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枫：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民族学——语境与困境(3)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5:11:28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曲枫 参加讨论
二、词语纠葛与超学科构建 杨成志早于1939年就已然发现，引起民族叙事争论的原因之一在于汉语中“民族”一词的多义性。[4]“民族”既可以对应于英语的ethnic或ethnic group，也可对应于英语中的nation或nationality。前者指自然形成的族群，对其文化研究是ethnology；后者指国族或国家，对其研究不是ethnology，而应该是national studies。早期学者将ethnology译为民族学，使很多学者误把民族与国家相联系，将民族学与国家国际关系研究混为一谈[18]。 然而，杨氏观点并未促使问题的解决，民族概念的混乱状态在改革开放以后仍然延续并引起了更加激烈的争论。据郝时远统计，从1980年至1990年10年间，仅《民族研究》杂志发表的专论民族定义的论文就有30余篇之多[19]。1983年，王明甫发表《民族辩》一文，反对将ethno译为民族。认为该英语词汇是指世界上各种类型的种族共同体，主张将其译为民族共同体或族体，以与民族术语相区分[20]。针对大陆学者受台湾学者影响而将ethnic group译为族群的现象，阮西湖则在1998年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提出ethnic及ethnic group的意义就是指民族，不能另作他译[21]。美国人类学家郝瑞(Steven Harrell)也参与到争论之中，从西方学者的视角提出，汉语中的民族一词并不能对应于英语的“nationality”，因为后者包含“国籍”之意。但它与ethnic group也不能对应，因为后者属于地方语境，且具有主体性和流动性特点，而汉语的民族一词则属于国家语境，具有客体性和固定性的特征。因而汉语的民族在英文中并无对应术语[22]。范可则通过对民族与族群术语在西方语境与中国语境中的比较发现，无论是族群(ethnic group)还是民族(nationality)术语，二者都体现了在特定历史、社会背景下所经历的复杂、多变的过程。无论在学术上和一般使用上，二者都具有较强的任意性[23]。 2005年，朱伦在《民族研究》上发文，再次介入民族概念之争。他将nation与汉语国族一词对应，将nationality与民族对应，将ethno与族种对应，将ethnic group与族群对应，认为族群是族类学(ethnology)的专业术语，而民族与国族则是政治科学的分析单位。中国56个民族都是作为nationality的民族，而非作为ethnic group的族群，因而族群概念并不适合中国国情。这基本上等于说，对中国民族的研究只能是一门政治科学而非人类学科学[24]。 在民族学与人类学创立初期的1930年代，许多学者对民族概念含混使用是不难理解的。然而，时至今日，“民族”概念的含混性与涵义的多重性已是公开的事实。1998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和《世界民族》杂志社联合举办了“‘民族’概念暨相关理论问题专题讨论会”，对如何理解和使用民族概念问题进行了讨论[25]。这一活动在当时的民族学研究领域具有轰动效应，国家层面对此也是十分了解。因而，将涵义含混的民族概念作为学科名称的使用并不是对概念的误用。反之，民族概念的多义性正好契合了国家的需要。首先，人类学本土化出于对西方知识系统的逆反，必然强调概念与术语的重构。传统人类学或民族学主要从研究“他者”，即世界上的小数族群发展而来，进入历史悠久的中国便马上遭遇是否适用的问题。民族一词既可将中国民族学与西方人类学区分开来，也可与社会政治语境强势结合进而构建强势学科，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生产。其次，民族术语正因为其涵义不明，因而远较人类术语更能提供政治想象空间，也更具有管理层面上的可操作性。如范可所言，“任何概念之所以成为术语，除了它们本身特定的含义外，还在于它们的可操作性，它们是许多具体事项的抽象表达”[23]。其三，民族学概念较人类学概念更能契合对功利主义的追求，也可以更有效地为学科带来知识权力。如乔健所言：“人类学，正像自然科学中的数字一样，是社会科学中最基本的学科，它对经济、社会、政治的发展的功用是根本的、广泛的、长期的，却不是立竿见影的。”[26]16当民族学概念化身为“民族科学或民族学科”[17]时，它俨然成为一个包含民族理论、民族经济、民族人口、民族历史、民族语言在内的超学科，很容易被想象为可以直接为国家治理提供政策支持。 无庸置疑的是，这一“超学科”的建立势必以牺牲学理研究为代价而使之沦为王铭铭所称的“应时式的研究”。此种应时研究“不顾学理而只顾现实经济变化”，只见浅表层次的描述及政策报告式的“论断”而缺乏人类学学理分析[2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