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德：“雷纳尔之问”与美洲“发现”及其后果之争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8:11:16 爱思想 王晓德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雷纳尔之问”是研究美洲的法国专家雷纳尔1780年提出的，由里昂研究院设奖征文，此举将欧洲学界对美洲“发现”及其后果的争论推向高潮。这场争论主要局限在欧洲学界，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雷纳尔之问”做出回答，“肯定”与“否定”观点对立交锋。这场争论涉及研究美洲的一个根本问题，既包含着对欧洲大国殖民化美洲的评价，又暗含着如何能够走出专制主义带给美洲灾难的梦魇。争论高潮迭起，但并未决出胜负高下，里昂研究院也从来没有从征文中择出最佳论著，奖项无果而终。然而，欧洲学界对“雷纳尔之问”的争论具有不可磨灭的深远意义，促进了欧洲学界对美洲问题研究的开展，有助于欧洲人进一步了解美洲，对专制主义和殖民主义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形成了新的认识，为他们以后逐渐走出对美洲异国风情的想象奠定了基础。 关 键 词：雷纳尔之问 美洲的发现 哥伦布 里昂研究院 殖民主义 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自此以后，世界成为一个逐渐联系密切的整体，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促进了人类大踏步地迈向现代世界。在很大程度上讲，人类社会第一波“全球化”开始于哥伦布远航美洲以及其后的一系列环绕地球的航行，当然这个时代的远洋航海家并未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将会使整个世界的面貌发生彻底改变。1992年是哥伦布远航美洲500周年，很多西方国家以各种形式举行隆重庆祝活动。不过，对哥伦布远航美洲的意义，有的学者也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谴责欧洲殖民者给欧洲之外的世界带来无法弥补的灾难。对欧洲国家来说，美洲的“发现”多是福音，大大促进了民族国家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但对美洲土著印第安人来说却陷入了万劫不复的灾难，他们惨遭杀害，土地被占用，从昔日的主人沦为奴隶。难怪当欧洲国家举行庆祝时，美洲印第安人后裔却大为不满，发出了“你们庆祝的是我们的苦难”以及“哥伦布给我们带来贫困”等大声呼吁，以示对庆祝活动的抗议。其实，对美洲“发现”的褒贬毁誉从来没有停止过，即使最直接的受害者印第安人无可奈何地接受这一“飞来横祸”时，西方国家内部对这一事件及其带来之结果也是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18世纪中后期，欧洲处于弘扬“理性”与“科学”的启蒙运动时代，启蒙思想家提倡的“自然权利”引发了欧美学者对自然史的关注，他们的视野开始扩大到欧洲之外的自然世界，在他们眼界中尚未走出“野蛮蒙昧”的美洲成为关注的重点。到了此时，美洲早已被欧洲大国殖民化，但欧洲人依然将之视为尚未进入文明社会的未开发土地，他们对美洲的气候地貌和风土人情还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把美洲的“真实”情景展现在欧洲人面前似乎成为当务之急，这既可以满足他们对异国情调的猎奇心理，也可以在未开化的美洲衬托之下凸显欧洲文明的无比优越。从欧洲人的角度来讲，哥伦布远航“新大陆”已过去近三百年，美洲“发现”及其带来的一系列后果早就显现出来。当欧洲学者对美洲进行描绘时，势必会涉及这个问题，即在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美洲的“发现”及其被欧洲大国殖民化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对这个问题，启蒙时代学者们的回答不尽相同，甚至是完全对立，却比较真实地反映出他们对美洲的看法。无论对美洲“发现”持何种态度，文明与野蛮的对立无不在欧洲学者对美洲的描述中体现出来。这是一种很难摆脱的种族“优越感”，与这一时期旧世界普遍存在的“欧洲中心主义”是相一致的。 从词义上讲，美洲之“发现”本身包含着很浓厚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意为处于边缘的美洲本来不为“文明”世界所知，欧洲人将这个“新大陆”展现在世人面前，与此同时也将之纳入欧洲大国构建的全球殖民体系之中，殖民者从美洲获得的财富在欧洲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毋庸置疑，哥伦布远航美洲大大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其意义主要在于把海洋分割的大陆联结起来，打开了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通道。从全球发展的宏观而言，其重要性已得到近现代世界历史演进的证明。很少有学者对此表示异议，但具体到“发现”本身带来的结果，从一开始就有人提出质疑，这种质疑比较零散地见于早期一些前往美洲的传教士和殖民者撰写的文字中。这些人目睹了美洲几大文明遭到的灭顶之灾以及当地人被灭绝性屠杀，他们对美洲“发现”的批评从一开始便包含着反对欧洲殖民主义的强烈倾向。“雷纳尔之问”引发了18世纪中后期欧洲学界关于美洲“发现”利弊祸福之争，这场争论与此时学者们对美洲研究的深化有很大关系，同时也反映出欧洲人对这个“新大陆”的兴趣与日俱增。关于这场争论，国外学术界有一些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局限于对学者们针锋相对之观点的介绍，很少从全球视野来看待这场辩论，但为研究这场争论提供了最基本的思路和相关材料。①国内学术界关于哥伦布远航美洲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没有成果涉及18世纪中后期发生在欧美学术界的这场争论。美洲“发现”究竟是灾难还是福音，这场争论并未角逐出孰是孰非，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定论的答案，不过促进了欧洲人对大洋彼岸大陆的深入了解，有助于加强或改变他们脑海中已构建的美洲负面形象。 一、“雷纳尔之问”的缘起 哥伦布“发现”美洲是他所处时代的一件轰动整个欧洲的大事，当时大概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这一事件将给全球带来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才逐步显现出来。包括哥伦布在内的航海家或冒险家，他们远航美洲的主要目的是寻找贵金属和传播上帝福音。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耶多(Gonzalo Fernández de Oviedo)与哥伦布为同辈人，1513年他被西班牙皇室任命为圣多明各冶金总监，留居美洲近十年，返回西班牙之后于1526年出版了《西印度通史与自然史概要》一书。奥维耶多在此书的第二卷中对哥伦布远航美洲做出比较高的评价，认为这位伟大的探险者“给我们当世及后世带来的恩泽是无法估量的”②。奥维耶多不愧为历史学家，学识过人，比同时代人更敏锐地意识到美洲的“发现”会让后世受益无穷。这种评价大概是比较早地对这一事件做出的正面回应。意大利人吉罗拉莫·本佐尼作为探险者和商人在美洲留居了15年，足迹遍及西印度群岛、中美洲和南美洲。他返回欧洲时除了丰富的美洲经历之外一无所有。1565年，本佐尼出版了《新大陆的历史》一书，内容是欧洲殖民者“发现”和征服美洲的过程，作者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他在美洲的所见所闻。本佐尼对哥伦布无贬损之词，字里行间把哥伦布过人智慧及其坚韧不拔的做事风格体现出来，用他的话来说，哥伦布“靠着自己的勇气胆略和极好的天赋”发现了西印度。③然而，本佐尼对哥伦布之后踏上“新大陆”的西班牙征服者大多持抨击态度，他强烈谴责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活动，把这些征服者对印第安人的残暴以及对财富的贪得无厌贯穿于全书，让读者深深地感受到美洲之“发现”给土著印第安人带来巨大的灾难。④荷兰历史学家阿诺阿多斯·蒙塔诺斯于1671年出版了一本关于美洲的书，在他的笔下，美洲的“发现”使世界成为一个整体。美洲本来是个“未知”之半球，哥伦布“发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样，被古人分割的整个世界展现在了世人面前。此前，人们“只知道亚洲、非洲和欧洲，但是现在，他们发现三个部分构成了环绕全球的一个整体”，第三个部分“便是新大陆，我们的美洲”⑤。 启蒙运动之前欧洲人撰写的关于美洲著述很少对哥伦布做出负面或消极评价，多是在描述哥伦布远航美洲活动中流露出对这位航海家胆识的钦佩。对欧洲殖民者在征服“新大陆”过程中令人发指的暴行，他们通常只是对事实的平铺直叙，几乎没有人将殖民者的这些非人道行为与美洲的“发现”密切联系在一起，两者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上述几位作者尽管对哥伦布远航美洲予以较高的评价，但无人谈及美洲的“发现”对人类文明发展究竟是福还是祸。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指出，自美洲“发现”以及通过好望角抵达东印度航路开通以来“过去了两到三个世纪，在此短时期内，这些事件带来之结果的整个范围不可能被觉察到。对人类来说，好处是什么，不幸是什么，没有一个明智之人能够做出预料”⑥。言下之意，时代局限了他们的视野，美洲的“发现”带来全球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即使意识到美洲“发现”的全球意义，也很难提出这一事件对人类利弊祸福之论题。启蒙运动时期法国学者纪尧姆-托马·雷纳尔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并引发学界争论，固然与这一时期对美洲研究的深化有关，但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全球变革时代需要对美洲“发现”及其带来之结果做出评价。 在启蒙时代，很少有思想家的著述不涉及美洲，哪怕是片言只语，但能够称得上研究美洲的专家不是很多，雷纳尔为其中一位。雷纳尔可谓启蒙时代研究美洲历史与现状的著名人物，他从未去过美洲，但对这一时期欧洲人形成对美洲的看法或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生活在19世纪的美国学者亨利·塔克曼对雷纳尔评价比较高，宣称雷纳尔“在其时代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他尽管没有观光者的身份，却有助于使美洲及其政治诉求在欧洲广为人知”。不过，塔克曼对雷纳尔的成名作《东西印度欧洲人殖民地和贸易的哲学与政治史》(以下简称《哲学与政治史》)书中的错误毫不隐讳，认为雷纳尔对美洲的描述错误甚多，“显然往往来自不恰当的资料”⑦。当然，雷纳尔对美洲错误的描述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在读者群中的声誉，也没有成为他对美洲之看法在欧洲广泛传播的障碍。雷纳尔的美洲观主要体现在他主持撰写的多卷本《哲学与政治史》之中，雷纳尔等人文笔流畅，描述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能吸引想了解美洲的欧洲读者之眼球。