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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时的新乐府运动


    白居易
    诗歌不仅需要继承,同时也需要革新,诗歌革新运动中比较著名的当属唐朝时期的新乐府运动。
    新乐府运动由唐代诗人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所倡导,主张恢复古代的采诗制度,发扬《诗经》和汉魏乐府讽喻时事的传统,使诗歌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强调以自创的新的乐府题目咏写时事, 故名。所谓新乐府,是相对古乐府而言的。宋代郭茂倩指出: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
    所谓新乐府,是相对古乐府而言的。这一概念首先由白居易提出来。他曾把担任左拾遗时写的“美刺比兴”、“因事立题”的50多首诗编为《新乐府》。新乐府的特点有三:一是用新题。建安以来的作家们歌写时事,多因袭古题,往往内容受限制,且文题不协。白居易以新题写时事,故又名“新题乐府”。二是写时事。建安后作家有自创新题的,但多无关时事。既用新题,又写时事,始于杜甫。白居易继其传统,以新乐府专门美刺现实。三是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标准。新乐府诗多未尝“播于乐章歌曲”。从音乐角度看是徒有乐府之名,而在内容上则是直接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是真正的乐府。新乐府运动由于前有杜甫开创的传统,后有元结、顾况继其事,张籍、王建为先导,到了“元白”时期,明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一整套理论,加之元、白诗才盖世,写作了大量新乐府诗歌,给当时以极大影响,使这一伟大的文学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师友诗传续录》载:“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创为新乐府,亦复自成一体。”新乐府运动在贞元,元和年间与韩柳古文运动相继磅礴于文坛,有着共同的社会原因。
    新乐府运动的诗歌创作,实践了上述理论主张。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人的乐府诗及其他的一些作品,反映了中唐时期极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面,从各个方面揭示了当时存在的社会矛盾,提出了异常尖锐的社会问题。如白居易的《杜陵叟》、《卖炭翁》,元稹的《田家词》、《织妇词》,张籍的《野老歌》,王建的《水夫谣》等,都是直接描写劳动人民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为他们的悲惨命运鸣不平的;白居易的《缭绫》、《红线毯》、《重赋》、《轻肥》等,是直接刺责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并从中反映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白居易的《宿紫阁山北村》、张籍的《猛虎行》、王建的《羽林行》等,是揭露特权阶层恶势力为非作歹、残害人民的;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元稹的《夫远征》、张籍的《塞下曲》、王建的《渡辽水》等,是反映边地士兵之苦和反对穷兵黩武的;白居易的《盐商妇》、元稹的《估客乐》、张籍的《贾客乐》等,是反映当时商业经济的畸形发展,富裕商人和穷苦农民之间的矛盾的;白居易的《上阳人》、《井底引银瓶》,张籍的《妾薄命》,王建的《望夫石》、《去妇》等,是同情妇女们不幸遭遇的。诸如此类的作品,大都具有较强烈的现实意义和鲜明的倾向性。在艺术上,尽管各人的成就不同,风格互有差异,又大都体现出平易通俗,直切明畅的共同特色。它们展示了新乐府运动的实绩。新乐府运动的创作,既要针砭现实、指斥时弊,自然就不能不触犯许多权势者。白居易说,他的诗曾使得“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竟至“言未闻而谤已成”(《与元九书》),可见斗争是很激烈的。元和十年,白居易横遭毁谤,远谪江州,以他为主要倡导者的新乐府运动也因此受到挫折。事实上,统治阶级的腐败和现实政治的黑暗,也使得新乐府运动已无法再继续下去。尽管如此,它在中国诗歌史上却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并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晚唐皮日休作《正乐府》10篇,聂夷中也多写反映现实的乐府诗,就是对新乐府运动传统的直接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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