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中华创世神话的文化意义，不能不说“盘古”。在中国，盘古可以算得上是最知名的创世者。许多民间叙事作品也常以“自从盘古开天地”作为开篇语，目的就是强调万事万物都要有个源头。那么，盘古到底从哪里来？人们为什么要塑造这样一个形象？盘古神话体现着一种怎样的精神？
三国之前没有“盘古”？
盘古神话是中国多民族广泛流传的创世神话。从文献的角度追溯，目前认为最早出现在唐代欧阳询等人编撰的《艺文类聚》。该书引文有三国时期吴国人徐整的《三五历纪》，里面记载“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在其中”，盘古出世后“乃有三皇”。针对这则文献，人们常常质疑两个问题：一是盘古神话的产生时间，二是产生盘古的混沌又是如何产生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许多学者认为，在三国时期出现盘古神话文献之前，没有更早的人提到盘古。在众多早期文献中，《山海经》中没有出现盘古，屈原的《天问》中也没有问及盘古，司马迁的《史记》中亦没有谈到盘古。这些关于盘古的集体失声，说明此前中国大地上不存在“盘古”这样一个名称。因此断言，盘古作为开辟神，产生时间较晚，不会早于女娲伏羲，甚至比不上炎黄和尧舜禹。《三五历纪》说盘古产生后“乃有三皇”，不过是作者杜撰的结果。
对此，我们不能完全否定研究者关于文献实证的重要性，但也不能否认，有时会存在文献神话滞后于口头神话的可能性。仅以文献出现的早晚判断神话产生的时间，有时会有刻舟求剑之嫌。三国之前是不是有关于盘古的文献没被发现，或者是由于儒家倡导“不言怪力乱神”的影响造成相关神话的遗失，现在我们不得而知。试想，如果没有周代的王者为了观风俗、知得失而组织人力采集民间诗歌，或者后来孔子没有删订“诗三百”，就断定春秋中叶以前不存在风雅颂？同样，神话作为民间世世代代口耳相传的传统，是民间文化的肥沃土壤中生长出的五谷杂粮，有些不能收入数量有限的粮仓，难以进入正统文献典籍的情况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此而言，三国之前不存在盘古神话的文献研究结论值得商榷。
关于第二个问题，有些读者据此对盘古神话的科学性提出质疑，认为神话不过是处于蒙昧时代的人通过想象或幻想创造的荒诞故事，是为了愚弄百姓而编造出来的瞎话。其实，古人讲神话与今天大不相同，不仅需要特定的时间、地点，而且大多还要有隆重的场合和仪式，对讲述者也有特定的身份要求。这就保证了神话在人们的心目中不可置疑的神圣性。
以“女娲造人”为例，这则以人类起源为主旨的创世神话，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内容怪诞、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它的实质是反映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历史记忆。这个时代又称“女儿国时代”，男子在此时没有太高地位，女性掌握着生育和抚养后代的绝对大权。创作这个神话的目的之一，就是塑造一个至高无上的女神。
话又说回来，神话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借“神”说话、借“神”说事，带有不可置疑的“先验论”特点。正如大量神话所强调的，自从“绝地天通”之后，芸芸众生就再也不能见到神了。在神话叙事逻辑中，无论预设的叙事前提，还是最终的结论，都是一个无需证明的命题。那么，孕育盘古的“浑沌卵”，在受众的心中本来就是应该存在的东西。缘于这个逻辑前提，盘古就是一个最早出现的不必争议的创世者。
“开天辟地”是谁创作的？
神话作为人类早期支撑群体信仰的精神产品，其作者自然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些坐在书斋或时而去民间采风的文人墨客。他们具有特定的身份，一般承担着氏族或族群的酋长、巫师、祭司、歌手、从医者、工匠等要职。这多种身份往往集中于一人之身，如酋长既是巫师，能实施巫术为人治病，又是祭祀中的歌手，能为众人讲唱神话神歌，因而成为神的传话者或代言人，具有极高的威信。当他们替神说话时就成了金口玉言，带有无可置疑的神圣性。尤其是在重大活动或祭祀祖先时，他们会演述本族的来历和祖先辉煌的功绩，这时就要讲述开天地、造万物这个创世大前提。
开天辟地必须由特定的人物来完成。开天辟地者可以是创世神，可以是祖先，也可以是人甚至某些图腾动物。在讲述者和受众看来，创世者具体叫什么名字，或者在什么时间开天辟地，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由此找到寄托心灵的“原点”。因此，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民族支系甚至不同的历史阶段，在塑造创造者时会出现丰富的个性特征。
据我目前采集到中国各民族近200多篇关于盘古的神话或传说看，绝大多数民族都流传着关于盘古创世的母题。且不说流传于广大汉族聚居区特别是中原地区的《盘古开天辟地》《盘古山的传说》《盘古庙的来历》等，还有土家族的《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侗族的《古老和盘古》、壮族的《盘古创世》、毛南族的《盘古的传说》、苗族的《盘皇造万物》等。有些采集整理的少数民族神话虽然没有直接在题目中出现盘古，内容上却有不少涉及盘古的叙事。
盘古有历史原型吗？
盘古神话现象背后有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即盘古是真实的人或者说是有历史原型的人，还是说只是神，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想象中的神？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参照三皇五帝创世纪神话中关于人神关系的建构。
从文字、文献和口头传统的关系看，文字的出现并没有能够记录更久远的历史，更古老的历史只能保存于世代相传的口头传统中。口头文类中，只有神话能称得上人类史前文明百科全书。无论春秋时期的孔子试图复原唐尧虞舜的炎黄正统，还是汉代史学家司马迁以三皇五帝为起点重构中国编年史，只能将神话“杂取种种合一”，即把某些历史事件的主宰者归结到神话时代的人名或神名之下。