很多学者是站在全球的角度对这部多卷本著述做出评价的，很少涉及其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其价值不是对美洲的具体描述，而是首次把欧洲殖民者对“新大陆”征服的历史及其对不同文化交融的意义体现出来⑧。 姑且不论这些历史学家的评价是否恰当，《哲学与政治史》出版之后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却是一个不争之事实，从1770年初版开始数十年期间几乎每年都有再版和修订版，深受读者青睐。该书印数之多，在启蒙时代亦为罕见，足以反映出这部多卷本著述对欧洲人认识美洲产生的强大影响力，有些内容显然对读者起到了“误导”的作用。一位参加美国革命的法国志愿者返回巴黎后写了一首诗，流传很广。在这首诗中，他谴责了雷纳尔神父那种愚不可及的热情误导他来到美国。⑨不管怎么说，很多欧洲人对美洲的了解始于阅读雷纳尔的这部著述，他们正是在书中描述的引导下形成了带有很大偏见的美洲观。有些学者指出了书中前后不一致之处，致使错误漏洞比较多。其实，就雷纳尔本人而言，他并不是一个不严谨的学者，全书缺乏一条明确的主线贯穿始终，固然与多人参与撰写有关，但从根本上还是体现出雷纳尔对美洲评价的矛盾心态。他在完成这部书之后一直不断地进行修订，名曰进一步“完善”对美洲的认识，其实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雷纳尔本人的困惑，尤其是美国革命发生之后，这种困惑在雷纳尔身上体现得更为强烈了。 正是受这种困惑的影响，18世纪80年代初，已经在欧美学术界名声大噪的雷纳尔提出了一个引起很多人进行深入思考的问题，即“美洲的发现对人类是福音还是祸害?如果它是福音，我们靠着什么手段来保持促进其带来的好处?如果它是祸害，我们靠着什么手段来弥补其带来的损毁?”⑩这便是所谓的“雷纳尔之问”。为了在学术界征得对这一问题回答的论著，雷纳尔自掏腰包，在里昂科学、纯文学和艺术研究院(The Academy of Sciences，Polite Literature，and Arts at Lyons，以下简称里昂研究院)设立了50金路易(相当于1，200里弗尔)的奖金，对有见识的最佳应征论著予以嘉奖。雷纳尔是启蒙时代研究美洲问题的专家，此时他在欧美学术界的地位如日中天，他对美洲的描述与看法促进了欧洲人对大洋彼岸大陆的了解，但他的美洲观包含着很大程度的想象成分， 不利于欧洲人对美洲的正确认识。美洲负面形象在欧洲人脑海中的确立，雷纳尔显然难辞其咎。尽管雷纳尔不是一个固执己见之人，但他对美洲的负面看法从来不会在根本上得到改变，这是由他潜意识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决定的，无论他对这部著述进行过多少次修订，欧“优”美“劣”的思想贯穿全书始终。然而，美国革命的爆发与成功对雷纳尔的美洲观触动比较大，他不得不对此前的观点进行深刻反思。雷纳尔最初是想通过把美洲描述为“一塌糊涂”，借以抨击欧洲专制制度和殖民主义给这个大陆带来的“罪恶”与“不幸”，但英属北美十三个殖民地争取独立运动的爆发与成功却让他陷入困惑。这场革命赋予原来被视为“低劣”的美洲具有全新的含义，雷纳尔终生追求的“自由”、“平等”与“公正”等在美国革命和开国文献中明确体现出来。要是这个新生的国家是美洲“发现”之产物的话，那么这一发生在二百余年前的事件对人类文明的发展究竟是利还是弊，显然还需要进一步探讨。这种思考便是雷纳尔在里昂研究院设奖征文的一个主要原因，与此同时，他也想通过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来化解自己的一些困惑。 就雷纳尔本人而言，他对美洲总体上持否定态度，这一点在《哲学与政治史》中充分体现出来，即使雷纳尔提出了上述这个问题，那充其量只是反映出雷纳尔本人在一些问题上的困惑。雷纳尔无疑想走出困惑，但要雷纳尔改变此前已经形成的美洲观，对一个依赖于此成就大名的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雷纳尔也不会悖逆启蒙时期欧洲人对美洲认识的主流，只能是推波助澜，让否定美洲的观念在民众中更加广泛传播。美国历史学家安东尼·帕格登是研究美洲殖民时期的专家，他认为，在雷纳尔的笔下，哥伦布不仅预料到美洲的存在，而且能够理解“美洲的发现对当地居民和欧洲人意味着什么。在某种意义上讲，哥伦布已经预见到18世纪这场持续很久关于旧世界对新大陆影响之本质的争论”。雷纳尔显然不是这场争论的“始作俑者”，他的美洲观中包含着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至少在1780年版的《哲学与政治史》中，他明确表达了美洲的发现“是对人类的伤害”。(11)另一位美国学者约翰·米勒也持类似看法，他在与马克·莫尔斯基合著的书中认为，雷纳尔对“美洲的发现是对人类有利还是有害”这一问题“持否定观点”。(12)从雷纳尔的美洲观来看，他与当时在研究美洲问题上颇有“造诣”的布丰、德波以及罗伯逊等人一样从总体上否定了美洲，认为“新大陆”自然环境存在明显的“缺陷”，不仅无益于从欧洲移入的动植物生长，而且还会导致其发生退化，退化对象包括长期在这种自然环境下生活的人类。雷纳尔自始至终没有改变这种“想当然”的看法，但涉及一些具体问题，雷纳尔没有完全绝对化，对美洲整体否定中夹杂着部分肯定，认为哥伦布“发现”美洲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由此，一些学者指责雷纳尔的美洲观前后不一致，其实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雷纳尔美洲观中的“积极”一面。 雷纳尔在《哲学与政治史》开首就谈到了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及其他航海家环绕地球航行的意义。雷纳尔认为，在整个文明史上，没有“一个事件比新大陆的发现和绕过好望角打开到东印度通道那样对整个人类尤其对欧洲国家更为重要的了”，原因主要是这一系列跨洋航行把原先互不往来的大陆联结成为一个整体，导致不同地区的人们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变化尤其表现为被大洋分割的地区开始进行频繁交往，连最遥远国家的居民也被迫卷入其中，走出了封闭发展的状态。这样，“赤道气候的产品如今在极地附近地区被消费；北部的工业转移到南部；西部的居民把东部的原料转变为奢侈品。世界各地之人交换他们的意见、他们的法律和他们的习俗，交换他们的疾病和治疗手段，交换他们的善恶观”(13)。上述之言谈到了美洲“发现”等事件的重要意义及其带来全球的巨大变化，用当今流行的“全球化”这一术语理解雷纳尔这段话大概比较恰当，但这种结果对人类文明发展究竟是福音还是灾祸，雷纳尔并未明示。 不过，透过《哲学与政治史》的字里行间，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雷纳尔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心态。这部多卷本的著述主要描述了美洲被“发现”及其被殖民化的过程，哥伦布是书中提到频率较高的人物之一。雷纳尔对哥伦布本人丝毫无贬损之意，赞扬这位航海家的话倒是不少。(14)雷纳尔没有明确对哥伦布本人做出正面或负面的评价，但在他的笔下，哥伦布是“发现”美洲的主角，他四次率船队远航美洲开启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全新时代，拉开了欧洲大国殖民化美洲的序幕。从这个意义上讲，欧洲殖民者对“新大陆”土著人口灭绝人寰的屠杀与奴役等“邪恶”，显然肇始于哥伦布等人对美洲的“发现”。这大概是一些学者认为雷纳尔对这一问题做出否定回答的主要原因。其实，从长时段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来看，雷纳尔没有完全否定哥伦布等“发现”美洲的全球意义，但涉及“发现”本身给美洲带来的具体后果时，雷纳尔却表现出强烈的谴责态度，这与他主持撰写《哲学与政治史》的主旨是相一致的。 二、雷纳尔对这一问题的延伸回答 美洲的“发现”给这个大陆带来巨大灾难是《哲学与政治史》一书的主旋律，这是雷纳尔领衔撰写这部多卷本著述的初衷，意在通过展现欧洲殖民者在美洲的非人道行为来谴责专制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罪恶。这种思路贯穿于全书之中，旨在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殖民者给美洲带来的“邪恶”。雷纳尔把越洋来到美洲的欧洲殖民者称为“新大陆的毁灭者”。他们“为了征服新大陆，其居民必须被杀戮”。这种对土著美洲人的屠杀在哥伦布率船队抵达美洲之后便拉开了序幕。据雷纳尔记载，哥伦布率领的西班牙殖民者“靠着从欧洲接济的供应坚持下来，以前所未有的迫切心情追求他们可怕的计划。没有一个地方能够逃脱他们的肆虐。他们训练狗捕杀那些可怜的印第安人，其中一些殖民者发誓每日要屠杀12个印第安人，作为对12个使徒的纪念。靠着这些手段，这些部落的三分之一遭到毁灭”。雷纳尔对继哥伦布之后来到美洲的著名征服者或冒险者予以激烈抨击，诸如韦斯普奇、奥赫达、拉科萨、罗尔丹、尼尼奥、洛佩斯、巴斯蒂达斯以及索利斯等人身上燃烧着“一夜暴富的诱惑”，只是“黄金才吸引他们来到美洲大陆”。雷纳尔描述了皮萨罗率领西班牙殖民者在征服印加帝国过程中惨无人道的行为，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对当地妇女和少女暴力奸淫，无恶不作，秘鲁印第安人被迫拿起武器进行抵制，但最终“被迫屈从于暴君欲要强加给他们的任何束缚”。这些殖民冒险者从征服美洲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把劫掠来的大量黄金运回母国，留在美洲的殖民者把被征服的印第安人变为奴隶，任凭他们役使。(15)雷纳尔对欧洲殖民者暴行的抨击在书中比比皆是，他把欧洲殖民者在美洲犯下的滔天罪行与美洲“发现”这一事件密切联系在一起，认为两者具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正如美国学者李·艾伦·杜格特金指出的那样，在雷纳尔看来，“新大陆的发现”产生了消极后果，这些后果“与殖民主义和美洲退化邪恶的结合密切相关。雷纳尔把殖民主义看作魔鬼本人的杰作，新大陆到处是欧洲殖民主义。这个世界的打开导致了殖民大国对新大陆居民肆无忌惮的压榨，在这片土地上无恶不作，奸淫妇女，获得他们贪念之手能够伸到的任何资源，尤其是金银。如果新大陆不被发现，那么这样的征服将从来不会发生”(16)。殖民主义是美洲“发现”的主要弊端之一，“新大陆”的原住民祸从天降，由此遭到前所未有的屠杀和奴役。雷纳尔对殖民主义进行强烈谴责，有着明确的现实政治关怀，旨在唤起人们对欧洲君主专制统治的不满情绪。 美洲的“发现”及其随后一系列的环球航行让欧洲人在世界各地建立了殖民地，欧洲大国靠什么手段来实现在海外的扩张呢?雷纳尔在书中开首便谈到商业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商业国家已经文明化了所有其他国家”(17)是雷纳尔的一句著名论断，这里的“商业国家”是复数，雷纳尔显然是指把触角伸到全球的欧洲国家。在很多欧洲人看来，发达的商业既是“文明”进步产生的结果，又是促进“文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还是“文明”能够征服“野蛮”的强大武器。美洲的“发现”与征服，商业的原动力作用不可忽视。雷纳尔在《哲学与政治史》中通过对具体事例的描述阐明了这一观点。商业本身具有很强的外延性，欧洲国家建立海外殖民地，商业扩张是主要动因之一，殖民地的建立让世界形成一个不断加快的商业化全球网络，很少有国家或民族能够置身于这个网络之外，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其中。这是美洲“发现”所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也是雷纳尔在讨论其利弊祸福时所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之一。