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之后重审法国启蒙运动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8:11:23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 庞冠群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对于作为现代性基石的启蒙运动大加鞭挞，指责它具有欧洲中心论、帝国主义、反女性主义等倾向，甚至声称它应对20世纪的极权主义、环境危机等问题负责。等到世纪之交，一批较为熟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学者开始反驳后现代主义对于法国启蒙运动的批判，并试图建构启蒙思想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21世纪以来，启蒙运动研究不仅回应后现代主义的质疑，同时也与新的史学潮流相结合。研究者从殖民帝国、奴隶制、种族问题、女性主义、环境主义等多个角度考察启蒙运动，大大拓展了启蒙运动史的研究视野。为了客观评价后现代主义对于启蒙哲人的指责，新的研究改变了社会文化史注重启蒙运动载体与底层文人的研究取向，重新关注启蒙大哲的思想文本。在此过程中，史学家们进一步发现了启蒙思想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关 键 词：启蒙运动/后现代主义/启蒙方案/空间转向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法国大通史》编纂”(12&ZD18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庞冠群，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启蒙运动是18世纪的一场思想盛宴，它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该运动自诞生之日起便受到了反启蒙文人的攻击。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对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观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形成，启蒙运动再次受到严厉的批判。①21世纪以来，对于启蒙运动的探索重新兴盛，其研究图景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既是新的史学观念与潮流渗透入启蒙运动研究的结果，同时也是启蒙运动史家在回应后现代主义质疑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②启蒙运动史家如何回应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启蒙运动研究因此产生了怎样的改变?迄今为止，笔者尚未看到专门的论文对此进行追踪与分析，因此本文试图对该议题作一初步的梳理。③时下，超越国别甚至欧洲来谈论启蒙运动，将启蒙运动视作一种国际潮流的倾向甚为明显。④不过，题为法国启蒙运动、德国启蒙运动、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著述依然常见，笔者在此也保留了国别的限定，但具体论述时偶尔会超越界线。 一、启蒙运动何罪之有? 后现代主义攻击启蒙运动，首先是因为启蒙运动长期以来被视为现代性的基石，讨伐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自然不会放过启蒙运动。英国思想史专家约翰·罗伯逊曾指出，20世纪50至70年代，启蒙运动与社会科学家口中的“现代化”过程联系到了一起，随后史学家又将其与现代性挂钩。在他看来，启蒙运动与现代性之间的关联是人为建构出来的，并非既定的事实。的确，启蒙运动作为现代性的基石有一个构建的过程，哲学家和史学家共同完成了这种建构，但它也因此成为后现代主义讨伐的对象。 1.“启蒙运动成为现代性基石”的构建过程 从启蒙运动的研究史来看，恩斯特·卡西勒(又译卡西尔)、彼得·盖伊等人的著作奠定了启蒙运动作为现代性基石的历史地位。早在1932年，德国哲学家卡西勒便在《启蒙哲学》中指出，启蒙运动从表面上看是一个由五花八门的思想凑成的大杂烩，但人们应该从某一中心点去考察启蒙哲学内在的精神脉搏，去发现它真正的历史意义。他概括启蒙哲学的基本倾向为：不在于反映和描绘生活，而在于相信人的思维具有塑造生活本身的力量和使命。⑤该书的具体内容讨论了启蒙哲学如何从反对神学和17世纪形而上学的斗争中诞生，从而形成了能运用到一切知识领域的分析批判的武器，进而推动了思想的世俗化进程以及科学的发展。正如评论者约翰逊·肯特·赖特(Johnson Kent Wright)所说，卡西勒此书要确立启蒙运动本质上的现代性，处处强调它的新意与现实性。卡西勒眼中的18世纪是理性的时代，但这种理性与此前时代的理性是不同的，它是科学的而非宗教的，是付诸行动的而非沉思默想的，是切合实际的而非乌托邦的，总之是现代的。⑥可见，虽然卡西勒没有明确将“现代化”或“现代性”概念与启蒙运动关联到一起，但实际上表达了这样的想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著名的思想史、文化史专家彼得·盖伊延续了卡西勒的思路，将启蒙运动作为现代性的基石加以肯定。