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自发秩序需包容于国家制度秩序——对云南M县苗族自发移民社会处境的调查与研究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6:11:00 《思想战线》2019年第5期 陆海发 参加讨论
摘要：苗族自发迁移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通过对云南M县的田野调查发现，其在地域选择、居住格局及迁移的深层动因上，都深受苗族传统游耕式农业生产方式以及以此为基础所形成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但是，这种基于传统生计而形成的民族自发秩序难以在现有的国家制度秩序下获得合法性支持。苗族自发移民也因此在经济生活、政治权利、公共服务分享甚至社会心理等方面陷入了社会边缘的处境。为了促进其融入主流社会，必须释放国家制度秩序的包容性，以实际措施增进其现代适应性。 关键词：苗族自发移民；自发秩序；制度秩序；包容性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自发移民问题研究”阶段性成果（13CMZ065） 作者简介：陆海发，云南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云南 昆明，650031）。 在中国各民族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人口的自发迁移不仅发生在北方的游牧民族，也发生在西南的山地民族中。北方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存方式不仅保障了游牧人口的繁衍，也孕育了独特的草原文明。在南方，一些山地民族为了获得可以耕种的山地，他们往往从一座山翻越到另一座山，过着“逐山地而居”的游耕式生活。而另一面，随着民族国家制度逐渐成为世界体系主导性的国家治理制度形式，很多与之相伴的法律秩序和资源配给方式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也正处于加快推进民族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之中，这一国家进程必然会对生活在中国地理空间范围内的各个民族群体的生产、生活方式及社会境遇等产生广泛而深入的影响。苗族自发移民问题就是这样一个社会变迁过程中突显出来的现实问题。 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乃至90年代，自我国逐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生活在西南边疆的很多山地民族，仍然保留了其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延续下来的游耕式农业生产方式，其中尤以苗族为典型。他们沿袭着自发迁移的传统，在山地与山地间迁移，并未自觉到由此所引发的社会后果，特别是其自发秩序与现行国家治理制度的现实冲突。为了探索这种基于传统生计而引发的自发秩序与国家制度秩序的关系，我们于2018年2月对云南M县苗族自发移民社会处境进行了田野调查。通过深入实地观察、访谈等方式，笔者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以此为基础，力求探索问题的生成逻辑及破解之道，以供学界及相关政策实践者参考。 一、云南M县苗族自发移民的现状与特征 （一）基本现状 M县隶属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东南部，国土面积2 228平方公里，地处云南低纬高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类型，主要地形以山区为主。根据《2017年M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全县户籍总人口为41.48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25.05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比重为60.4%。据M县政府统计的资料显示：M县有苗族自发移民135户 648人，主要聚居在其所辖的WL镇、YG镇和CB镇。 WL镇有苗族自发移民45户230人，主要集中在LML村、GTZ村（地名）、XJS村，他们大多是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由M县所辖的LQ镇、ST乡以及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屏边苗族自治县、建水县迁入，部分则来自云南省内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等地。YG镇的苗族自发移民主要居住在MX村，有56户258人，多数是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由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屏边苗族自治县、个旧市以及M县所辖LQ镇等地迁入。CB镇苗族自发移民主要集中在XG村，有32户150人，多数是在2012年左右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屏边苗族自治县迁入。XAS镇有苗族自发移民2户10人，一户居住于HJZ村，是上世纪80年代末由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屏边苗族自治县迁入，另一户居住于SQS村，是90年代初由M县所辖LQ镇迁入。