雷纳尔对商业的总体看法是积极的，他把商业视为文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动因素。商业是产品交换的市场行为，市场的不断扩大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人们物质生活水平趋向多样化的标志之一。因此，在相互交换中形成的“商业精神对所有国家来说皆为有益无害，原因在于其促进了它们的产品和知识的相互交流”。商业的目的是赚取利润，最佳状态是发生商业行为的双方或多方皆有所得，这样，商业的“利益和相互需要使人们彼此团结起来，导致提出有关人性更为公正的观念”。雷纳尔认为商业与自由密切相关，声称“自由是商业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讲，商业“是大自然赋予所有人珍贵自由的工具，是他们幸福的源泉，的确是他们美德的源泉”。商业也是民族国家之间和谐相处的“使者”，其所要达到的目的“必然是维护国内的和谐，保持国外的和平”。由此可见，所有国家应该“自视为一个大社会，其成员皆拥有分享其余国家便利的同等权利”(18)。雷纳尔是反对专制制度的斗士，在他看来，商业将是一种道义世界的武器，最终会瓦解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社会将向着一种更能保障人们自由的制度转化。帕格登对雷纳尔商业观的评价与君主专制制度的解体联系在一起，认为按照雷纳尔的说法，商业的确在某一天会成为建立一个新世界秩序的媒介，新帝国的存在不再是基于权力，而是基于互惠互利。当基于后者之上的帝国“只能是给其所有成员带来利益时，欧洲人在美洲推行的专制总有一天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将是一种新的国际秩序”(19)。这是哥伦布远航美洲以来全球的一种发展趋势，因为“美洲的发现很快赋予工业和商业全新的活力”(20)。商业的“全球化”是否敲响欧洲君主专制统治的丧钟，恐怕尚需进一步研究，但自美洲“发现”以来全球的商业化却是一个大趋势，自由主义的兴起显然与这个趋势有关。雷纳尔看到了两者之间的关联，倒也不失为一种“睿识卓见”，体现出他对商业总体肯定的看法。 商业伴随着欧洲国家向外扩张，海外殖民地或属地的建立包含着浓厚的商业因素。简言之，殖民地成为宗主国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给地，而商业成为实现两者的媒介。雷纳尔以抨击殖民主义而闻名，如果一味地称赞商业在社会进步中发挥的正面作用，显然很难对欧洲殖民者在美洲之行为做出自圆其说的解释。发达的商业是欧洲文明的象征，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欧洲国家内部的商业活动。自美洲“发现”以来，商业被欧洲大国殖民者延伸到“新大陆”。商业活动本来是一种互利的双方或多方行为，但殖民者将之作为劫掠土著美洲人财富的手段。印第安人没有商业概念，人们之间几乎不会发生现代意义上的商业行为。雷纳尔以南美印第安人为例说明了这一点。南美“秘鲁人虽然有丰富的金银资源，但不知道使用金属货币。他们既没有商业，也没有奢侈品”。所以，秘鲁人“没有财产，没有贸易，几乎没有相互利益关系”(21)。在这种情况下，商业在美洲被扭曲为一种单方面的行为，也成为说明印第安社会“愚昧野蛮”的有力证据。雷纳尔抨击欧洲殖民者缺乏现代商业理念，没有很好地利用这种优势使印第安社会文明化，让“野蛮人”沐浴到“文明”的春风。西班牙征服者“根本不懂真正的商业原则”，他们只知道劫掠黄金白银，奴役当地人。英国殖民者“对他们拥有世界上最有价值和最富有的商业一无所知”，对北美殖民地实行商业垄断，成为引发与其他殖民大国战争的主要原因。(22)其实，这些殖民者不是缺乏商业理念，而是在美洲不需要通过商业媒介便能赚个金钵满盆，当然是以牺牲当地人或竞争者的利益来实现的。 商业从来都是把双刃剑，可以带来国家之间关系的和谐，也会引起国家之间的争执或战争，在美洲主要体现为后者，起源于对获取财富的无序竞争。用雷纳尔的话来说，商业精神“发端于利益，而利益总是引发争执”。这样，商业成为“这些殖民国家从事所有战争的唯一目的”。雷纳尔以英国与法国在美洲发生的战争为例加以说明。然而，殖民国家之间的战争无异于自掘坟墓，将会引发“一场完全毁灭自身的大火”(23)。这场“大火”为雷纳尔所期盼，从这个意义上讲，商业在摧毁殖民主义上扮演了“掘墓者”的角色。 就美洲被征服和开拓而言，商业在这个大陆失去了本来的意义，一旦与殖民主义相结合，更多地体现出“邪恶”的一面，很大程度上以市场垄断、奴隶贸易、以强凌弱以及战火硝烟等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欧洲国家在殖民地从事的商业活动，虽然可以谋取到难以用数字计算的巨额财富，但从长远看，其造成的破坏力远远超过所得。荷兰为欧洲一个小国，商业让荷兰的商船遍及全球，通过贸易赚取的财富一度无国可敌。雷纳尔详细地描述了荷兰通过商业崛起的过程，以此说明荷兰人利用航海技术与海外贸易大大扩充了在国内市场上很难获得的财富，同时展示出商业所得的破坏性影响。荷兰人的德操遭到腐蚀，共和国赖以存在的公共美德不复存在，荷兰“不再有任何公共精神”(24)。美洲的“发现”让很多欧洲小国兴起于商业，但最终又衰落于商业，荷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荷兰是个联省共和国，尚且难以抵制商业的消极影响，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君主专制的殖民国家更是让商业的破坏力暴露无遗。安德鲁·穆尔总结了雷纳尔在这方面的看法，即商业“能够促进美德，是带来文明的力量，但雷纳尔表明，欧洲国家没有实现这种理想。相反，它们的商业冲动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战争、不公正和非人道行为。因此，商业和新大陆发现产生的破坏力远远超过了其从中所得”(25)。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雷纳尔不会否认商业在欧洲社会转型中的作用，但他与同时代很多思想家一样，看到了商业在殖民扩张过程的负面影响，欧洲人在殖民地所做的“邪恶”之事多源于对商业利益的追求。从这个角度来看，雷纳尔对商业的强烈谴责与他对殖民主义的激烈抨击是相一致的。 美洲“发现”的一个后果是把奴隶制引入了“新大陆”，让这种非人道的制度在美洲肆虐了几个世纪。奴隶主要是欧洲人贩子从非洲购买的黑人，他们乘坐贩奴船只，漂洋过海来到美洲。雷纳尔对奴隶制完全予以否定，成为他批评扭曲商业的一个有力理由。雷纳尔一句名言是：“奴隶是欧洲人在非洲的商业，黄金是欧洲人在新大陆进行商业之所得。”因此，奴隶贸易是“商业的主要分支之一”(26)。托马斯·墨菲把雷纳尔称为18世纪法国知识分子中激烈地反对奴隶制的“最著名者之一”(27)。《哲学与政治史》的第11篇专门谈及奴隶制，雷纳尔从奴隶制的起源、奴隶贸易以及黑人在美洲遭到的非人待遇等方面激烈抨击了这种与殖民主义联系密切的制度，在“整个美洲群岛，黑人状况的悲惨，无一与之相比”。因此，凡支持“奴隶制者，必为全人类的敌人”。黑人缺乏理性，没有德行，适应热带气候的劳作，生来就为“文明人”所奴役。这是当时欧洲人所持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雷纳尔没有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但将之归因于殖民者对黑人心智的摧残。在雷纳尔看来，黑人长期遭受奴役，其“理智在下降，原因在于奴隶制摧毁了其精神的活力。他们是邪恶的，但是不及你们邪恶之一半。他们是奸诈的，因为他们没有义务对残暴对待他们的人讲真话。他们承认我们理解力的优越，因为我们让他们的无知永久存在。他们认可我们权力的正当，因为我们利用了他们的弱点”(28)。奴隶制是殖民主义的产物，雷纳尔对之抨击与他撰写这部书的主旨相符，但雷纳尔很难超越欧洲白人种族优越论，对黑人种族蔑视性的词语在书中并非鲜见，自然让雷纳尔对奴隶制的抨击打上了“种族主义”的烙印。 美洲的“发现”及其被殖民化对人类来说究竟是祸还是福，雷纳尔是在《哲学与政治史》深受读者青睐时提出这个问题的。他在这部书中已经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第18篇是全书中描述美洲的最后一章，雷纳尔在该篇结尾坦言，在本书的开首，读者“已看到在美洲诞生之际欧洲卷入了不幸与无知之中，让我们考察对新大陆的征服导致了征服者在地球另外一端处于什么状况”。这是撰写这本书的“构想”。如果这个目的“得以实现，那么作者将无愧于他的时代，无愧于这个社会”(29)。雷纳尔对殖民主义的严厉抨击已亮明自己的基本观点，但他的回答似乎更具有双重性，美洲最终会在殖民者带来的灾难中崛起。雷纳尔由此设想，如果“世界上真的发生任何带来幸运之革命的话，它将开始于美洲。新大陆经历了这样的灾难，继而肯定会繁荣昌盛，可能会控制旧世界。美洲将成为我们人民的避难所，他们受到政治机构的压迫或战争迫使他们流离失所。野蛮的居民将被文明化，受压迫的异乡人将获得自由”(30)。这是饱受殖民压迫之“低劣”美洲的最终归宿。穆尔的研究表明，雷纳尔的回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北美殖民地的开发有利于欧洲，原因在于建立了一个逃避旧世界的偏执和专制的避难所，同时在国家和社会方面为欧洲改革提供了希望。另一方面，对美洲的殖民是有害的，因为引发了欧洲战争，导致了对土著民族的奴役。雷纳尔对美洲的未来持悲观态度，因为他相信农业、家畜和人存在着自然退化。这种关于美洲的思想在18世纪对新大陆发现利弊辩论中具有代表性”(31)。雷纳尔是否较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相信读者自有判断，但他通过里昂研究院设奖征文在学界引发了对这一问题争论的高潮。 三、回答“雷纳尔之问”征文的主要观点 在启蒙运动时期，欧洲人对大洋彼岸的美洲很感兴趣，但对美洲真正有深入研究的学者不是很多。按照里昂研究院发布的征文公告，任何1783年2月1日之后回答“雷纳尔之问”的作品将得不到承认。(32)因此，“雷纳尔之问”提出之后到相关论著提交截止日期，只有不多的学者向里昂研究院提交了应征论文或著述。下述论著明确表明为应征之作，出版或发表年份并不是提交日期，显然论著出版或发表只是后来之事了。 意大利学者约瑟夫·芒德里永1784年出版了《美洲发现的哲学研究》(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sur la découverte de l’Amérique)小册子，在原来研究的基础上回答了“雷纳尔之问”，成为申请里昂研究院奖金的最早候选人；1785年，法国学者让·安德烈·布兰出版了《新大陆的胜利》(Le Triomphe du Nouveau Monde)一书；1785年，法国博物学家朱思坦·吉罗·钱特兰斯出版了《一个瑞士人在美洲不同殖民地的旅游》(Voyage d’un Suisse dans différentes colonies d’Amérique)一书，这本书为信件集，作者的第32封信写于1782年，表明是对“雷纳尔之问”的回答；法国著名哲学家孔多塞侯爵撰写了一篇应征论文，题目为《美国革命对欧洲舆论和立法之影响》(L’Influence de la révolution de l’Amérique sur les opinions et la législation de l’Europe)，于1786年发表；弗朗索瓦斯-让·德·沙特吕侯爵曾经作为法国远征军的将军参加了美国革命，回国后潜心治学，在历史研究上深有造诣，他完成了应征论文，题目为《美洲发现结果对欧洲利弊之论》(Discours sur les avantages ou les désavantages qui résultent pour l’ Europe de la découverte de l’Amérique)，于1787年发表；1787年，一位匿名作者以“一个公民”的名义出版了《关于美洲发现等一系列事件的讨论》(Dissertation sur les suites de la découverte de l’Amérique)一书；1788年，法国学者路易斯·让蒂神父出版了《美洲发现对人类幸福之影响》(L ’Influence de la découverte de l’Amérique sur le bonheur du genre humain)一书，书的封面赫然醒目地标明此书是为回答“雷纳尔之问”的应征著述；法国学者亨利·卡尔提交了应征文章，题目为《关于雷纳尔神父之问的论述》(Discours sur la question proposée par M.l’abbé Raynal)，于1790年发表。