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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之狱是怎么一回事


    崔浩
    崔浩谋略过人,屡建功勋,为北魏平定北方起到重要作用。但其执政后的诸多行为引起鲜卑贵族不满,终致杀身之祸。
    汉族大臣崔浩掌权后,企图按照汉族的世家大族的传统思想,整理、分别和规定氏族的高下。在神麚三年(431年)九月时,崔浩便“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表弟卢玄劝阻他说:“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有几人!宜加三思”。但崔浩不从,从而得罪了众多的鲜卑贵族。
    崔浩之弟崔恬嫁女儿给王慧龙,王氏是太原大族,世代遗传齇鼻,在江东被称为“齇王”。崔浩见王慧龙时,一看到他的齇鼻,就说:“的确是王家男儿,真是贵种!”又多次对朝中的鲜卑诸公称赞他长得俊美。司徒长孙嵩听了大不高兴,就向太武帝告状,说王慧龙是从南方归降的,崔浩叹服南人,是“有讪鄙国化之意”。太武帝大怒,把崔浩传来训斥,崔浩脱帽叩头,自责了一番才得到宽恕。 太子拓跋晃监国时,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宠任,专制朝权。一次曾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人士数十人,皆起家为郡守。太子对崔浩说:“先征之人,亦州郡之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答,宜先补郡县,以新征者代为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崔浩固执己见,最终把他推荐的人派出去任职。当时,中书侍郎、领著作郎高允知道后,对东宫博士管恬说:“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胜于上,将何以堪之”!
    但给崔浩带来杀身之祸的直接原因,是《国书》事件。
    在太延五年(439年)十二月时,太武帝命崔浩以司徒监秘书事,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事,续修国史。太武帝叮嘱他们,写国史一定要根据实录。崔浩他们按照这个要求,采集了魏国上代的资料,编写了一本魏国的国史。当时,皇帝要编国史的目的,本来只是留给皇室后代看的。但是《国记》修毕后,参与其事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上,以彰直笔,同时刊刻崔浩所注的《五经》。闵湛、郗标巧言令色,平时以谄事崔浩而获得崔浩的欢心。他们的建议被崔浩采纳,太子也表示赞赏。于是,在天坛东三里处,营造了一个《国书》和《五经注》的碑林,方圆一百三十步,用工三百万才告完成。 由于《国记》秉笔直书,尽述拓跋氏的历史,详备而无所避讳,其中直书了拓跋氏一些不愿人知的早期历史。而石碑树立在通衢大路旁,引起往来行人议论。鲜卑贵族看到后,无不愤怒,先后到太武帝前告状,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太武帝命令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吏,审查罪状。崔浩被捕后,承认自己曾经接受过贿赂。其实他对自己所犯何罪,也不明白。太武帝亲自审讯他时,他惶惑不能应对。 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己亥(公元450年7月5日),太武帝诛杀崔浩。在送往城南行刑时,“卫士数十人溲(撒尿)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同时,秘书郎吏以下也都被杀,而清河崔氏同族无论远近,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被连坐灭族。史称“国史之狱”。
    北方士族在“国史之狱”遭到了沉重打击。宋人刘攽等说:“拓跋氏乘后燕之衰,蚕食并、冀,暴师喋血三十余年,而中国略定。其始也,公卿方镇皆故部落酋大,虽参用赵魏旧族,往往以猜忌夷灭”《魏书·旧本<魏书>目录序》。他们指出鲜卑贵族与赵魏大族的矛盾,是颇有见地的,而崔浩正是这种矛盾的牺牲品,“国史之狱”只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 不久,太武帝北巡阴山,后悔诛杀崔浩。时北部尚书宣城公李孝伯病世,太武帝说:“李宣城可惜!”既而又说:“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但事已至此,无法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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