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强 安芮：南方丝绸之路与苗疆走廊——兼论中国西南的“线性文化空间”问题(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2:11:37 《社会科学战线》(长春 杨志强 安芮 参加讨论
一是由于时间跨度大而文献资料又相对匮乏，因此要想弄清楚这条古商道的历时性状况实为至难之举。此前相关的历史溯源研究，从内容上看大多集中在唐宋时期以前，涉及区域主要是以成都为起点的，由“灵关道”和“五尺道”勾连的川滇两地，也部分涉及蜀地与古代越南(交趾)间的通商线路等问题：对国外段线路除引用部分外文资料和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外，尚无明显的进展。对此川滇两地的学者们除致力于资料的搜集整理外，还多次组织力量展开实地调查，算是摸清了南方丝绸之路国内段沿线的一些基本情况，还发现了不少遗存的古迹。但总体上看，自南方丝绸之路提出后，由于这条古商道长期以来处在中原国家的视野之外，留下的文献记载很有限，所以学术界虽然大多肯定了这条通道的存在，但真实状况依然被淹没在时间的重重迷雾中，也有部分学者对南方丝绸之路的存在一直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⑦ 二是在研究视野上因为文献匮乏，所以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入和拓展。此前学界对中国西南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包括南诏、大理政权时期云南的对外关系及文化交流等不乏论述，然具体切入到道路交通来探讨政治、经济诸问题的研究并不多见。⑧其实如按照学者们的观点，这条古商道的存续时间既然已经长达2000多年，而且与北方游牧地区地界宽广、族群流动性大不同的是，南方丝绸之路的线路相对固定，沿线地区各民族/族群人口分布稳定且保持着历史的延续性直到今天，那么势必在经济或文化等方面会留下某些空间性关联和文化现象，如果借助人类学、语言学、宗教学、广域经济史等多学科的参与，就有可能弥补文献之不足而拓展出某些新的研究视野。近年来如林文勋教授提出的“贝币经济圈”观点就是对南方丝绸之路的“空间”关联进行的一次有益的探索；他认为南方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贝币流通，是一条“贝币之路”，历史上云贵高原地区曾与东南亚、南亚诸国同属一个货币体系，因此可视其为一个具有一体化特征的区域市场或文化圈。⑨然而目前这种从区域整体性切入的研究尚不多见，期待今后能有更多的成果涌现出来。 三是将“官道”纳入“商道”研究框架而未做必要的梳理，导致出现“泛南方丝绸之路化”现象，这也是本文欲加以辨正的主要问题。此前就南方丝绸之路的国内线路走向而言，初期大多集中在唐宋时期以前的历史时段，范围则以四川成都为起点，主线分为“灵关道”和“五尺道”东西两线交汇于大理南行至缅甸；然自汉代开发“西南夷”后，云贵地区曾长期处在中原王朝国家直接统治的视野之外，因此元代统一云南之前有关这条古商道的情况基本上是不清楚的。也许是为了解决在基础研究方面难以突破的局面，一些学者主张应将元明以后开辟的“官道”也纳入南方丝绸之路的范围，时间下限则推至近代，并将空间范围扩展至整个西南地区，认为西南的所有古代交通驿道都可视为南方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如此一来，把原本属于边缘地带的民间商道与国家在核心区域开辟的“官道”都纳入同一框架下讨论，但又未对二者的不同性质和影响做必要的梳理辨正。⑩ 历史上，中原王朝对云贵地区的政治经营与道路建设息息相关，自秦汉时期陆续开通和拓宽“灵关道”“五尺道”等道路以后，中原国家对云贵地区的政治经营以及经济文化交流主要是以蜀地为中心呈南北走向展开，然唐宋以后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和南下，加上战乱的影响，川蜀逐渐丧失了曾经的经济及文化中心地位；元代以后，云贵边疆地区最终结束了分离状态而成为中华帝国的行省之一，这时期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中原王朝深入西南边疆的路径，已由过去的南北走向变为东西走向，明清时期国家对西南边疆地区的一系列军事、政治经营以及大量汉民的移入和与东南亚、南亚的往来交流等，已改由元代开辟的由湖广入滇的东西两路，其中又尤以东路为主，从湖广经过贵州连通云南至东南亚等地。因此只简单地把元明时期的开辟的“官道”纳入广义的南方丝绸之路的延伸部分，但思路上仍偏颇于原来的经贸文化关系和线路图，有很多问题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其一，驿道交通作为王朝国家实施政治统治和一切内外交流的基础和前提，兼有政治、军事、商业、交通等多种功能，其触角所及之处，对地域或民族社会的影响极为广泛与深刻，这在交通条件颇受限制的西南山区尤其如此。相对于湖广入滇的“东路”对西南地区地缘政治关系以及由其所彰显出的国家力量在政治、军事、经济各层面的作用和影响而言，“官道”上的商贸活动和文化交流其实是属于另一个方面的问题。 其二，明清时期西南边疆地区的“国家化”——即王朝国家自上而下地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整合的过程，主要是通过东西两路“官道”，尤其是从湖广经贵州进入云南的东路驿道由东向西地把军事、政治力量投射到西南各地；在这过程中，贵州地区作为连接内地与边疆的门户，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国家化”和“内地化”进程影响至深，但此前的研究除很少涉及这一区域外，甚至把西南云贵地区的所有“官道”都纳入商道讨论的框架内。这实际上有点南辕北辙，与王朝国家力量总体上由东向西渐入的趋势是背道而驰的。 其三，迄今的相关研究中，基本上都把四川成都至大理的“灵关道”和“五尺道”作为主线，显然也缺乏一种历史的动态视野。这是因为元明清时期，东西两路驿道已取代上述呈南北走向的两条线路成为连接云贵边疆与中原内地的主要通道，元代以后由云南及东南亚前往内地的使臣、人员及商旅等基本都改走东路经贵州至湖广北上，对此许多学者虽认识到这一点，但仍坚持“灵关道”与“五尺道”的原有路线图。对此笔者认为，需要对上述问题做必要的辩正与检讨，否则我们不仅难以厘清元明清时期以后西南边疆地区一系列重大地缘政治格局变化背后的深层原因，同时也很难把握西南边疆与中原王朝的政治关系变迁的历时性过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