以上论著全部用法文撰写，其中多数作者正式向里昂研究院提交了奖项申请，至于里昂研究院是否组织专家对提交的论著进行审读，从中择出最佳者，予以奖励，尚未找到有记载的可信资料。美国历史学家爱德华·黑尔在一篇关于美洲发现之结果的论文中指出，这一奖项设立之后不了了之，“事实上，里昂研究院从来没有给任何人颁发过奖金”。雷纳尔是否拿出这笔钱设立奖金，黑尔也表示怀疑，因为“雷纳尔身无分文，几年之后去世时根本就没有钱”(33)。无论这个奖项的结局如何，“雷纳尔之问”提出之后在欧洲学界反响很大，还有一些论著试图回答这一问题，但作者只是研究而已，从来没有打算向里昂研究院申报奖项。美国学界对“雷纳尔之问”亦有一定反响。波士顿一家教会牧师杰里米·贝尔纳普1792年10月23日应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之请求，提交了一篇回答“雷纳尔之问”的论文，题目为《意在庆祝哥伦布发现美洲之论》。这篇论文很长，正文55页，加上几篇附文和附录，总共140页，完稿之后最早先在其好友圈内传阅，后发表在当地的一家杂志上，在学界影响较大。丹泽尔认为，贝尔纳普撰写的这篇论文为美国人“唯一对这场争论的贡献”。要是贝尔纳普以这篇论文申报里昂研究院设立的这个奖项的话，必可将1，200里弗尔奖金尽收囊中。(34)对“雷纳尔之问”回答的论著恐怕远不止上述所列，这个论题成为这一时期主要在欧洲学界讨论的热点之一。上述提交或打算提交给里昂研究院的八本(篇)论著从各自研究的角度回答了“雷纳尔之问”，一些著述把“雷纳尔之问”明确写在正文之前，旨在向读者表明作者的研究主要是回答这一问题的。 除个别之外，他们研究的内容大致相同，可划分为观点迥然相异的两大类别。其中，四本(篇)论著在总体上对美洲的“发现”及其后果对人类或欧洲产生有益结果予以“否定”回答。芒德里永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在他看来，美洲的“发现”是一个十足的错误，给美洲土著人带来罄竹难书的苦难，同时也让欧洲遭遇到巨大的不幸或伤害。他承认，美洲的“发现”会给美洲和欧洲带来一些益处，但与伤害相比益处显得微不足道。从欧洲殖民者来到美洲大陆之后不久，当地土著人就陷入了无尽的灾难之中，他们遭到无端的屠杀或奴役。欧洲“征服者对黄金和宝石的贪婪把虐待、折磨和死亡带给了数以百万计的美洲人，美洲城市和文明由此遭致毁灭”。历史事实表明，即使“没有欧洲的帮助，整个美洲迟早也会变得文明化”，墨西哥的阿兹特克文明和印加帝国的文明程度足以证明了这一点。哥伦布远航到“新大陆”之后便中断了美洲文明的发展进程，打破了“土著人生活在新大陆的宁静和幸福”，在殖民者的残酷压榨下这块被欧洲人“新发现”的大陆被迫进入了欧洲大国构建的全球殖民体系之中。其实，美洲的“发现”对欧洲同样产生了消极后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欧洲人口大规模地减少，西班牙尤为突出”；二是“从美洲返国的欧洲人带回了伤风败俗的疾病，在欧洲人中间引起大量死亡”；三是“从美洲获得的大量金银增加了日用商品的价格，而劳动者的工资却没有相应的增加”。正是受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欧洲人的“品性越来越腐败；我们的体质一代又一代地在退化；我们的要求与日俱增，更加迫切；我们对休闲的喜爱使劳作对我们来说越来越感到困难；它使我们的身体衰弱无力，让我们精神的适应力大大下降。无论我们通过我们的艺术与科学或许会得到什么， 但我们却通过我们的好逸恶劳和轻薄肤浅而失去所得。这便是我们必须向未来几代人展示的可悲图景”。因此，芒德里永以无可置疑的语气断言，美洲的发现“是一个邪恶，其带来的益处(人们无论怎样考虑或描写它们)从来不可能抵消其已经造成的伤害”(35)。芒德里永的这本书只能算作小册子，共有八十余页，内容主要是针对“雷纳尔之问”展开的。他同年出版了《美洲观察者：北美以及美利坚合众国总论》(Le spectateur américain，ou Remarques générales sur l’Amérique septentrionale et sur la république des Treize-Etats-Unis)专著，这本书三百余页。《美洲发现的哲学研究》附在该书之后，可以说是对芒德里永研究美洲的补充或深化。 路易斯·让蒂神父的《美洲发现对人类幸福之影响》一书分为两个部分，每部分单独成卷。第一部分回答了四个问题，即美洲的发现对这个大陆的古代居民有益吗?美洲的发现对他们一直是有益还是有害?美洲的发现会对新居民有益吗?美洲的发现对新居民一直有益吗?第二部分回答了三个问题，即美洲的发现对欧洲可能有益吗?美洲的发现对欧洲有益吗?提升美洲发现的益处和减少伤害的方法是什么?让蒂总体上对美洲发现带来的结果持否定回答，同时设想会产生一些益处，让蒂谈及益处时多使用“可能”和“或许”等不肯定副词，但谈到对生活在“新大陆”的土著人、黑人以及欧洲移民的伤害时却是以不容置疑的口气。美洲的“发现”给印第安人带来“飞来横祸”，让蒂在书中对当地人遭受殖民者的屠杀和奴役予以详细描述。其实，在让蒂看来，美洲的“发现”对欧洲同样产生了不利影响，对美洲的征服是欧洲“灾难的无穷根源；它或多或少地直接影响了肆虐于世界这个部分(欧洲)的所有瘟疫；它延长了这个抱有有害偏见之帝国的存在，可能长达两个世纪之久，与此同时阻止了人们掌握真正对人类是有用的知识。它可能使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变得温和，导致他们乐善好施。它使欧洲人变得更为残暴，毫无怜悯之心。它可能提升了人的尊严，让人知道自己起源的崇高。它所带来的一切是激发起一些暴君的欲火，给他们提供了压迫人并使之堕落的新工具。它可能让欧洲变得富有。它的确让欧洲哀痛遍布，在更深的层次上让欧洲成为不毛之地，充满着悲惨与不幸”(36)。在启蒙运动时代，让蒂在法国学术界只能算作小字辈，除了给后世留下这部回答“雷纳尔之问”的著述之外，很少有研究成果提到他。这本书出版之后在学界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但让蒂对美洲“发现”及其产生之结果的看法的确反映出他所处时代很多欧洲人的美洲观。 与雷纳尔一样，这些对美洲“发现”总体上持否定的作者，回答“雷纳尔之问”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谴责缺乏人性的殖民主义，对自哥伦布远航美洲以来欧洲大国海外殖民扩张产生的结果及其前景丝毫不乐观，这种情绪在他们的论著中明确体现出来。卡尔在提交给里昂研究院的应征论文中写道，殖民主义是威胁人类文明的“痼疾”，导致了人类的堕落，“让我们不要欺骗自己。我们将连根铲除的邪恶之源是人类心灵的堕落。这种堕落在所有世纪一直是相同的。今天之人在他们的心灵里正如过去人们的心灵一样。制度和法律改变不了人，将永远不会使他们发生改变”(37)。笔者没有找到卡尔撰写的这篇论文，从上述之言来看，他显然对美洲“发现”带来之后果持否定态度。这些作者对在殖民主义肆虐下的人类前途抱着悲观态度，但并未完全失去信心。他们撰写回答“雷纳尔之问”的论著时，英属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已经宣布独立。在他们看来，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便是反抗殖民主义的一个结果。这样，他们自然把人类未来的希望寄托于这个新国家。芒德里永认为，美国这个脱胎于英国殖民统治的新国家将会使美洲其他地区文明化，只要美洲明智地服从基于自然与道义之上的法律，从长远来看，善行终究会胜过邪恶。对美国完全为正面的描述反映了他对这个共和国怀抱的希望。(38)让蒂对独立后的美国称赞有加，宣称“美国将变成受到迫害的欧洲人、受到压迫的印第安人和逃亡之黑人的避难所。美国人口遍及其一望无际的疆域后，贪欲将使美国把新人口迁徙到使之成为荒凉之地的平原地带。美国将靠着竞争让新大陆的其他殖民地变得富有生气。美国的美德在这个新半球将恢复许多世纪被遗忘的自然法则。盎格鲁美国人不会像秘鲁印加人那样靠着武器征服，但他们至少靠着范例、靠着睿智及其恩惠的优势将成为整个美洲的统治者，他们将靠着最强有力和最持久的控制领导其他美洲国家走向繁荣”(39)。他们对美国的看法几乎与雷纳尔如出一辙，只是表述有所不同，对这个新国家赞扬的同时流露出对欧洲文明将受到崛起后美国之威胁的深切担忧。 里昂研究院征文中另有四本(篇)论著对“雷纳尔之问”总体上予以“肯定”的回答，不过有些著述也不掩盖美洲的“发现”让新旧世界饱受其带来的“灾祸”。布兰所著的《新大陆的胜利》一书比较具有代表性。这本书总共五百余页，分为两卷。全书包括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布兰详细地阐述了美洲“发现”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各种益处；在第二部分，布兰提出了纠正美洲“发现”带来弊端或邪恶的方式，表明人类财富的增加是“新大陆发现”的结果之一。在第三部分，布兰强调通过各种方式逐渐在不同国家传播美洲“发现”的幸福成果。第四部分是学术回应，布兰对16个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40)从布兰文中涉及的这几个部分来看，他对这一问题的肯定回答建立在对有关论题翔实研究的基础之上。不过，布兰丝毫没有隐讳美洲的“发现”给生活在这块大陆的土著人带来的灾难，欧洲同样深受其害。欧洲殖民者在“新大陆残忍野蛮的行径”，让“数百万人因为我们的贪婪与杀人的狂热而惨遭屠杀”。美洲成为欧洲殖民者推行奴隶制的“天堂”，殖民者“从奴隶制罪恶中的所得导致战争的狂热在旧世界的大片区域永久地延续下去”。他们贪得无厌，欲壑难填，结果“腐化了公共美德与个人品行”，最终导致这些殖民国家难以遏制地衰落下去。美洲疾病传入“旧世界”让欧洲人难以抵制，大批死亡。布兰上述所列是基本事实，为研究美洲问题者所无法回避，但丝毫不会影响到布兰对美洲“发现”的总体肯定评价。布兰在序言中对此讲得很清楚，即美洲的“发现对人类而言的确是个福音，它如同在新大陆和旧世界培育了一颗十分珍贵的幸福种子，种子一天天生长，很可能还会加速成长，其上长满的可口果实通过某种方式能够变得经久不衰，为整个人类所共有”(41)。这是站在更高层面上的评价，亮明了布兰对“雷纳尔之问”回答的基本观点。 沙特吕侯爵写过多部关于美国的著述，他1786年出版了两卷本的《北美游记》，在法国学界和社会引起强烈反响。针对“雷纳尔之问”，沙特吕决定提交一篇文章，主要不在于获得奖金，而是想一吐他多年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亦可借机批驳他视为误导读者的相关错误看法。沙特吕的观点比较明确，即美洲的“发现”带来欧洲商业惊人的扩张，因为对外商业似乎能够纠正现在折磨旧世界存在的大多数弊端，所以美洲的“发现”显然是一个伟大福音。沙特吕在文章中详细地阐述了这种观点，他特别强调美洲的发现给欧洲国家带来的益处。一方面，在美洲拥有殖民地的欧洲国家“从中获得了很大的利益，它们的商业由此得以扩张，它们把特惠商品带到美洲，无疑刺激了一切商品的交换，同时在许多方面发挥了金银的作用”。另一方面，那些没有殖民地的欧洲国家“感受到新的欲望和新的消遣，这些欲望导致这些国家农业的提升和国内活动的增加”。沙特吕在文中逐一反驳了把美洲“发现”视为“错误”的看法，批评了把旧世界人口的减少归因于“新大陆的发现”。