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路或陷阱：个体化视角下的少数民族现代化转型(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8:11:31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 李翠玲 参加讨论
二、少数民族现代化的结构制约 研究“迟发展地区”的社会学家早就认识到，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最大的困难之一，就在于其特定的社会文化结构：许多国家之所以未能实现现代化，是因为缺少资源或缺少实现工业化必要的制度条件等障碍，而且不能克服这些障碍[9]。在缪尔达尔看来，南亚国家的社会和制度结构不仅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它并不自发地变化，或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对限于“经济”领域的政策做出反应，因此会阻碍经济发展[8](11)。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在阻碍“后发展”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呢？有学者将其分为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两类，其中制度性因素包括军人独裁的政治体制或脆弱的民主政治造成社会动员乏力、封闭性的社会分层系统导致社会流动受阻、特殊的人际关系准则使现代组织结构与管理结构难以建立，以及家庭在社会生活中占有突出地位，家庭关系准则支配着其他社会关系。非制度因素则主要表现为传统文化对人们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支配，包括思维的非理性特点、血缘和宗族观念浓厚、安于现状、封闭狭隘、缺乏竞争、传统时间观念和价值理想等[10]。另外，从社会结构而言，判断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社会分化程度。与强调“起飞”的经济学相比，社会学更强调结构功能的“分化”，只有“分化”才是现代化的具体表现[11]。 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分化程度普遍较低，以血缘、姻缘和地缘为纽带的各种共同体仍然是广大少数民族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形式，人们更多是作为社会群体成员而非独立个体存在。支撑共同体社会结构的各种社会机制，尤其是作为其基础的互惠制度仍然在社会生活中广泛发挥作用。为了满足最低保障的需要，共同体社会形成了普遍互惠的生存伦理，人们通过金钱、实物和劳动力等方面的互助合作克服个体家庭资源不足造成的困境。在互惠制度的支配下，经济被深嵌于社会生活之中，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功能”而存在，生产和分配过程的每一步都链和于一类特定的社会利益[5](43)。这种社会组织特点，客观上消除了逐利动机和为报酬而劳动的原则，也无法产生任何单独的和明确的以经济动机为基础的制度。相反，在以互惠为组织基础的社会中，有关资源共享与礼物交换的责任义务、劳动力与物品的平均配置与公平流动，以及在仪式活动中大量消耗财物，便构成了常见的礼仪规范[12]。 互惠伦理决定了以仪式为主要形式的公共生活在少数民族社会中的重要地位，频繁的仪式活动成为少数民族社会的显著特征，除了各种家庭仪式，村寨通常也有自己的公共节庆和祭祀。仪式对于维持共同体社会运转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通过物质消耗和礼物流动实现财富再分配，并抑制贫富分化可能引起的社会矛盾；二是为人群聚集交往创造机会，面对面的交流互动和共享食物能够有效促进人们之间的情感联系，加强社会团结；三是将秩序和规范引入社会生活，使人群、地域按照一定方式结合，同时强化特定的道德价值观念，促进人们对社群的认同和归属感。涂尔干指出，真正的宗教信仰总是某个特定集体的共同信仰，这个集体不仅宣称效忠这些信仰，而且还要奉行相关仪式，从而使这个集体成为一个统一体[13](39)。 这种以互惠为核心的社会在制度设置、道德伦理和各种细节上都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格格不入。首先，大部分社会财富被用于消费而不是积累，物质财富只有在有助于维护人们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利和社会资产时才能产生价值，这就使慷慨、无私、好客等品质成为令人称道的美德，也使得吃饭、喝酒、馈赠成为少数民族日常消费中的主要支出项目；其次，密集的仪式、社交占据了人们大量的时间，许多少数民族男性花在喝酒聊天、休闲娱乐的时间甚至超过生产劳动时间，并对以效率为核心的现代时间制度表现出强烈敌意[14]；再次，经济活动无法摆脱家庭和社区的束缚，承载着由道德和情感赋予的种种意义和内涵。 不论是对财富积累的抵制，对慷慨、好客的推崇，对现代时间制度的反抗，还是群体生存伦理，无一不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尖锐对立。后者最重视的就是资本积累、自利和效率，否则便无法扩大再生产，实现资本增值。从市场逻辑来看，仪式消费完全是非理性的“陋习”，热衷社交和休闲娱乐则是“游手好闲”“懒散”“素质低”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地区“扶贫”遭遇瓶颈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外部经济援助被吸纳到既有“地方性知识”框架中，并没有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运行[15]。 如果共同体社会结构及传统习俗中权利和义务束缚了人们的手脚，阻碍了人们前进，约束了人们的进取心，那么与共同体相对的个体化无疑是破解这种困境最有效的利器：个体化不仅意味着传统社会结构及其道义体系解体，也使强调自我利益的“个人主义”摆脱批评和谴责，上升为制度要求和道德理想。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社会改革不断推进，去传统化、脱嵌、人口流动、为“自己而活”的生活态度，以及无法抗拒的更加独立和个人主义压力等西欧个体化特征，也开始发生在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个体身上[16](341～342)。个体化的出现是否会为少数民族现代化转型插上腾飞的翅膀？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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