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网-中国历史之家、历史上的今天、历史朝代顺序表、历史人物故事、看历史、新都网、历史春秋网移动版

首页 > 民间说史 > 中国古代史 > 唐朝 >

中唐时期的重要流派:韩孟诗派


    韩愈
    “韩孟诗派”是中唐的一个诗歌创作流派,以韩愈为领袖,包括孟郊、李贺、卢仝、马异、刘叉。这是一个特别的诗派,他们为繁华的唐诗注入新的活力,开拓了一个新的视野。
    他们主张“不平则鸣”,苦吟以抒愤,并互相切磋酬唱他们具有变态的审美趣味,“以丑为美”,以震荡光怪为美,以瘁索枯槁为美,以五彩斑斓为美。表现出重主观心理、尚奇险怪异的创作倾向。诗歌形成一种奇崛硬险的风格。他们在艺术上力求避熟就生,标新立异,力矫大历诗风的平弱纤巧。这种诗歌的新的追求与新的变化,积极推动了盛唐以后诗歌艺术境界的开拓。
    韩愈不仅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中坚力量,而且在诗歌理论及创作方面,他同孟郊、李贺等一群仕途阻塞、时命舛蹇的寒士一道,大胆地摆脱传统诗教的束缚,一改盛唐以丰腴肥润为美的审美时尚,努力追求自屈原以来“发愤以抒情”的精神,以“不平则鸣”为创作理论,形成了重神尚骨,以奇险怪异为审美的诗歌主张。在创作中,这派成员除对杜甫、李白的自觉接受与推崇外,还主动从禅宗及佛教思想与艺术中吸收合理成分,把“心”当作诗歌创作的源泉。他们的创作,表现的往往是自己心灵的历程,尤其是李贺,他的有些诗,干脆就写一个虚构的世界,以曲折地宣泄他内心的幽微。他常把现实生活中的感受,与自己虚构的世界融合在一起,其诗想像离奇怪诞,往往使人感到虚实不定,跳跃怪奇,不可确解。韩孟诗派的成员在语言方面也有大的变革,他们力求“陈言之务去”。
    韩孟诗派的主要主张有:
    不平则鸣
    作为一个诗派,韩、孟等人有明确的理论主张,首先是“不平则鸣”说。所谓“不平”,主要指人内心的不平衡,强调的是内心不平情感的抒发。它既是对创作活动产生原因的揭示,也是对一种特定创作心理亦即“不平”心态的肯定。“不平则鸣”说的另一要点在于特重诗歌的抒情功能。本来,作为诗文大家的韩愈是更重视文的,他说自己不过是“馀事作诗人”,并明确认为与他那些“约六经之旨”、“扶树教道”的文相比,其诗只是抒写“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以“抒忧娱悲”而已。然而也正由于韩愈没有把诗与文等量齐观,才使诗歌避免了成为道学工具、政治附庸的命运,才得以保持其“抒忧娱悲”、“感激怨怼”的美学品性。
    笔补造化
    韩孟诗派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笔补造化”。用李贺的话来说,就是“笔补造化天无功”(《高轩过》)。“笔补造化”,既要有创造性的诗思,又要对物象进行主观裁夺。孟郊非常欣赏“手中飞黑电,象外泻玄泉。万物随指顾,三光为回旋”(《送草书献上人归庐山》)的书法艺术创造,由此而及于诗,他认为虽“形拘在风尘”,但可以“心放出天地”,用一己之心去牢笼乾坤,绳律“万有”(《奉报翰林张舍人见遗之诗》)。在《赠郑夫子鲂》中,他这样说道: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宋玉逞大句,李白飞狂才。苟非圣贤心,孰与造化该? 将天地纳入“胸臆”之中,“由我”来尽情地裁夺,这是何等大的气魄!而只有发挥创造性的诗思,才能“裁”物象,“该”造化,吁嗟之间而生风雷之象。
    雄奇怪异之风
    韩孟诗派在倡导“笔补造化”的同时,还特别崇尚雄奇怪异之美。在《调张籍》一诗中,韩愈这样写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此诗与当时一些崇杜抑李论者迥异其趣,给予李、杜诗以同样的高度赞誉。这赞誉的落脚点不在李杜诗的思想内容,而在其诗“巨刃磨天扬”那奇特的语言、雄阔的气势和艺术手法的创新。所以韩愈与李杜精神之“交通”处便是“百怪入我肠”,他欲追踪李杜,所取法也正在于此。所谓“拔鲸牙”、“酌天浆”,将其胆之大、力之猛、思之怪、境之奇发挥到极致,完全是一派天马行空、超越世俗的气象。这是一种的审美取向,韩愈不仅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努力实践它,而且用以审视、评价、赞许同派其他诗人的诗作。
    以文为诗
    韩孟诗派除了追求诗歌的雄奇怪异之美外,还大胆创新,以散文化的章法、句法入诗,融叙述、议论为一体,写出了不少“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的佳作。韩愈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作为古文大家,他熟谙古文章法,而他的尚奇精神和豪放性格也使他不惯于诗律的束缚,所以采用表现手法上较为自由的散文笔调入诗,痛快畅达地叙事抒情,乃是其诗散文化形成的一个要因。
    以议论入诗
    在以文入诗的同时,韩愈还无视古典诗歌重形象、重比兴、重趣味的传统,屡屡在诗中大发议论,直接表述对人生、社会的看法,形成了以议论入诗的特点。
    从“不平则鸣”到裁物象、觑天巧、补造化,到明确提出雄奇怪异的审美理想,韩孟诗派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诗歌创作理论。它突破了过于重视人伦道德和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由重诗的社会功能转向重诗的抒情特质,转向重创作主体内心的展露和艺术创造力的发挥,这在诗歌理论史上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在反对传统、锐意创新的路子上,韩愈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取得了应有的成就。他以宏大的胆气驾驭诗篇,赋予诗歌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超现实色彩;他雕镂词句,尚险求奇,营造出大量他所独有的险怪意象;他以文入诗、以议论入诗,开一代诗风,这些无不展示出他在中唐诗坛所具有的独特地位。清人叶燮《原诗》说得好:“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事实上,韩愈的“崛起”及其对唐诗的“大变”,不仅在当时影响巨大,而且对后世尤其是宋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破坏传统的同时也必须建立新的规范,这种规范,韩愈在诗中并非没有建立,但相比起他的散文来还有欠完备。如用词造句刻意求新致使语意晦涩,对诗材的不加简择导致意象过于丑陋怪诞,大量使用散文化句式和哲理性议论,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诗歌的节奏美、形象美。如此种种,既对后世的诗歌创作造成不良影响,也曾引起后人的议论的指责。对于一位诗坛的改革者和新诗风的开创者来说,这恐怕是难以避免的。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