直接控制的五大保税区展开。在为1664年关税改革颁布的法令中，科尔贝明确表示希望大规模简化法国的关税体制，他不仅在法令中以省为单位逐一列举出了需要取消或合并的关税条目[9](P49-91)，而且要求建立12个财政区并在每个财政区设立专门的关税办公室负责统一后的海关关税的征收[10](P473-486)。经过1664年的改革，法国国内部分地区之间的封建税和省内税被废除，全国统一的关税征收标准和机构初步形成，法国商品出口的成本降低、效率提升。此外，在1664年的改革中，国外制成品的进口税率被普遍提高，法国商品的出口税率则普遍降低，如布料进口的关税提高了约14％，青鱼出口税率在原来的基础上下降了2/3[8](P142)。1667年，科尔贝开启了第二轮更为激进的关税改革。此轮改革中，科尔贝“规定了崭新的海关边界线，该边界同法兰西国家边界完全一致”。1667年改革的激进之处主要体现在调整后的关税税则所呈现出的极端保护主义色彩，经过调整，法国海关征税商品的种类大幅增加，征收对象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消费品类型，同时开始对皮制原料征收出口税，更为重要的是，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税率都被调整至1664年水平的两倍。 其次是实现法国工业制品的标准化。法国工业制品标准化的最早尝试始自黎塞留时期，1629年颁布的《米肖法案》对法国本土生产的丝绸、羊毛和棉花产品的允许尺寸做了明确规定，旨在保持法国产品在西班牙的市场份额[8](P184)。但该法案所涉及的产品门类有限，并且政府并未就相关规定如何落实出台具体的政策，相关规定最终沦为一纸空文。科尔贝与黎塞留一样坚信标准化是提高法国商品海外市场竞争力的必要手段，有所不同的是，科尔贝希望将标准化覆盖所有的工业制品门类。此外，科尔贝不仅致力于实现产品规格的标准化，还希望实现产品生产工艺的标准化。在科尔贝的主持下，法国以法令形式为本国生产的丝织品、挂毯、瓷器、铁器等几乎所有具有出口潜力工业制品的质量、工艺流程和规格制订了严格的标准。如针对纺织品的生产，法国政府分别于1666、1667年两次通过特别决议，周密地规定了纺织品染色的方法、呢绒宽度、特殊质量。1668年，法国政府又颁布了限定纺织业的四项普遍赦令，仅呢绒染色一项，相关规定就包括了317项条款[1](P508)。为确保标准的落实，科尔贝引进了中世纪的行会制度并在每一个法国城镇成立生产督导委员会，他在1669年8月颁布的政令中规定，每年一月，督导委员会的督查官都要在两名当地工商业领袖的陪同下赴工场一一巡查，确保新的规定被传达和落实到位，违反相关规定的生产者或者企业主将受到严厉处罚[10](P473-486)。 (二)海事立法领域的改革 法国历史学家亨利·勒戈尔荷认为：“科尔贝在立法方面取得的成就要比他在物质和人力资源方面取得的成就更值得肯定。”[3](P34)法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海上立法尝试出现在1555年，当时的法王亨利二世颁布了一套旨在对海事和海军关系进行全面调整的法案，但是该海事法案内容庞杂且缺乏系统性，最终并未得到实施。17世纪中叶，随着法国海洋事业的不断发展，为调整日趋复杂的海事关系，规范海上活动，便于国家对海上事务的管理，法国从1671年开始在科尔贝的主持下重新启动海事立法工作。1681年8月，经过一个法律起草委员会长达十年的努力，法国颁布了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海事法典》[6](P53)。该法典共分为五卷，内容几乎涵盖所有的海上事务，包括：海事法庭的职责和权力范围及其审理案件所采用的程序模式；海运雇员的资质、权利及其职责；船舶的财产属性与权益；对于各种类型海运合同的规定；海军的职责和权力；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治安与管理；关于海难的相关规定等。作为将海事立法国内法化的成功尝试，这部法典秉承了亨利二世在16世纪颁布的海事法中的公法和私法一体的传统立法精神，将航海、商业和海军三者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清楚地规定了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所涉及的相关权力与义务。 (三)殖民地建设领域的改革 “殖民地是科尔贝主义实现目标所依赖的基础，他要求殖民地能够生产奢侈品供应本土，还要受限于与本土之间的贸易关系，成为本土的商品倾销市场。”[5](P73)法国在亨利四世时期开始大规模殖民扩张，但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尽管法属殖民地的范围不断扩大，殖民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却十分缓慢。至1661年，法国在北美的殖民地仍然人口稀少，经济仅限于与法国本土之间的零星皮毛贸易，而经济相对繁荣的法属安的列斯群岛人口也不超过1万。此外，法属殖民地的行政和贸易主要交由垄断贸易公司负责，法国中央政府对殖民地的控制较为薄弱，从中的获利也较少。为此，科尔贝针对法属殖民地在行政与社会管理、人口政策和经济发展模式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展开了一系列改革。 首先是改革殖民地的行政与社会管理体制，旨在加强中央政府对殖民地的控制。法国政府于1662年将美洲岛屿公司开发和管理的诸多岛屿收归国有，并将之与法国在该地区新占领的其他岛屿合并组成圣多米尼加殖民地，由中央直辖。1682年，科尔贝收回了垄断贸易公司对法属加拿大的管辖权，至此，法国中央政府对殖民地的直辖扩展到几乎全部法属殖民地。针对殖民地内部的行政管理和社会治理，科尔贝主张“在此建设与本土一致的行政和社会体系”[5](P73)。行政管理上，科尔贝将法属殖民地政府交由一名代表国王的总督负责，在其下设立一名司法监察官和若干名为幅员辽阔的殖民地特设的省长协助总督的工作，从而形成了与本土相似的中央集权行政管理体制。社会治理上，科尔贝颁布了优抚友善的土著易洛魁人的各项政策，希望通过通婚和教育的方式使其与殖民者融为一体，力争在殖民地形成与本土类似、便于政府管辖和控制的、具备稳定社会结构的“单一族群”[11](P270)。 其次是改革殖民地的人口政策，旨在增加殖民地的常住人口数量。为鼓励法国人向新法兰西、安德烈斯群岛等主要殖民地移民，科尔贝废除了黎塞留时期颁布的禁止非天主教徒移民殖民地的法规。为鼓励殖民地家庭生育，科尔贝规定有10个子女存活的家庭可以得到300里弗尔的年金，如果家有20岁以上的男孩和16岁以上的女孩还没有结婚，将要向当地的贫困院缴纳罚金。此外，他坚决反对居民在殖民地过单独的狩猎生活，认为这样不利于大规模的人口定居。在种植业发达的安的烈斯群岛，他支持通过黑奴贸易补充劳动力，并为此草拟了调整黑奴和奴隶主之间关系的《黑奴法案》，该法案规定奴隶主不得虐待、谋杀奴隶，并允许黑奴结婚以利于对黑奴的安置[6](P53)。经科尔贝草拟的《黑奴法案》于1685年正式颁布实施，一直沿用至1847年法国殖民地废除奴隶制。 最后是转变殖民地的经济发展模式，旨在将殖民地打造成为法国本土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相对于探险寻宝或渔猎等法属殖民地的传统经济活动，科尔贝更倾向于让法国的殖民地效仿英国的模式通过种植欧洲大陆紧缺的经济作物来创造财富。在科尔贝的支持下，法国在北美和加勒比地区大举开办种植园，种植棉花、可可、烟草等经济作物。但是，为了将殖民地培育成本土的倾销市场，他并没有在殖民地机械地套用重商主义理论，而是鼓励各地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条件大胆兴办工厂，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多元化，从而真正构成具有购买力的经济社区。为此，他甚至禁止加拿大种植烟草，以保证当地对制造业的投入[11](P193)。 (四)海军建设领域的改革 历史学家亨利·勒荷吉耶认为：“科尔贝掌管海军的20年是法国海军历史上最辉煌的20年。”[3](P33)在科尔贝时期，黎塞留所创建的近代化的海军管理体制机制及其所颁行的一系列旨在推动海军发展的政策，如构建独立自主的海军工业体系、引进海外先进的造船技术、实现航运业与海军之间的互动发展等继续得到沿用。在此基础上，针对法国海军中存在的海员与军官员额不足、中央对海军的控制不力、海军指挥系统混乱以及海军装备制造能力不足等痼疾，科尔贝围绕进一步完善海军管理体制机制、构建规范的指挥等级体系、创建海员征募与军官培训制度以及实现舰船建造的标准化等目标展开了一系列改革。 科尔贝完善海军管理体制机制的主要方向是进一步强化文官在海军管理体制中的职权和地位。