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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果如何? 关于这场战役的评价怎么样?

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在清朝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这场战争之所以会爆发是因为英国向满清走私鸦片从而引发的一场战争,战争的导火线是英国商人在中国广东海域走私鸦片二十多年不止日盛,林则徐于1839年在广东强行销烟,中英矛盾逐次升级,而战争以中国失败并赔款割地告终。由此签署的《南京条约》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除赔款外,将香港岛永久让予英国,并使英国得到领事裁判权。
    鸦片战争的胜败反映了当时东、西方军事以科技为主的巨大差距。历史学家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写到:“鸦片战争的发生意味着中国拒绝在外交平等和对等贸易的基础上参加国际大家庭,结果导致英国使用武力。”当时只有极少数人物如林则徐、魏源等,开始注意到西方科技的进步,并著书介绍西方事物,但包括朝廷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因鸦片战争而改变对西方的看法,更不用说对于向来所轻视学习 清廷的战败并没有使其进行改革,反而继续奉行保守的政策,而英国享有最惠国待遇后,各国纷纷要求此一条款,清廷失去某一特权于一国,等于失去该特权于列强,这使清廷外交上处于不利的弱势位置。军舰停泊口岸等特权,使英国可在五个通商口岸各驻兵舰一艘,以后商港越开越多,深入内地,使国防受到威胁。香港岛被割让给于英国,开外国人要求割地之先例,在后来的战争中更多土地被外国所夺去,使中国领土失去完整。领事裁判权使中国失去司法主权,外国人犯法不受中国法律制裁,清廷无法管制外国人在华的违法行为。
    鸦片战争是中国签下不平等条约的开端,其中《黄埔条约》中法国取得传教权,渗入中国传统文化;美国人更通过《望厦条约》取得治外法权使中国国际地位下降,而割地和赔款对清帝国来说也是第一次的。这些不平等条约要到一个世纪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1943年才得以正式废除。
    
    战争后中国的对外政策仍是旨在“羁縻”。对于《南京条约》的不平等性反应无动于衷,反而对中英两国行文采用平等体制感到不安。但是经济上,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同时也对外国开放了中国市场。五口通商后,清朝海关及税率被英国控制,关税主权受到破坏,进口货只抽百分之五的低税率,外国商品大量倾销中国,无法保障中国国内工商业的利益。鸦片继续销售,吸食者不断增加,白银外流,银价上涨,银贵钱贱的情况更加严重。英国输入中国的货品大增,1837年英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总价值为90多万英镑,到1845年已到达239万4千英镑。严重打击中国民族工商业,使原本问题重重的社会经济更加恶劣。
    新开的五个条约口岸中,只有长江口的上海最接近主要出口物资丝绸和茶叶的产地,又位于江、浙富庶之区,同时是国内南北海运的中间站,原在广州的英美商人及其雇佣的买办蜂拥而至,开设洋行。英美法三国相继沿黄浦江设立租界,并不断扩展,形成上海公共租界和上海法租界。后来上海公共租界的中心道路为纪念《南京条约》开放上海而被命名为南京路。
    鸦片战争是中国抗击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第1次战争。英军以较少的兵力、较小的代价战胜了中国。究其原因,除了在客观上敌人兵器占有优势,战略战术运用得当,能集中大部兵力转沿海城市,占领经济命脉之地,战斗中常以正面攻击与侧翼包抄相结合之外,在主观上主要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政治腐败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到了19世纪30年代,更加没落腐朽,不仅经济停滞,十分落后,削弱了战争赖以取胜的经济基础,而且整个统治集团内部,弥漫着享乐苟安,贪污腐化气息。
    随着鸦片的输入,统治集团中的大部分人越来越依赖这种毒品来消磨荒淫无度的寄生生活。他们既接受内外烟贩的收买,又依赖这种毒品的走私,从中取得利益。有些走私船,公然插着两广总督或粤海关监督的旗号,威风十足地从伶仃洋驶进广州。清廷的贵族大臣,则从广东和沿海官吏那里,获得丰厚的贿赂。甚至皇帝也收取大量的西洋奇珍,成为这种“通商”关系里最大的受益者。因此,在禁烟与反禁烟、战与和的问题上,他们始终摇摆不定,在整个战争中,始终没有坚定的方针。从皇帝到将军、督、抚,战守无策,没有切合实际的作战方法。当战争受挫时,他们立刻求和;和议不成,又空喊作战。当议和投降比打仗有利于维系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时,他们就屈辱投降。
    政治上的反动和腐朽,带来了军事上的无能和腐败辽阔绵长的中国海岸线,长期疏于战备,有边无防。以八旗、绿营为主力的清军,长时期养尊处优,懒于训练,军心涣散,纪律松弛;将帅素质低下,军事思想保守落后,不会组织、指挥打仗。鸦片战争爆发后,许多将领不谙敌情,株守建筑落后的营垒要塞中英南京条约开放港口及割让地,一线防御,不顾纵深侧后;许多地区的守军,远远看见敌军即开炮轰击,未等敌军靠近,便一哄而散,逃之夭夭,甚至举起白旗投降。宁波、余姚、慈溪、奉化、上海等地,竟不战自弃。而以林则徐、邓廷桢为首的抵抗派在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虽有决心,有成果,但他们最终受到投降派的排挤打击,“徒有救国之志,而无尺寸之权”(诗人陆嵩语)。任用投降主义分子耆英、伊里布等去抵抗侵略者,无疑是缘木求鱼。
    脱离人民、反对人民甚至镇压人民起来反抗侵略者 在民族自卫战争中,清朝反动政府不广泛动员、组织民众,单靠有限的军力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到处分兵把口,本来是敌寡我众的形势,但在实际战场上却成了敌众我寡的形势。甚至当中国人民自发地起来抗击侵略者时,他们却怕得要死,荒唐地指责他们“潜相煽惑”、“为害甚大”,横加反对、破坏、镇压,直至堕落到去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爱国人民的抗侵斗争。这样的反动、腐朽的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取得反侵略战争胜利的。这成了主要原因根本的原因是陈腐的封建主义不敌新兴的资本主义,农业文明战胜不了先进的工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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