至于从美洲输入的疾病导致欧洲人大量死亡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美洲的发现“不仅教会我们治愈它所引起的疾病，而且让我们拥有了最有效治疗其他疾病的奎宁”。沙特吕把美洲“发现”对欧洲国家的益处归结于五点：一是“赋予商业扩张更大的动力”；二是“在地球的表面上创造了新的财富”；三是“以财富的平衡取代了权力的平衡”，消除了用武力征服异国土地的根源；四是美洲成为受到迫害者的“巨大避难所”；五是欧洲和美洲两个半球丰富产品的交换保证了“旧世界能够度过极端季节，克服由此而产生的饥荒”(42)。沙特吕完成这篇论文之后，本来打算提交给里昂研究院参加评奖，后得知该奖项从来没有颁发，便投给杂志发表了。这篇论文观点鲜明，正论反论并行不悖，以商业给人类和欧洲带来巨大利益作为主线，把美洲“发现”是个“福音”贯穿于全文，展现出沙特吕厚实的历史研究功力。 美国革命的爆发和成功对欧洲人的美洲观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很多人由此开始关注大洋彼岸的事务。上述作者撰写应征论著时，英属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已经独立，脱胎于英国殖民统治的美利坚合众国大踏步地迈入了建国时期，这个国家一切都显示出与欧洲国家不同的新气象，成为欧洲自由主义者的向往之地。因此，有些作者干脆把这个新国家的出现作为肯定美洲“发现”有益于人类和欧洲的证据。孔多塞在欧洲学界知名度很大，里昂研究院设奖征文后，孔多塞决定撰写一篇论文应征。他最初打算对“雷纳尔之问”予以全面回答，但在撰写过程中感到把研究集中在美国革命对欧洲之影响上更能说明问题。他在正文开始之前交代了这一点，坦言“雷纳尔神父建议设奖，征求关于新大陆发现对欧洲利弊之影响的最佳论文。这个奖项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不揣浅陋试图回答这一问题，但我逐渐认识到，完成这项工作实为我能力所不及。因此，我将写就的稿子付之一炬，只留下讨论美国独立将对人类、对欧洲，尤其对法国产生影响的那一章”(43)。这篇论文(44)被美国学者埃切维利亚翻译成英文，刊登在《威廉玛丽季刊》之上。全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美国革命给人类和欧洲带来的巨大益处，一是“美国革命对欧洲舆论和立法产生了积极影响”；二是“美国革命有效地维持了欧洲和平”；三是“美国革命大大促进了人类的完善”；四是“美国革命有助于欧洲商业尤其是法国商业的扩大”。孔多塞还通过对美国与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比较，批评了欧洲政治制度的不合理性及其在实际运行中的弊端，把共和制美国的出现作为欧洲复兴的契机，认为只有美国提供的范例才能服务于欧洲的最终改革和整个人类的改善。(45)欧洲很多学者对共和制美国的称赞，多是反映出他们对君主专制制度和殖民主义的不满情绪，他们通常是比较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孔多塞比他们更深入一步，把美国革命与带给欧洲的益处密切联系在一起，赋予这个新国家具有促进人类和欧洲进步的深刻含义。孔多塞的研究在时空范围缺乏历史感，时间连十年不到，空间没有把整个美洲包括进来，却通过对诸如美洲退化等看法的批评以及美国带来人类历史进程的变革，把美洲的“发现”是个“福音”体现于全文的字里行间，不失为一篇间接回答“雷纳尔之问”的佳作。 回答“雷纳尔之问”的八本(篇)应征论著在“否定”与“肯定”上打个平手，没有角逐出胜负高下。这种结果大概出乎了雷纳尔的意料。其实，即使“否定”占取了上风抑或相反，也远不足于解决美国革命之后很多欧洲人在认识美洲上产生的困惑。因此，里昂研究院设奖征文的意义不在于对“雷纳尔之问”的回答决出哪种观点胜出，而是在于促进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欧洲人对美洲认识的深化。 四、其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在启蒙运动时代，美洲在很多欧洲人眼中依然属于尚未开化的大陆，其“野蛮”与“蒙昧”正好衬托出欧洲的“开化”与“理性”。从文明演进的角度来讲，欧洲与美洲两个大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实，很多欧洲人对美洲并无太深的了解，其中包括一些有名的美洲问题专家，他们对美洲的描述游弋于“真实”与“想象”之间。无论他们对美洲的总体看法如何，其研究涉及这个大陆时，大概很难绕开对美洲“发现”及其后果的评价这一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雷纳尔之问”在美洲问题研究中具有普遍性，反映出这一时期欧美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他们出版或发表的论著或在“雷纳尔之问”提出之前，或没有明确表明为里昂研究院征文而作， 但多少与“雷纳尔之问”有些关系，他们对这个引人关注之问题的回答让18世纪后期源于法国的这场争论具有了广泛性和国际性。 黑尔在前边提到的论文中谈到“雷纳尔之问”的来龙去脉，认为里昂研究院设奖征文的公告“在美国、英国和法国引起了广泛的兴趣”(46)。黑尔是个知名历史学家，凡言必有据，这种说法应该不为夸张。学者们对这一问题感兴趣与其说是获得奖项的诱惑力，倒不如说是他们觉得回答“雷纳尔之问”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论题。设奖公告是在美国独立战争尚未完全结束时颁布的，虽然战火的硝烟依然弥漫在这个新国家的上空，但并未妨碍一些美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关注。约翰·埃利奥特1782年2月1日致信贝尔纳普，特此告知了里昂研究院设奖征文之事，问他是否读过雷纳尔最新版的《哲学与政治史》。贝尔纳普当时担任波士顿一家公理教教会牧师，在国内学界已是一位遐迩闻名的历史学家。埃利奥特建议他阅读一下雷纳尔的这部著述，希望“运用您的思考能力来回答一个问题，即美洲大陆的发现是有益还是相反?50金路易的奖金将由里昂研究院颁发给在这一论题上撰写的最佳论著。我很清楚没有一个美国人比您本人更有资格获得这个奖金”。埃利奥特还提到与他关系甚好的马瑟博士打算“在这个论题上撰文。他对获奖似乎信心十足”。6月17日，埃利奥特再次致信贝尔纳普，告知马瑟博士已经寄给里昂研究院一篇专题论文，用法文撰写。奖金将在1783年颁发给最佳论著者。(47)埃利奥特在信中所言是否为实，无从考证。他显然是想敦促贝尔纳普早日动笔撰文，以他的历史研究功力写一篇摘得这一奖项桂冠的文章。不知何故，贝尔纳普一直对友人催促无动于衷，或许他根本对这个奖项没有多大兴趣，或许觉得时间来不及，但由此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思考。十年之后，在1792年10月庆祝哥伦布远航美洲300周年之际，他完成了前边提到的那篇长论。此时，里昂研究院的奖项早已被学界抛诸脑后。不过，贝尔纳普的论文显然是对“雷纳尔之问”的回答。 贝尔纳普既是位历史学家，又是个笃信上帝的虔诚基督教徒。作为牧师，他承担着向教徒和公众传播上帝“福音”的神圣使命。阅读贝尔纳普的这篇论文，我们能够感受到其浓厚的宗教情结，弘扬上帝荣光的词句贯穿于全文，他把美洲的发现归功于全能上帝的指引。这个基调自然决定了他从肯定的角度看待美洲的发现及其产生的后果。贝尔纳普对哥伦布的评价比较高，把哥伦布描述为他所处时代的才华出众者，善于“利用思考和推理作为刺激行动的因素。他不是空谈的规划者，而是一个具有事业心的探险者。他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原则之上，决心尽自己最大所能，从实验中来证明真理”。由这位同时代少见的“天才”人物主导的远航美洲，从长远来看，其产生的结果自然对人类是利多弊少了。贝尔纳普从五点总结了美洲的“发现”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益处：一是“极大地有利于商业的目的，而商业在当代又为知识和人类的提升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二是“大大改进了自然史的科学”，它“赋予人类对上帝作品更为公正和敬畏的观念，其中一些观念似乎比在旧大陆以更大规模以及以更为崇高的方式构建”；三是美洲在动植物以及矿产资源等方面丰富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提供了“可以进行交易的许多有用商品”；四是“在人的历史上打开了重要一页。我们发现了人类同胞兄弟，他们散居在美洲大陆的各个地区和邻近岛屿。我们在不同种类的肤色、外形和习俗等方面认识了人类，我们学会把自己视为一个大家庭”；五是一个重要结果是英属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反抗殖民统治暴政的成功，美国的“范例将为其他国家所追随，在北美，欧洲受压迫者总能感到安全和宽慰”。美国“不仅为那里的欧洲兄弟打开了安全之门，而且向他们表明，他们在自己的祖国有资格享受相同的权利”。对于很多学者谴责的奴隶贸易，贝尔纳普没有避讳把非洲黑人贩卖到美洲的非人道做法，认为这是美洲“发现”产生的一大弊端，奴隶贸易“证明无益于人的生命和幸福，与此同时还怂恿了贪欲、奢侈、高傲和残暴”。不过，他更强调人类应该从这种毫无人性的贸易中吸取的深刻教训。(48)贝尔纳普在文中没有指名道姓地反驳一些欧洲学者对美洲的错误看法，超越了从反对专制主义和殖民主义角度来肯定美洲的“发现”及其带来的后果，完全是站在整个人类利益的立场来看待这一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事件，不可避免地把美国看作人类走向光明的“指路星辰”与楷模。这是贝尔纳普与对美洲“发现”持肯定态度的欧洲学者的最大区别之处。对美洲“发现”及其产生之后果的“肯定”包含着弘扬美国反殖民统治成功的因素，不过主要还是凸显这个新国家对世界承担的使命。 弗里德里希·冯·根茨为普鲁士王国的政治家，经常撰写一些针砭时弊的政论文章。“雷纳尔之问”提出时他尚属年轻，还不到20岁。根茨在普鲁士政府任职多年，在政坛上十分活跃，可谓强烈倡导进行改革的自由主义人士。1795年，“雷纳尔之问”虽不再为学界所提及，但根茨觉得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回答这一问题很有现实意义，遂撰写了一篇论述美洲发现之结果影响的论文。根茨对美洲的“发现”完全持肯定态度，认为美洲“发现”对人类不仅是一个福音，而且促进了人类的启蒙与幸福，欧洲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他在文中写道，与印刷术的发明、宗教改革、希腊文人从君士坦丁堡移出以及十五六世纪发生的其他重大事件相比，美洲的“发现”和通过好望角抵达东印度航道的开通不仅“带来人类体质和智力状况的更大变革和革命”，而且“赋予所有这些其他大事件充分的动力，使之拥有了真正的重要性”，促进了“人类朝着幸福与文明的巨大进展”。根茨总结了美洲“发现”带来的有益结果，一是“新大陆”为欧洲提供了丰富的物品；二是人们“把工业视为财富之源”，把工业“提升到有益于社会发展”之程度，成为“人类精神活动的象征或与之同义”；三是通过与欧洲人接触促进了印第安人由野蛮向文明的转化。(49)根茨在这篇论文中对美洲的“发现”及其后果评价很高，多少有些“理想化”的成分。根茨的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政治关怀，很大程度上旨在促进普鲁士王国进行自由主义改革，不能代表德意志学界对美洲“发现”的主流看法，充其量只能算作“一家之言”。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研究人员尼尔斯·克里斯蒂安·克劳森(Niels Christian Clausson)试图回答“雷纳尔之问”，于1785年出版了《关于美洲发现对人类更具有破坏性之研究》的著作。