⑦盖伊明确倡导现代化启蒙运动论，他的经典著作《启蒙时代》下卷第三篇的总标题即为“现代性的追求”。⑧他撰写的是“启蒙哲学的社会史”，展现了在启蒙运动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西方社会在自然与社会科学、文化、艺术、政治、教育等领域的转型，并认为这种全面的转变促进了现代性的诞生。盖伊的观点影响深远。至21世纪，乔纳森·伊斯雷尔和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等学者依然从塑造现代性的角度探究启蒙运动。⑨ 然而，自20世纪中叶以来，学术界出现了对启蒙运动越来越多的质疑之声，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合撰的《启蒙辩证法》(1944年完稿，1947年出版)、塔尔蒙的《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1952)等。《启蒙辩证法》主要是一部社会理论和文化批评著作，而非史学著作。而且，他们所谓的启蒙运动远远超越了启蒙时代这个历史时期。在他们看来，“启蒙”意味着以工具理性为特征的思维模式，它把理性尊为人类唯一的善行，将之上升到神话般的地位，最终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灾难。⑩塔尔蒙提出了“极权主义的民主主义”，并将这一观念追溯至启蒙哲人卢梭的公意理论，同时建构了卢梭思想与大革命恐怖统治以及20世纪极权主义之间的关联。(11)这些批判性的著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质疑启蒙运动做了铺垫。面对这样的指责，英国的法国史专家阿尔弗雷德·科班于1960年出版了《追寻人性：启蒙运动在现代历史中的角色》。他声称，启蒙运动为自由民主奠定了思想基础，恰恰将人们从法西斯主义的困境中拯救了出来。(12)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这次学术交锋，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日后关于启蒙运动的争论。 2.后现代主义视域下启蒙运动的“七宗罪”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随着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对于启蒙运动的批评声不绝于耳。1996年，美国的政治学、历史学教授詹姆斯·施密特在他编的《启蒙运动与现代性》一书中归纳了启蒙运动所受到的责备：一些作者认为它应该对极权主义、毁灭性的个人主义、破坏道德、元叙事、敌视他性、种族主义、男性至上主义以及要征服自然的观点负责。(13)在各种关于启蒙运动的批评中，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值得关注。有论者称，如今，格雷堪称启蒙运动最猛烈的对手，他反对一整套的西方现代性以及西方的思想传统。(14)在其名著《启蒙运动之苏醒》(1995)中，他将启蒙运动等同于普遍的解放与普世的文明，认为它抹杀文化差异，本质上属于西方文化帝国主义；他相信这种启蒙运动世界观与“启蒙方案”导致了文化贫困，已经彻底失败了。(15) 这一阶段对于启蒙运动的批判应放置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加以理解。新文化史(或称社会文化史)的代表人物、法国启蒙运动的研究专家罗伯特·达恩顿把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运动的批判归结为有“六宗罪”：(16) (1)启蒙运动所主张的普世主义实际上充当了西方霸权的遮羞布，人权为破坏其他文化提供了合法依据。 (2)启蒙运动是乔装打扮成高级形式理性的文化帝国主义，它赋予欧洲人“文明开化的使命”以及构建“土著人”的方法，这种构建导致了土著的沉默与屈从。 (3)启蒙运动十分疯狂地追求知识，以致削弱了道德准则。最终，这种狂热助长了法西斯主义，因为它以高级的技术武装国家并且摧毁了阻止国家权力无孔不入的道德屏障。 (4)启蒙运动过分相信理性，由于信赖理性至上，未能建立起对于非理性事物的防范。它天真地崇信进步，遂使人类在20世纪的种种恐怖面前不知所措。 (5)启蒙运动乃是极权主义的根源之一，它为法国革命的恐怖统治提供了理论基础，进而又为20世纪的恐怖统治指明了道路。 (6)启蒙运动作为应对当代问题的观点已经过时、不适用。启蒙哲人们坚持的工具理性观导致了生态灾难，他们还支持男性化的公民生活观，将女人限制在私人领域。 达恩顿的归纳与施密特的总结基本吻合。不过，这“六宗罪”概括得并不全面，它没有包括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运动宏大叙事的批判。利奥塔把后现代主义界定为“对于宏大(元)叙事(metanarratives)的怀疑”。以利奥塔之见，自启蒙运动以来流行着两种宏大叙事：其一是人类不断解放(progressive liberation)的神话；其二是关于知识不断被发掘并且统一的神话。(17)后现代主义就是要批判这样的叙事。我们可以将之视作后现代主义视角下启蒙运动的“第七宗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