这里选择大禹为例，观察一下盘古作为神话人物名称的文化特征。
《史记》中关于禹的叙述，删除了其他神话文献或口头传说中关于“鲧复（腹）生禹”的记载，只从族谱关系的角度进行定位。例如，《本纪第二·夏》中说：“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史记卷三·殷本纪第三》又记载“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这里，把商代王室的祖先契记述为禹的辅臣。如果再与其他文献神话、民俗神话中的大禹作对照不难发现，禹有时出现在西部羌族地区，有时在黄河下游开山治水，有时又到浙江会稽山并与涂山女子结婚，有时还出现在贵州布依族地区，成为布依族六月六祭祀的对象。大禹最为辉煌的业绩是定冀州、青州、豫州、扬州、徐州、梁州、雍州、兖州、荆州等九州之宏业，这也标志着统一国家观念的形成。
从上述诸多事件看，时间跨度之大，活动空间之广，绝非一个特定叫禹的人能力所能及的。依据古代族名的产生和使用规则，显然这里的“禹”是一个族称，即禹族。外族的人会把禹族所有的人都叫禹，如禹族派去治水的人所到之处，人们就说禹到此巡游；禹族的人死后为之建造坟墓，就称之为禹陵；有时禹族到过的地方也会命名一个与禹有关的名字。所以，今天在中国各地以禹命名的地名或风物很多，如禹山、禹河、禹城、禹井、禹王庙、禹门口、大禹渡、大禹陵等。有些可能是后人的杜撰，有些则确实与禹族有关。
无论神话中的“盘古”，还是三皇五帝等古帝王名称，大都与禹的情形相同。这些名称并非一个人的专指，而是以其命名的一个族称。该族成员的许多文化发明和英雄事迹都会归功于这个名称之下，因而就构成了一个集多种荣耀于一身的“箭垛式”神话人物名称。
对此，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一书中提出，今天凡是有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帝系姓》《晋语》《五帝德》《五帝本纪》与《三皇本纪》等古籍所载的古史是靠不住的，从黄帝到大禹的帝系是伪史。但如果辩证地思考就会存疑：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受众、有那么长的时间去认可和记忆这样的“伪史”？说到底，在出现龟甲兽骨记录文字的殷商或更早一些的年代之前，有了这些弥足珍贵的口头神话，才保留下一些历史的影子。如果单单从神话中人物名称及其事迹的关系看，常常自相矛盾。但倘若从神话创作和传承的目的、手段看，则是不可多得的“文化真实”，只不过是用一些错位的人物名称记述了历史上有价值的事件罢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各民族公认的盘古，不是一个具体的神或人，而是一个文化符号。这个符号具有象征性，其本真价值就是各民族构想出的文化祖先或称文化英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盘古是人，也是神，亦可以兼具半人半神的特征。这就是盘古多元一体的文化身份。
盘古伏羲是否为同一人？
不少地区将盘古、盘瓠、盘王、盘果王等混在一起，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神话将盘古与伏羲混为一谈，甚至道教神话还把盘古称为元始天王。不同民族神话对盘古身份的解释，更是丰富多彩。不少研究者考证盘古时认为，盘古就是伏羲，这听起来有些牵强，但细想起来也并非完全捕风捉影。闻一多在《伏羲考》一文中，从音训角度提出，“槃瓠”（盘瓠）的原义是葫芦，而伏羲、女娲的本义也是葫芦，进而认定“槃瓠”与“伏羲”属于“字异而声义同”。除此之外，民间还有一些神话说神农（伏羲）、祝融是盘古的后裔，伏羲兄妹是盘古的儿女，等等。这也表现出民间神话在口耳相传中的不稳定性。
关于盘古的来历，在各民族神话中也表现出明显的灵活性。壮族神话认为，盘古是从天上贬到人间的神；毛南族神话说，盘古是土地神的子孙；瑶族神话认为，云彩生盘古；侗族神话说，蟠桃变化成盘古……
关于盘古的体貌特征，也同样非常灵活多样。例如，汉族神话中有盘古身高一万八千丈、身高九万里、身高十万八千里等不同说法，土家族神话说盘古身高一丈二尺五，白族神话说盘古身高一丈八，侗族神话说盘古身高三丈六。描述盘古的外形时，有盘古头上生角、牛头马面龙身、狮头人身、龙头人身、龙头蛇身、龙头蛇尾、虎头人身、鸡头人身、三头六臂、三头六臂两角，等等。
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或不同讲述者对盘古的不同讲述，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它反映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影响，是各民族友好相处、文化共享的必然结晶，展现出民族文化交流的活态、开放和包容；另一方面，盘古神话在民间的生生不息，反映了人们对盘古创世的高度认可与热爱。
总之，盘古神话体现文化理性。盘古神话的内容是非现实的，但并不排除盘古神话叙事的创作理性。盘古开天辟地不像其他一些神话，源于神的意念，而是表现出建立在物质世界基础上的朴素唯物观。盘古在“浑沌”中的“一日九变”，以及盘古死后的“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等，都是以变化发展的眼光辩证地探索万物起源，表现了以人的自我观照为中心的创作视角。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看作中国古代人本思想的形象表达。因此，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以各自的形式对盘古的塑造与重构，都会使我们从中感悟到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文化传统、积极向上的生命意志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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