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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的佛教 汉朝时期的佛教状况


    汉朝佛教
    中国佛教今日的发展已经是十分兴盛的了,二要回首历史来看的话,佛教还是从汉朝时期才传进东土的。那时候佛教刚传入没多久,彼时的佛教发展是怎样的呢?
    汉代佛教在中国流布的区域还不普遍,其重心大略有三处:一是洛阳,因为洛阳是东汉的首都,必然是西域人会萃之所;二是江淮之间,奉佛的楚王英封国在此处,后来译师严佛调也是临淮人,汉末笮融在广陵大兴佛事;三是交趾,这是中国与印度水路交通的枢纽,汉末牟融在此撰《理惑论》叙述佛教,支疆梁接在此译出佛经,康僧会在此出家的。汉代中叶虽是禁止汉人出家为桑门,而桑门独身清苦的生活是受到社会尊重的,所以汉和帝永元中张衡作《西京赋》,其中是以桑门与柳下惠并称的。
    当时佛经尚未广事翻译,对于佛教哲理尚未深悉,所了解的仅有两点:一是三世因果之说,“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作善恶皆有报应”(袁宏《后汉纪》);二是“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后汉书·襄楷传》),“使人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袁宏《后汉纪》)。如汉代译师的传记以安世高的传为最详,但所叙全是三世因果的故事。他自称前生曾经与一位长者子同出家。那位长者子对施主不能尽量布施时,常怀忿怨。安世高屡劝不改,如此者二十余年。安世高最后向他说:我要到中国的广州去偿还宿债。你如此好恚怒,死后必受恶形。我若得道,必当度你。安世高既到广州,被一少年贼杀死。安世高在临死时对贼说:这是我前世欠你的债,所以特从远道来偿还的。死后便在安息王宫,为安息王太子。出家后于桓帝建和元年(147)来到洛阳。灵帝末南渡到庐山。时有?亭庙神甚灵验。安世高到时,神便对之叙述前生,性好恚怒,今受恶形,深加忏悔。安世高为之用梵语赞诵一番。不久山后发现一死蟒,而庙也从此无灵验了。安世高又到了广州,找到杀他前身的贼,欢叙因缘。他又说:自己还有一债待了。因到会稽,正值街上有二人相殴,误中世高而被打死了。这样现身说法以证明三世因果,“于是远近莫不悲叹,深信三世之有征”。
    中国原有的学说只谈两生因果,儒家说:人是父母所生,死而为鬼,聪明正直者可以为神。道家也说:人是父母所生,但可以长生不死,或者羽化而登仙。现在佛教传来,说三世因果,人生是过去无始,未来无终,生死循环,无有穷尽,而吉凶祸福全是自己所作善恶所感。所贵的是心怀仁慈,不念贪欲,修善行道以求解脱生死。这就使在患难之中的群众可以得到精神上的安慰,而乐于信奉,又使有权势的豪贵有所戒惧,不敢妄肆淫威。所以袁宏《后汉纪》中说:“王公大人观生死报应之际,莫不瞿然而自失。”因此统治者信受佛教后,行为较为“仁慈”,以取得群众的归附。如楚王英“尚浮图之仁祠”,便可以大量交通方士,招聚“奸猾”,以至被告为有逆谋。汉末献帝时,笮融在初时聚众只数百人,往依陶谦,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三郡运粮。笮融却不将运粮交给陶谦用来打内战,而“断三郡委输,大起浮屠寺”,“作黄金涂像”,每浴佛辄多设饭食。于是后来从之者有万余人。
    由于对佛教哲学思想不甚深悉而仅知其贵尚无为,所以当时是佛老并称。楚王英是“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恒帝在宫内“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祀浮图老子”。汉末牟融作《理惑论》,仿老子《道经》三十七篇以叙佛理,并且说:“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襄楷上汉桓帝疏中且说:“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这当然是汉人所附会,以为信奉外来的宗教解嘲。
    据《后汉书·西域传》所说,佛教在汉代的传布,是由“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稍有奉其道者”。其后中断了八十年。“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屠老子,百姓稍有奉者”。至灵献之后,译师辈至而后转盛。可见禁止汉人出家是由明帝至质帝时事。桓帝以后,此禁稍宽。所以《昙柯迦罗传》中说:“魏境虽有佛法,而道风讹替;亦有众僧,未禀归戒,只以剃落为殊俗耳。设复斋忏,事同祠祀。”汉时自更是如此。至于牟子《理惑论》中所说“持五戒者一月六斋”,乃至“沙门持二百五十戒,日日斋”,又说“沙门被赤布、日一食,闭六情自毕于世”。又说“沙门耽好酒浆,或畜妻子,取贱卖贵,专行诈绐”等等,都是指西域来华沙门而言,未必是汉僧。
    汉代佛经的传译是在汉末皇帝献帝时才开始盛兴起来的。据《开元释教录》所记,在此时期内有译师十人,译出经论一百四十六部,二百二十一卷。此外有失译人的经论一百四十一部,一百五十八卷。这十位译师中主要有两个系统:一是安息的系统,二是月支的系统。安息系统是小乘学派,以次第禅门为主要修行,对佛教在当时的发扬上起主要作用,同时也以传译巧妙着称。月支系统是大乘学派,以般若慧解和净土思想为主要修行,对佛教在后世的进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以博学多知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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