克劳森对美洲发现持明确否定态度，他在书中义愤填膺地控诉了欧洲殖民者给美洲带来巨大的灾难，宣称当地的“海洋与河流被血液染成了红色，沙滩与河岸隐藏在尸首的背后，城镇遭到浩劫和焚毁，上帝眼中最风景如画的花园、草地和田野变成了荒漠”。克劳森在书中详细谈到美洲的发现与征服对欧洲产生的负面影响。在他看来，向美洲移民正在使欧洲人口减少；海外帝国的竞争正在把欧洲国家拖入战争；美洲奢侈品的进口唤起了欧洲人的过度贪婪欲望；欧洲的道德腐败甚至正在引起欧洲人体质发生退化。他由此得出结论，美洲之发现“对人类来说是破坏大于获利”。对“雷纳尔之问”的回答在哥本哈根大学引起了热议，1792年，哥本哈根大学特此设立一个奖项，广泛征集回答“美洲发现对欧洲人产生什么影响”的最佳论著。研究艺术史的学者埃利亚斯·冯·黑文(Elias Chr.von Haven)1794年出版了一本书，从商业的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黑文的结论是，美洲的“发现”“对生活在欧洲的所有人产生了下述影响。美洲的剩余产品给欧洲居民提供了本来不会拥有的日用品。一些商品是为了舒适和实用，而另一些商品是为了享乐和炫耀。因此，美洲发现有助于欧洲人对更多东西的享受”。黑文同时发出警告，美洲正在腐蚀欧洲人的身体和心灵。不健康的美洲产品正在减弱欧洲人的生育力，导致欧洲人丧失了“理性的发挥”。正是对这些产品的消费，欧洲人正在养成许多新的恶习，其中包括男性“身体的松软和女性化”(50)。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斯韦德利厄斯(J.Svedelius)于1802年发表论文，题目为《美洲发现在欧洲的影响》。(51)上述这些论著从不同方面回答了“雷纳尔之问”，反映了斯堪的纳维亚学者对美洲“发现”产生之结果的总体看法。 黑尔提到“雷纳尔之问”在英国学界反响很大，但笔者至今尚未找到英国学者撰写的明确回答“雷纳尔之问”的论著，甚至连征文题目也没有发现。要么存在着相关论著，只是因为无足轻重早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要么反响很大，只是无人撰文回应，因为此时英国正在被失去北美殖民地搞得焦头烂额，顾此失彼。学者们担心对此问题直言回答有可能惹恼政府，给自己带来不测之灾。在启蒙运动时期，英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出现了很多在国际学术界知名度很高的学者。美洲一向是英国学者关注的一个重点，当时欧洲大陆比较有影响的关于美洲论著很快被翻译成英文在英国出版，英国自然也出现了研究美洲问题的大家。比较有名的当属曾担任过爱丁堡大学校长的威廉·罗伯逊。罗伯逊是位学院派的历史学家，1777年出版了三卷本的《美洲史》，在欧洲学界反响很大，随即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罗伯逊由此成为欧洲学界研究美洲史的著名专家之一。罗伯逊与当时大多数学者一样，很少对哥伦布有贬损之词。他把哥伦布称为“伟大的航海家”，始终如一地坚持“向西航行将会导致这个最重要的发现”。在罗伯逊的笔下，哥伦布远航美洲这一事件具有把被海洋隔开的大陆连成一个整体的深远意义。当“我们凝视新大陆时，让我们感到震惊的第一种情况是其幅员辽阔。新大陆不是哥伦布发现的地球很小部分，此前如此无足轻重，致使避开了以前时代的观察或研究。哥伦布使这个比欧洲、或亚洲或非洲更大的新半球广为人知”(52)。罗伯逊没有对美洲的“发现”及其后果做出明确“肯定”与“否定”的判断，但对来到“新大陆”的西班牙殖民者在征服美洲过程中的残暴行径予以谴责，这些征服者“骇人听闻的暴力凶残行为，致使西班牙的名声在这个大陆受到人们憎恶”(53)。罗伯逊接受了布丰和雷纳尔的美洲退化论，详细地描述了“新大陆”动植物退化和缺乏活力的原因。他把美洲的退化归因于当地潮湿的自然环境，与美洲“发现”似乎没有多大关系，但无疑会对定居在“新大陆”的欧洲人产生不利影响，甚至他们把致命的疾病带回欧洲。数目巨大的殖民者“死于他们突发感染未知疾病，那些幸免于这些来势凶猛的毁灭性疾病的人，却难以逃脱有毒气候的影响。根据早期西班牙历史学家的描写，他们返回到欧洲时，体质虚弱，瘦骨嶙峋，无精打采，肤色呈现出有病的黄颜色。凡此种种表明他们居住之地区的气候对身体有害”(54)。罗伯逊实际上与雷纳尔等人一样从总体上“否定”了美洲。 亚当·斯密在经济学成为一门主流学科上贡献尤大，这主要归因于他1776年出版的三卷本《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这本书在启蒙时期对国家制定经济政策和人们经济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至今犹存。斯密在书中专章研究了殖民地在全球商业体系中的作用，其中涉及对美洲的“发现”与殖民化的评价问题。斯密从全球层面上肯定了美洲的“发现”，这一事件对人类社会变革具有的深远意义，怎么评价恐怕都不为过。斯密宣称，“美洲的发现以及通过好望角到达东印度航道的发现是记录在人类历史上两个最伟大和最重要的事件。它们带来的结果已经非常重大”。斯密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说明，一是从长远看这些“发现”有利于当地土著人，他们“会变得更加强大或欧洲人将会变得更加衰弱”。二是“这些发现的主要结果把重商主义提高到光彩夺目的壮观程度，这可谓是前所未有的”。三是那些拥有美洲殖民地的国家“享受到这种伟大商业的全部展示和辉煌”，其他国家则“通常享受从这一伟大商业实际所得中较大的份额”(55)。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斯密主要从有助于全球商业网络形成的角度来看待美洲“发现”及其产生之结果的，自然会做出“肯定”的判断。不管是斯密，还是罗伯逊，他们的研究显然不是针对“雷纳尔之问”的回答，却反映出英国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看法。 科内利乌斯·德波为荷兰哲学家，长期居住在普鲁士，他对美洲问题很感兴趣，于1768年出版了两卷本的《关于美洲人的哲学研究》。 德波这本书出版之后在欧洲学界掀起轩然大波，其关于美洲的观点即刻遭到一些学者的非议，同时对欧洲人树立美洲的负面形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包括雷纳尔在内的研究美洲专家或多或少地从德波的美洲观中获得灵感，在他们的著述中加以发挥。欧洲学界专门研究美洲的学者不是太多，德波可以算作一位，但他又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其对美洲否定程度之激烈，很少有学者能望其项背。读者很难在德波的著述中找到正面描述美洲的语句，他把美洲“邪恶”所表现出的一切皆归于美洲的“发现”。他在“序言”开首便谈到这一点，宣称“对人类来说，没有一个事件比美洲之发现更加引人注目了。回顾从现在到最遥远的时代，我们看到任何事件都不能与之相比；毋庸置疑，地球的一半区域天生地丑陋不堪，致使该区域所包括的一切要么是退化的要么是怪异的，看到这种场面是多么的印象深刻和令人恐怖”(56)。从德波随后的详细描述来看，美洲的“发现”无论对“新大陆”还是对欧洲，所产生的作用几乎都是负面的。牛津大学知名历史学家约翰·赫克斯特布尔·埃利奥特由此认为，德波“把新大陆的发现描述为人类历史上最不幸的事件”(57)。德波倒不是强烈地反对殖民主义，而是想通过把美洲描述为不适宜人类居住之地，借以阻止普鲁士民众移居美洲。他对“新大陆发现”的否定旨在找出美洲“低劣”的根源，显然有着服务于普鲁士王室的现实目的。 美洲的“发现”及其殖民化不仅决定了“新大陆”的发展方向，而且对“旧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德波对“新大陆”的负面描述不只是对美洲“发现”及其产生之后果的否定，很大程度上暗含着欧洲最终不会从“退化”或“低劣”的美洲获得什么好处。德波的《关于美洲人的哲学研究》出版时，法国学者安托万-约瑟夫·佩尔内蒂应腓特烈大帝之邀在柏林皇家图书馆任职。佩尔内蒂认为，德波对美洲的描述错误百出，势必会误导读者对美洲的认识，决定即刻奋笔著书，于1770年出版了《关于美洲与美洲人之论》，该书的副标题是对德波《哲学研究》的反驳。针对佩尔内蒂的批评，德波不甘示弱，神速地完成了《哲学研究之辩护》，也于1770年出版。佩尔内蒂很快做出回应，翌年便出版了《对哲学研究关于美洲与美洲人的考察》一书，这本书无多少新意，很多地方重复了第一本书的思想，却把与德波的论战推向高潮。佩尔内蒂书中很少对美洲“发现”的利弊做出评价，内容多是批评德波对美洲各个方面的贬损，但从他的反驳论据中可以明显地感到他对美洲“发现”及其产生之后果的基本看法，即特别强调了美洲对人类或欧洲的贡献。他用带有讥讽的口气说，德波先生“幸亏没有授权作为整个欧洲的发言人来决定我们关于美洲的判断和思想，也没有授权表达我们对新大陆感恩的情绪”。“感恩”一词比较形象地反映出他对美洲的“发现”及其产生的后果持肯定态度。在他看来，欧洲人的日常生活已离不开“新大陆”提供的各种物品。欧洲人“将继续从美洲获得糖、可可豆以及咖啡，以满足我们的味觉和感官”。我们还从美洲获得“制作胶合板的木材以及制作奢侈品与花色布料的印染材料”，还有“来自秘鲁的镇痛软膏、柯拜巴脂、奎宁、黄樟、愈疮木以及上千种其他药物来医治我们的疾病”。美洲还提供了诸如“金银”等贵金属，还有“宝石、毛皮以及为我们保暖的棉花”(58)。其实，美洲对人类物质生活的贡献远不止上述所列。佩尔内蒂的《关于美洲与美洲人之论》不到130页，与德波的著述相比只能算作小册子，全书差不多都是赞扬美洲自然环境和印第安人体质与智力之语，与德波的美洲观相比实际上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 有的学者不同意德波对美洲的全盘否定，但反驳德波的美洲观时又与佩尔内蒂的看法区别很大。法国学者皮埃尔·鲁博神父就是其中一位。鲁博是个历史学家，出版了多部历史著作，代表作是五卷本的《亚洲、非洲和美洲通史》，他对美洲的看法主要集中在第五卷。鲁博在书中对德波的美洲观予以激烈抨击，认为“新大陆的发现”本身是人类的辉煌成就，但美洲的征服、美洲资源的开发以及对美洲土著民族的剥削给“旧世界”和“新大陆”带来巨大的灾难。鲁博在阐明自己看法之前用了很大篇幅对德波的观点进行辩驳，反问正辩，淋漓尽致。鲁博认为，“新大陆的发现”“一直是人类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革命”，但“对美洲的征服是人类遭受的最骇人听闻的灾难”，后者与前者显然有着不可解脱的因果逻辑联系。为了说明这一点，鲁博向读者展示了一幅欧洲征服者给“新大陆”带来的凄惨图景，即“奴隶和野蛮人依然存在，这些奴隶受到最残酷的致命虐待，他们无精打采的愚昧状态是人类苦难的最低级程度。这些野蛮人通常受到我们的军队、我们的阴谋、我们的邪恶、我们的疾病以及我们的烈酒等攻击，被驱赶追捕，自甘堕落，备受摧残。他们像儿童一样变得衰弱不堪，品行败坏”。按照鲁博的观点，自美洲发现以来，欧洲与这个被殖民化的大陆之间“只存在着令人恐怖的邪恶交换，而不存在着善行的互惠交流”。他举例说，欧洲殖民者把天花带到美洲，天花对“新大陆”的毁灭一点都不亚于美洲疾病在欧洲造成的破坏。不管是印第安人，还是欧洲殖民者，死于非命的数目令人瞠目。欧洲殖民者从美洲获得大量黄金，但黄金最终让这些欧洲殖民大国深受其害。(59)鲁博对美洲的“发现”评价比较高，但对“发现”之后果的抨击丝毫不亚于德波。德波多是从美洲本身来否定美洲“发现”及其后果的，而鲁博多是从欧洲殖民者带给美洲灾难来做出否定回答的。德波和鲁博“否定”所选择的对象重点有所不同，但观点和结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以上介绍的著述远未展现出启蒙时期欧美学术界在美洲“发现”及其后果上的全部成果，一些相关论著或许根本就没有出版或发表，大概随着时间的流逝甚至连文本都未能保存下来。此外，受语言能力的限制，笔者很难了解欧洲有些国家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这些皆是研究这一问题留下的很大遗憾，弥补这种遗憾只能是有待来者了。 