法国在黎塞留时期形成了以海事国务秘书处为核心的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海军管理机构。黎塞留体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文官和武官共同负责海军的管理，以总监为代表的文官负责舰队和海军基地的财务和行政，同时兼管军舰的维护以及人员的招募，以舰队司令为首的海军军官则仅在舰队出海期间负责舰队的指挥作战和日常管理。黎塞留提升文官在海军中的权力和地位的初衷是强化中央行政机关对全国海军和沿海地区的控制，并削弱中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地方贵族在涉海事务上的封建特权。科尔贝在黎塞留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文官的职权，一方面旨在继续加强中央政府对海军的控制，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将兵工厂视为一个经济部门而非一个军事部门”，由“国家以经济部门的运营模式对海军兵工厂进行控制和管理”[12](P292-311)。科尔贝时期，海军总监作为国家派驻军港的总代表不仅保留了原有的行政和财政大权，而且在军事和司法上被赋予了凌驾于海军军官之上的权力。除继续负责舰队和港口的日常管理，科尔贝时期的总监们还要在战时负责主持战争咨询委员会，并对所有军事上的战略和战术问题保有绝对的权威，同时还要以司法和警察总监的名义负责逃兵的事务[5](P81)。在总监以下，设置有各类文官，包括专员、书记、库管等，负责辅助总监工作，所有文职人员均直接对中央的海事国务秘书负责。尽管法国在1673年重新规定由军官来主持战争咨询委员会，使得总监在军事事务中回归次要位置，但是总监们还是可以对军官在港口的行为进行监督，并且直接向海事国务秘书汇报，从而影响军官们的升迁和经济收入[5](P98)。经过科尔贝的改革，法国海军军官与港务和海军行政事务脱离，文官在海军中的权力和地位完全凌驾于海军军官之上。 为将法国海军打造为一支正规化的军队并提升其军事效率，科尔贝对各级海军指挥体系进行了精简和规范。首先是对直属于中央的舰队指挥机构进行了精简，海军元帅一职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荣誉性职务，海军的管理权和指挥权集中于海事国务秘书之手，在海事国务秘书之下，设立两名海军上将，一位负责大西洋舰队，另一位负责地中海舰队，两人各自承担所辖舰队的军事指挥任务，每位海军上将都由若干海军中将和分舰队司令③来辅佐。在对高级军官职务进行调整的同时，科尔贝在海军中引入了近代军衔制，设置了从火攻船上尉、护卫舰上尉到上校舰长等一系列军衔，后来又引入了海军少尉军衔。 为解决海军中海员招募困难的问题，科尔贝创建了一套旨在“强制所有海员参与登记和轮流服役”的法国最早的义务兵役制度，即海员分级制度④。近代以来，法国沿海地区的渔民和商船水手成为近代法国海军中海员的主要来源，但是由于军舰上生活条件恶劣、纪律严苛且服役收入较低，海员们普遍抗拒登舰服役，导致法国海军在战时往往不得不动用强征手段逼迫海员登舰服役，但这又进一步加剧了海员们对海军的反感和抵制。早在1624年，时任法国海军元帅的蒙特莫杭希公爵就建议对法国沿海地区的海员人数进行统计，黎塞留则在《米肖法案》中要求对所有海员进行登记并制作一个包含所有的海员的年度名册[6](P26)。尽管以上两人仅仅只是希望对法国海员情况进行摸底从而为实施强制性征募准备条件，但是两人的设想对科尔贝创建海员分级制度给予了启发[3](P30)。 海员分级制度的创建工作从1668年逐步展开，至1673年基本完成。1668年9月22日，法国正式颁布法令要求沿海地区的地方长官对所在地的海员实施全面普查和强制登记。此后数年，政府又相继颁布法令，规定将全国沿海地区划分为若干个轮值区，各个轮值区内以教区为单位将18-40岁的登记海员编为300人一组的船员组，登记海员们必须以船员组为单位每三年⑤轮流赴法国海军服役一年，服役期从每年的第一天起算，剩下的两年则可以去商船工作，逃逸服役者将被处以死刑，同时禁止商船招募应该服役的登记海员[6](P51)。 为确保制度的执行，科尔贝在所有轮值区各派驻一名专员负责管理当地海员的登记、分组和招募事宜，并在中央设立海军军备总监一职，负责对全国“海员分级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总督察[13](P779)。 