具体的人口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此表省略） （二）主要特征 云南M县苗族自发移民相对于其他移民类型而言，不仅在迁移的地理空间选择、居住格局上表现出民族特性，并且，其迁移的动因也区别于一般移民类型，深受苗族传统生计方式的影响，显现出丰富的民族文化特征。 1. 从迁移的类型来看，这是一种特殊的山地农业型移民。这些苗族自发移民中的大部分，在户籍所在地主要是依靠在轮歇的火山地上种植苞谷以及在住房旁圈养牲畜为生，到了迁入地后，无论是自己开垦荒地或者林地，还是依靠租种当地人的土地取得生存资料基本保障，其生活基本都在山区，虽然有部分苗族自发移民外出务工，但从其所从事的工种来看，也是以农业生产为主。 苗族素有“高山苗”之称，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逐步具备了适应山地生活的本领，同时也有乐于山区生活的一面。他们能够在相对封闭、艰难的山地环境中，充分利用山地资源，形成了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生存、发展难以为继的时候，一种适应山地的本能与本领，又会诱使他们从一块山地迁到另一块山地，迁移之后的他们总是能很快适应山地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形成了具有典型山地农业型移民的社会文化特征。 2. 从迁入地的居住格局来看，呈现出聚族而居的样态。大部分的苗族自发移民是与当地更早迁入的苗族杂居在一起，比如M县WL镇所辖的LML村、LQ镇所辖的MX村等。还有一部分苗族自发移民是自发聚居成村的，多是在林木资源丰富的偏远处。因为地处偏僻，刚开始迁入这些地方的时候，往往只有一两户苗族自发移民居住在一起，后来，在亲缘纽带关系等社会资本的影响和带动下，一些苗族群众遵循着先行者的迁徙路线，分享着其迁移的经验，逐步与其汇聚在一起。随着聚居在一起的人数越来越多，也就逐步形成了自然村落。只是这样形成的村落一般都难以获得正式行政组织形式的认可，是尚未被纳入行政建制的自然村。在M县WL镇所辖的GTZ村（地名）就是一个由11户苗族自发移民自发聚居而形成的自然村落。 他们之所以会形成聚族而居的居住格局，概括起来看，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这些苗族自发移民与迁入地苗族基于语言、宗教、生活习惯、生计方式等的相似性，能够便利其相互之间的交往、交流；二是这些苗族自发移民多是与迁入地苗族群众有亲缘、地缘等的联系，这种亲近感更加容易形成彼此的认同，找到心理的归属感；三是基于一些现实的利益需要。很多苗族自发移民之所以能够在迁入地获得生存资料保障，而且能够持续地在迁入村寨平稳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迁入地苗族群众中有他们的亲戚或朋友的帮助、关照。 3. 从迁移的深层动因来看，其民族传统生计方式的影响甚大。苗族是在我国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史上迁徙最为频繁的民族之一，也是饱经苦难最多的民族之一。历史上，苗族大规模的迁移主要是因为受到战争的威胁与政治的压迫，他们为了“逃避统治” 而不得不躲进深山密林之中。为了在深山密林中生存下去，又必须要躲避中原王朝的军事威胁，他们不得不放弃原来在平原耕种的定居生活，在逐步适应山地生活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适应迁移的山地生产方式——“刀耕火种”。所以，有学者经过研究后指出：“居住在山区的苗族人民，各地不同程度上倒退到原始农业的‘刀耕火种’，一般没有牛耕和中耕施肥习惯。” 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苗族群众已经形成了一种与“刀耕火种”的山地耕作相适应的经济和生活方式。 他们的房屋、服装、生活用具、习俗、传说、歌曲或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都无不与山区环境有关。逐步形成的山地生存方式，在历史演变与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其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也同时成为其不断迁徙的深层根源。 下面是我们在实地调查中的部分访谈记录： 访谈对象：余F，男，苗族，30岁，小学文化，M县自发移民。 问：是什么原因让你们搬迁到这里的？ 答：大部分人是为了讨生活。另外，我们苗族的老一辈也很喜欢搬家，小时候听说父母也经常性地搬。搬家也是我们的一种文化。我们整个村都是从外地迁移过来的。我们苗族很团结，大家约着一起搬，互相有个照应。我们刚搬到M县国有林的时候，也经常在国有林里面搬家，没有具体的在哪。搬家也很方便，看到哪边的山头没人住，条件好，就拎着自己家里面的锅碗瓢盆去，然后到大树或者山包的地方住下来，开始新的生活。 问：苗族同胞中的大部分人都这样吗？ 答：基本都是。我们觉得很正常，毕竟也是我们苗族的一种习惯。 问：你们的迁移有人组织吗？还是自发的？ 答：没人组织，都是自发的，自己想搬就搬了嘛。（根据调查资料整理，访谈时间：2018年2月6日。） 从以上的访谈内容中可以看出，苗族群众的自发搬迁并非仅仅受经济理性的驱动，而是与其民族迁移文化的惯性依赖密切相关。这些苗族群众在无法满足基本生存需要之时，他们只能继续着历史上战争与政治压迫造成的被迫性适应山地经济的“刀耕火种”的游耕式生产方式，走上迁徙之路——“历史上有因民族压迫和战争的逃亡，有鬼神观念的驱使，有躲避癌疫的搬迁，然而频繁发生的现象，却是为了改善生存状况，寻求可以很好从事刀耕火种的森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