在启蒙运动时期，美洲成为欧洲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但绝大多数欧洲人对大洋彼岸的美洲并无真正的了解，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很多学者对美洲的描述通常是将之置于欧洲的对立面，在他们的笔下，美洲展现出的一切似乎多与欧洲文明反其道而行之，属于尚未“开化”的大陆。这样，欧洲人虚拟出的美洲形象总是负面的和不切实际的，旨在凸显欧洲文明的优越。在美国革命爆发之前，对欧洲民众认识美洲产生较大影响的多是那些在总体上否定美洲的学者，即使有学者对他们的美洲观提出质疑，质疑者的观点也很难在学界占据主导地位，更谈不上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了。美国革命的爆发对欧洲人的负面美洲形象产生了很大冲击，欧洲学界由此掀起对美洲各个方面讨论的热潮，不同观点迭出，形成了意大利学者安东内洛·杰尔比称之为的“关于新大陆争论”(60)的局面。欧洲学界关于“新大陆”争论范围很广，对美洲“发现”及其产生后果的利弊祸福之争只是其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这场争论涉及研究美洲的一个根本问题，既包含着对欧洲大国殖民化美洲的评价，又暗含着如何能够走出专制主义带给美洲灾难的梦魇，实现启蒙时期思想家提倡的“理性”社会。因此，介入争论的学者显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政治关怀，美洲很大程度上成为抨击或维护欧洲现状的“中介”，意为借美洲之“题”来发挥对改变或维护欧洲现状的不同看法。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杰等谈到这场争论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提出“美洲是一个错误吗”的那些学者“不是真正地谈论美洲，他们谈论旧世界，谈论大自然和文明，谈论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谈论折磨他们自己社会的腐败和不幸。当他们真正转向美洲时，他们从来不会记起他们撰写的美洲是什么样子”(61)。这段话虽有夸张之嫌，却意味深长，对理解这场争论的真正目的深有启迪。 这场争论的客体是美洲，主体是欧洲，意为主体在客体区域内的殖民活动究竟对两个大陆产生的作用如何。争论最初主要是欧洲学者参与，后来亦有少量的美国学者介入。这场争论从一开始就没有局限在一个国家，不过基本上是在欧洲学者的圈子内打转，表现出明显的“单边性”。对美洲“发现”及其产生之后果的评价，不管是持“否定”意见者，还是持“肯定”意见者，基本上是站在欧洲文明的立场上来观察，“利弊祸福”主要是针对欧洲而言的，给美洲带来的“祸福”尽管是作为论证其观点的实例，但他们的兴趣点或关注点显然不在于此，他们对美洲的描述并不是把美洲作为主体，而是将之置于欧洲大国构建的全球殖民或商业体系之内。因此，“美洲的发现是个错误吗”显然是从欧洲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的，“发现”和“错误”是主体强加给客体的词汇，离不开客体但在文本上似乎与客体又没有多大关系。这样，把欧洲置于“中心”位置回答这一问题自然为“顺理成章”，更何况读者群主要是欧洲人。在18世纪后半期，启蒙思想家高扬“理性”与“科学”的大旗，向愚昧人们的专制制度发出挑战，但这丝毫改变不了欧洲人以本大陆为中心观察世界的思维定式，美洲的“野蛮”和“蒙昧”恰恰成为凸显欧洲文明优越的衬托。以这种“居高临下”的心态来回答这个问题，势必缺乏客观性，不可避免地把想象夹杂在严谨的学术研究之中，以此展现欧“优”美“劣”的图景。其实，对这个问题回答具有发言权的应该是美洲本土人，他们身临其境，至少对美洲“发现”给他们生活之大陆带来的结果有着切身的体验或感受，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以“我”为中心的情结。除了很少的美国学者撰写了相关论文之外，美洲本土人的这种优势显然没有在18世纪后半期这场争论中充分发挥出来，致使这场争论几乎没有美洲本土人的声音，这无疑给这场争论留下难以弥补的缺憾，实际上成为欧洲学者针对美洲的“中心主义”情绪之宣泄。 尽管如此，这场主要发生在欧洲学界的关于美洲“发现”及其后果的争论显然具有难以磨灭的深远意义。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在“雷纳尔之问”提出之前便已拉开序幕，雷纳尔在美国革命即将成功之际明确提出这一问题，在欧洲学界把这场争论推向高潮。此时，争论的意义更加凸显出来，显然有助于欧洲人进一步深入了解美洲，对专制主义和殖民主义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有了一种新的认识。里昂研究院为“雷纳尔之问”设立的奖项无果而终，但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没有落下帷幕，原因主要在于这场争论没有形成人们共识的答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20世纪初叶带有激动的情绪宣称，美洲的发现“是个错误，是个巨大的错误，真的是个错误”(62)。举出弗洛伊德之例旨在表明这场争论远未结束，即使到了当代，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是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美洲学者的介入让争论具有了名副其实的国际性，正是通过他们的描述，美洲不断地把真实的自我展现在世人面前。欧洲人逐渐地走出想象美洲的虚幻图景，对彼岸世界了解的不断加深。对于这种结果，这场争论的持续显然是功不可没。 注释： ①亨利·斯蒂尔·康马杰、埃尔莫·吉奥丹内蒂：《美洲是个错误吗?一场18世纪的争论》(Henry Steele Commager and Elmo Giordanetti，Was America a Mistake?An Eighteenth-Century Controversy)，哈柏和罗出版公司1967年版；小阿瑟·施莱辛格：《美洲是个错误吗?关于努力揭穿哥伦布及其发现之长期历史的反思》(Arthur Schlesinger Jr.，“Was America a Mistake?Reflections on the Long History of Efforts to Debunk Columbus and his Discovery”)，《大西洋》(Atlantic)第270卷，1992年第3期；爱德华·E.黑尔：《哥伦布发现之结果》(Edward E.Hale，“The Results of Columbus’s Discovery”)，《美洲古迹学会会刊》(American Antiquarian Society，Proceedings)1892年。 ②哥伦布著，杨巍译：《孤独与荣誉：哥伦布航海日记》，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在正文之前，收录了奥维耶多著述《西印度通史与自然史概要》第二卷中关于哥伦布三章的译文。 奥维耶多对哥伦布“发现”美洲的看法，参见安东尼·帕格登：《欧洲与新大陆相遇：从文艺复兴到浪漫主义》(Anthony Pagden，European Encounters with the New World：From Renaissance to Romanticism)，耶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 ③吉罗拉莫·本佐尼：《新大陆的历史》(Girolamo Benzoni，History of the New World)，伦敦1857年版，第21页。(说明：本文所引19世纪之前的书籍，原书扫描件皆来自https://archive.org网址，以下书籍不再标出这个网址。) ④关于西班牙殖民者对当地印第安人的暴行，参见吉罗拉莫·本佐尼：《新大陆的历史》，第5-7、12、25、39、47、59、77、78-94、108、111、136、180、185页。 ⑤阿诺阿多斯·蒙塔诺斯：《美洲：对新大陆最新和最准确的描述》(Arnoldus Montanus，America：Being the Latest，and Most Accurate Description of the New World)，伦敦1671年版，第3页。 ⑥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dam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第2卷，伦敦1802年版(第10版)，第458版。 ⑦亨利·T.塔克曼：《美国及其评论者：美国观光的批评纲要》(Henry T.Tuckerman，America and Her Commentators：With a Critical Sketch of Travel in the United States)，查尔斯·斯克里布纳出版社1864年版，第107-108页。 ⑧参见桑卡尔·穆图：《对抗帝国的启蒙运动》(Sankar Muthu，Enlightenment against Empire)，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2页；G.A.波科克：《商业、殖民和历史》(G.A.Pocock，“Commerce，Settlement and History：A Reading of the Histoire des deux Indes”)，丽贝卡·斯塔尔主编：《展现美洲：构建早期美洲的政治文化》(Rebecca Starr，ed.，Articulating America：Fashioning a Na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in Early America，Essays in Honor of J.R.Pole)，麦迪逊书局2000年版，第16页。 ⑨杜兰德·埃切维里亚：《西方的海市蜃楼：至1815年法国的美国社会形象史》(Durand Echeverria，Mirage in the West：A History of the French Image of American Society to 1815)，八角书社公司1996年版，第85页。 ⑩雷纳尔神父：《美国革命》(The Abbé Raynal，The Revolution of America)，伦敦1781年出版，第xi页。 (11)安东尼·帕格登：《欧洲与新大陆相遇：从文艺复兴到浪漫主义》，第104、170页。 (12)约翰·J.米勒、马克·莫尔斯基：《我们最古老的敌人：美洲与法国不幸关系史》(John J.Miller and Mark Molesky，Our Oldest Enemy：A History of America’s Disastrous Relationship with France)，双日出版社2004年版，第193页。 (13)雷纳尔：《东西印度欧洲人殖民地与贸易的哲学和政治史》(The Abbé Raynal，A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Settlements and Trade of the Europeans in the East and West Indies)第1卷第1编，格拉斯哥1812年版，第1页。 (14)雷纳尔：《东西印度欧洲人殖民地与贸易的哲学和政治史》第1卷第6编，第477、478、483、485页。 (15)雷纳尔：《东西印度欧洲人殖民地与贸易的哲学和政治史》第1卷第6篇，第504页；第3卷第14篇，第36页；第2卷第7篇，第2、8-9、72页；第1卷第6篇，第486页。 (16)李·阿兰·杜加金：《杰斐逊先生与巨型驼鹿：早期美国自然史》(Lee Alan Dugatkin，Mr.Jefferson and the Giant Moose：Natural History in Early America)，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41页。 (17)雷纳尔：《东西印度欧洲人殖民地与贸易的哲学和政治史》第1卷第1篇，第2页。 (18)雷纳尔：《东西印度欧洲人殖民地与贸易的哲学和政治史》第1卷第2篇，第111页；第1卷第1篇，第28页；第1卷第5篇，第461、446页；第1卷第2篇，第170；第1卷第5卷，第446页。 (19)安东尼·帕格登：《欧洲与新大陆相遇：从文艺复兴到浪漫主义》，第171页。 (20)雷纳尔：《东西印度欧洲人殖民地与贸易的哲学和政治史》第2卷第8篇，第111页。 (21)雷纳尔：《东西印度欧洲人殖民地与贸易的哲学和政治史》第2卷第7篇，第13页。 (22)雷纳尔：《东西印度欧洲人殖民地与贸易的哲学和政治史》第2卷第8篇，第118页；第2卷第11篇，第295页；第2卷第10篇，第253页。 (23)雷纳尔：《东西印度欧洲人殖民地与贸易的哲学和政治史》第2卷第8篇，第118页；第2卷第10篇，第253页；第1卷第2篇，第158页；第2卷第10篇，第252页；第1卷第6篇，第274页。 (24)雷纳尔：《东西印度欧洲人殖民地与贸易的哲学和政治史》第1卷第2篇，第17页。 (25)安德鲁·P.穆尔：《法国人对美洲的观察：革命时代的跨文化评论》(Andrew P.Moore，French Observations of America：Intercultural Commenta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美国天主教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25页。 (26)雷纳尔：《东西印度欧洲人殖民地与贸易的哲学和政治史》第2卷第11篇，第295页；第1卷第2篇，第144页。 (27)托马斯·K.墨菲：《没有城堡的土地：1780年至1830年美洲在欧洲变化的形象》(Thomas K.Murphy，A Land Without Castles：The Changing Image of America in Europe，1780-1830)，列克星敦书局2001年版，第185页。 (28)雷纳尔：《东西印度欧洲人殖民地与贸易的哲学和政治史》第2卷第11篇，第304、312、313页。 (29)雷纳尔：《东西印度欧洲人殖民地与贸易的哲学和政治史》第3卷第18篇，第332页。 (30)雷纳尔：《东西印度欧洲人殖民地与贸易的哲学和政治史》第2卷第11篇，第333页。 (31)安德鲁·P.穆尔：《法国人对美洲的观察：革命时代的跨文化评论》，第65页。 (32)雷纳尔：《美国革命》，第xii页。 (33)爱德华·E.黑尔：《哥伦布发现之结果》，第199页。 (34)杰拉尔德·A.丹泽尔：《美洲发现对人类是有用抑或有害?昨日之问题和今日之学生》(Gerald A.Danzer，“Has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Been Useful or Hurtful to Mankind?Yesterday’s Questions and Today’s Students”)，《历史教师》(The History Teacher)第7卷，1974年第2期，第193页。 (35)约瑟夫·芒德里永：《美洲发现的哲学研究》(Joseph Mandrillon，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sur la Découverte de l’Amérique)，阿姆斯特丹1784年版，第31、33、38、67、86-87页。 (36)路易斯·让蒂：《美洲发现对人类幸福之影响》(Louis Genty，L’influence de la découverte de l’Amérique sur le bonheur du genrehumain)，巴黎1788年版，第92-93页。 (37)转引自杜兰德·埃切维里亚：《西方的海市蜃楼：至1815年法国的美国社会形象史》，第173页。 (38)芒德里永的《美洲之观察》分为两个部分，每个部分独立成卷，第二部分主要是描述新近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参见芒德里永：《美洲观察者：北美以及美利坚合众国总论》(Mandrillon，Le spectateur américain，ou Remarques générales sur l’Amérique septentrionale et sur la république des Treize-Etats-Unis)第2部分，阿姆斯特丹1784年版。 (39)路易斯·让蒂：《美洲发现对人类幸福之影响》，第118-119页。 (40)让·安德烈·布兰：《新大陆的胜利》(Jean-André Brun，Le Triomphe du Nouveau Monde)第1卷，巴黎1785年版，第5、41页；第2卷，第165、211页。 (41)让·安德烈·布兰：《新大陆的胜利》第1卷，第1-4页。 (42)弗朗索瓦斯-让·德·沙特吕：《美洲发现结果对欧洲利弊之论》(Fran?ois-Jean de Chastellux，“On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Resulting for Europe from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n”)，亨利·斯蒂尔·康马杰、埃尔莫·吉奥丹内蒂：《美洲是个错误吗?一场18世纪的争论》，第206-208、213页。 (43)孔多塞著，杜兰德·埃切维里亚译：《美国革命对欧洲的影响》(Condorcet，Durand Echeverria，trans.，“The Influenc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on Europe”)，《威廉玛丽季刊》(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第25卷， 1986年第1期，第87页。 (44)原文参见菲利波·马泽伊：《关于美国政治的历史研究》(Filippo Mazzei，Recherches historiques et politiques sur les Etats-Unis de l’Amerique Septentrionale)第4部分，科莱1788年版，第237-283页。 (45)孔多塞著，杜兰德·埃切维里亚译：《美国革命对欧洲的影响》，第87-108页。 (46)爱德华·E.黑尔：《哥伦布发现之结果》，第200页。 (47)两封信的内容转引自爱德华·E.黑尔：《哥伦布发现之结果》，第200页。 (48)杰里米·贝尔纳普：《意在庆祝哥伦布发现美洲之论》(Jeremy Belknap，A Discourse Intended to Commemorate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by Christopher Columbus)，波士顿1792年版，第19-20、34-35、36、37、46、48页。 (49)弗里德里希·冯·根茨：《美洲发现对人类繁荣与文化的影响》(Fredrich von Gentz，“On the Influence of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on the Prosperity and Culture of the Human Race”)，亨利·斯蒂尔·康马杰、埃尔莫·吉奥丹内蒂：《美洲是个错误吗?一场18世纪的争论》，第217-231页。 (50)克劳森和黑文的观点和引文，参见奥勒·比奇-彼得松：《终点美国：19世纪中期丹麦与美国理性相遇》(Ole Bech-Petersen，“Destination U.S.A.：The Mid Nineteenth-Century Danish Intellectual Encounter with the United States”)，《斯堪的纳维亚研究》(Scandinavian Studies)第70卷，1998年第4期，第443-446页。 (51)罗伯特·R.帕尔默：《民主革命时代：挑战》(Robert R.Palmer，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the Challenge)，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58页。 (52)威廉·罗伯逊：《美洲史》(William Robertson，The History of America)第3篇，《威廉·罗伯逊文集》(The Works of William Robertson)第6卷，伦敦1825年版，第228页。 (53)威廉·罗伯逊：《美洲史》第3篇，《威廉·罗伯逊文集》第6卷，第215页。 (54)威廉·罗伯逊：《美洲史》第4篇，《威廉·罗伯逊文集》第6卷，第237-238页。 (55)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2卷，第458-460页。 (56)科内利乌斯·德波：《关于美洲人的哲学思考》(Cornelius de Pauw，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sur les Américains)，柏林1777年版，第iii—iv 页。 (57)J.H.埃利奥特：《1492年至1650年的旧世界和新大陆》(J.H.Elliott，The Old World and the New：1492-1650)，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58)安托万-约瑟夫·佩尔内蒂：《关于美洲与美洲人之论：对哲学研究的反驳》(Antoine-Joseph Pernety，Dissertation sur l’Amérique et les Américains contre les 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柏林1770年版，第38-39页。 (59)鲁博：《亚洲、非洲和美洲通史选摘》(The Abbé Roubaud，“From the General History of Asia，Africa，and America”)，亨利·斯蒂尔·康马杰、埃尔莫·吉奥丹内蒂：《美洲是个错误吗?一场18世纪的争论》，第160-162页。原文见皮尔埃·约瑟夫·安德烈·鲁博：《亚洲、非洲和美洲通史》(Pierre Joseph André Roubaud，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sie，de l’Afrique，de l’Amérique)第5卷，巴黎1775年版，第186、187、189页。 (60)安东内洛·杰尔比著，杰里米·莫伊尔译：《关于新世界的辩论：一部争论史，1750-1900》(Antonello Gerbi，Jeremy Moyle，trans.，The Dispute of the New World：the History of A Polemic，1750-1900)，匹茨堡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 (61)亨利·斯蒂尔·康马杰、埃尔莫·吉奥丹内蒂：《美洲是个错误吗?一场18世纪的争论》，第27页。 (62)小阿瑟·施莱辛格：《美洲是个错误吗?关于努力揭穿哥伦布及其发现之长期历史的反思》，第15页。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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