为争取海员对强制服役制度的配合，科尔贝着手完善了登记海员所享有的各项福利，构成了法国最早的社会保障体系[3](P33)。1669年科尔贝颁布了《海军军需供应条例》，要求确保海军人员的生活物资供应、改善船员生活条件，并要求军官善待船员。1673年7月，法国政府就“补偿伤残人员和设立海军医院”等颁布法令，登记海员所享有的福利制度从此以法律形式得到确认，这标志着海员分级制度正式建成[5](P93)。同年，法国分别在土伦和布雷斯特设立了海军医院，并为每只分舰队都配置了医疗船，在船上配备了药剂师和外科医生。此外，法国还在罗斯福尔和土伦成立了海军荣军院，用于赡养和资助海军中的伤残人员以及阵亡人员遗孀，该机构每月固定从国家公务员工资以及海军人员薪饷中抽取一部分作为机构的运营费用。此后，科尔贝又逐步完善了登记海员享有的其他福利，如优先捕鱼权、子女免费受教育权等，并且规定登记海员在赴海军服役期间可以领取全额军饷，不为海军服役时也可以领取到半薪，对于海军中的伤残人员，国家尽量安排其中尚具劳动能力人员赴海军兵工厂工作，并发放一定的补助金和奖金，如果这些人希望告老返乡，他们可以在退役时领取到三年的薪水。 为解决海军军官人数不足和素质低下的问题，科尔贝创建了海军军官培训体系。16世纪上半叶，法国海军军官主要从商船或者马耳他骑士团中招募，或者直接任命完全没有海上经验的贵族担任舰队高级指挥官，但随着法国海军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技术的不断进步，传统的招募方式已经无法满足海军对军官员额和素质的要求，这促使科尔贝希望“建立固定的常备海军军官队伍，并且让他们享有稳定的职业培训”[5](P88)。1669年，科尔贝分别在土伦和罗斯福尔创建了海军军官学员训练营，这期训练营成为日后对法国海军影响深远的法国海军学院的雏形。训练营中的学员主要从青年贵族和陆军军官中招募，根据规定，学员要在学校接受三年的陆上培训，主要学习数学、制图、写作、要塞学、造船、水文和格斗技巧等知识，毕业后将以“海军官校生”身份登舰见习，通过见习期后才能成为正式的海军军官。此外，为培养航海方面的专业人才，科尔贝先后于1666年和1673年在勒阿弗尔和圣毛拉开办了法国最早的两所专门的水文学校，并且在1667年和1679年两次重编了著名学者乔治·福尼耶在1643年所著的法国第一本水文地理专著《水文地理论》作为学校的专业教材。 实现海军设备标准化是科尔贝为提升法国海军装备制造能力和装备质量而实施的重要改革。17世纪中叶的法国常备海军建立在薄弱的舰船制造业的基础之上，法国国内军舰的产能和品质一直无法满足海军扩建的需求。此外，由于长期以来海军军舰舰型繁杂，舰上装备不统一，为海军的舰船维修和装备供应带来了难度。科尔贝曾在1662年一封给国王的信中痛陈法国海军装备制造水平低下给海军发展带来的危害，他指出，“依靠强大的海军工业，英国国王每年只需要花费350万里弗尔就能维持一支拥有153艘战舰的海军，而我们花了同样多的钱，却没有得到同样的回报”[12](P292-311)。为此，科尔贝参考其本人在推动法国出口制造业标准化中的经验以及英国在实现舰型标准化中的相关做法，致力于推动法国的海军军备建造实现标准化，包括实现生产工艺的标准化和军舰舰型与装备的标准化，希望以此作为提升法国海军装备制造水平的突破口。为实现生产工艺的标准化，法国政府于1671年8月颁布法令，规定所有港口和兵工厂采用统一的重量标准和测量标准，以确保先进的制造工艺得到推广和统一。从1670年开始，科尔贝开始在法国境内的所有港口尝试用预制件批量组装军舰，旨在取代传统的由木工现场手工打磨的造船方式[14](P63-97)。同年，法国首次尝试对舰船进行分级，将所有军舰按照甲板数量、舰楼大小和大炮数量分为五个等级，“目的是为总监、专员、军官和木工提供普遍规则”[5](P88)。此后，科尔贝又于1674年和1683年分两次对分级方案进行调整，并在1683年的调整中为每一个级别的军舰选择了一种标准的舰型，同时还对每一级军舰上的载员人数和大炮口径做了统一的规定，旨在“为所有种类的舰艇确定一个固定的标准样式以改变工地的彼此独立性”[5](P88)。为确保相关规定得到遵守，科尔贝在各大军港都成立了建造咨询委员会，成员包括行政管理人员、军官和木工，负责审核建造军舰的图纸和监督工艺的执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