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先生治学的使命意识和坚韧精神(3)
http://www.newdu.com 2025/05/19 10:05:51 《史学史研究》2019年第 陈其泰 参加讨论
三、焕发学术青春，以推动全国史学发展自励 1978年，我国历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建设和学术文化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白寿彝先生也与时代同步伐，激发了空前的学术创造活力，迎来了他学术成果丰硕的最佳时期。“文革”十年中，文化遭到浩劫，正常的学术研究无法进行，但这场考验却使白先生在理论上深刻地思考了许多问题，国家重新拨乱反正、迎来“科学的春天”，使他更加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同时更加认识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无比重要！他在晚年曾多次强调：“在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前提下从事新的理论创造。”正是他所达到的思想新境的最好诠释。他还常说：“我七十岁以后才开始做学问。”当然这首先表明其谦虚，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多个领域撰成了多种论著，在学术界很有影响。其次是说明他对于做学问的标准定得很高，要达到确有真知灼见、自成体系，对社会有意义、学术上有独创见解，为此老当益壮、奋发进取，不断开拓、矢志努力。再次是表明他的无比自信和决心，不但要拿出达到更高水平的、无愧于时代的著作，同时要与大家一起，担负起推动全国史学前进的重任。白先生的这种崇高的使命意识，在他为纪念建党60周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有真切的表述： 史学工作者应该重视开阔自已的视野，把天地看得大一些。这首先是要站得高些，要有察往知来、承前启后的抱负。要善于发现重大问题，推动全国史学的前进。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史学工作者都做到这一点，但总要有一些同志敢于担起时代交付的担子，敢于跟同志们互相勉励，携手前进。（白寿彝：《回顾与前瞻》，《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2期） 白先生在他最后20年奋力著书立说，在中国通史、史学史、民族史、历史教育等领域连续出版了多部（篇）高质量的论著，有人称此为白先生在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以后学术“井喷”时期，这既是由于长期积累、学术臻于新境而取得，也是因他怀有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使命感推动而实现。白先生在史学史领域取得的成就突出体现其勇于开拓创新精神，不断有新作问世，因而广受学者赞誉。1981年，他先后撰成《谈史学遗产答客问》四篇系列论文，在《史学史研究》第一至第四期发表，这是在60年代研究的基础上对学科体系建设的大力推进。譬如他在对纪传体等主要体裁的得失利弊作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即明确提出从传统历史编纂学吸收精华，创造新的史书体裁的设想：“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达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断代史和通史的撰写都必须按照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体裁，同时又能把各种体裁互相配合，把全书内容熔为一体。近些年，也许可以说几百年，我们这个传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扬，因而我们的历史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表达更为广泛的社会现象。”“今天我们要采用综合的体裁来写历史，不止是要吸收古代历史家的长处，还应该超过他们。”（白寿彝：《谈史书的编撰》，《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至1986年，《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出版，进一步提出要加强对史学与社会生活、学术思潮广泛联系的考察，论述史学如何反映了时代要求，优秀史著产生出来后又如何对社会产生反作用，标志着将史学史学科建设又推向新的阶段，摆脱了学术专史的旧格局，从而为学科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此书的出版意义重大，成为此后由白先生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史学史》理论的指导和撰著的范本。 由白寿彝先生担任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的撰著，更是当代中国史坛的浩大工程，也是白先生最后二十年心力之所集萃。对于这部巨著，可以从撰著队伍、各卷内容和创新价值、新史料的运用、编纂体裁体例的精心创造、人物传记特色、文字表述风格等诸多方面详加评论，而本文只能简要论及以下三点。 一是，《中国通史》共有12卷、22巨册，约1千4百万字，内容宏富，工程巨大，千头万绪，白寿彝先生为这一学术工程的发起、组织、实施，付出了长达20年的心血。他为何有如此宏大的气魄?支持和鼓舞着他的，就是自觉为满足社会所需要、推动全国史学前进的学术担当精神。白先生曾多次讲到，编纂《中国通史》这一浩巨计划的最早构想，是为了响应周总理于1972年在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提出的任务，并于1975年9月在北京师范大学牵头成立了中国通史编写组。（《寿彝先生学谱》（简编）1975年。其时，“先生请示了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并同国家出版局负责同志交换了意见，得到了赞许。”见《祝贺白寿彝先生九十华诞——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9页）他在多次出国访问、与外国友人交谈时，也深切感受到出版一部好的《中国通史》，拿出来与外国学者交流之迫切需要。原先的计划是要编纂小型、中型、大型三套书。1980年，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即计划中的小型本），书中有《中国历史的年代》，是作者论述中国历史的发展及其演进阶段特点的纲要性文字，并划分中国封建社会为成长时期（秦汉）、发展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进一步发展时期（五代辽宋夏金元）、衰老时期（明清）四个阶段。这一鸟瞰式论述，也为以后《中国通史》的编纂构建了理论框架。 二是，编纂《中国通史》得到全国许多著名学者的支持，组成了阵容强大的编委会，其中多位名家也是各卷的主编。1981年，制定第一卷《导论》的提纲并开始撰写，标志着全书正式启动。此后，有关各卷的编写工作会议陆续召开，每一卷的进行，白先生都亲自约请专家，亲自组织、部署，同编写组成员深入讨论。1983年7月新华社向全国报道了由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大型《中国通史》正在编纂的消息。学术界的朋友都为先生此举宏大的气魄、周密的计划而敬佩。而同时，有的外地学者想象白先生主持如此浩巨的项目，国家应该拨一栋大楼，调集许多书籍资料，集中众多专家来研究、撰写。当我告诉他绝没有这回事，白先生还是按照他原来的方式工作之后，这位朋友表示很惊讶。先生以他20年的精力，贯注于此，他本人，他所邀集的二十几位国内第一流的专家，以及合作的500余位学者的心血，一起凝成这座20世纪中国史学的巍峨丰碑！先生曾对访问他的记者说过：“不当挂名主编，是我的铁的原则。”全书22册，都是他亲手定稿的，这是何等惊人的毅力，何等感人的精神！《导论》卷首章“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共7万字，是先生亲自撰写的，现在大家看到的，《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一书前面有这一章手稿修改稿的照片，上面有先生写的“86，1，21，第四稿”等字样。以先生如此之高的学识和名望，撰写这一章至第四稿还要修改，这是多么令人叹服的严肃认真的著述态度，是多么执著的生命的投入。白先生对全书的定稿，或补充，或改写，或删节，或合并调整，或润色字句，手法高超，各得其宜。直至各卷目录的编排，图版的选用，无不亲手裁定。 三是，《中国通史》不仅在理论指导上力求贯彻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史料十分丰富，且特别注重发掘和运用新史料，同时，在编纂体裁上是大胆的创造，令人耳目一新。体裁的设计既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又有突出的时代内涵，包容量宏阔，能为多层面读者（包括专家、干部和大众）提供阅读需要。在批判继承传统的纪传体史书体裁的基础上，吸收其他史书体裁的优点，进行改造和再创造。第三卷商周史卷以下，至第十二卷近代后期，均采用“新综合体”。分别设置：“序说”，论述有关这一时期的基本文献、考古资料、前人研究成果和本卷编写旨趣；“综述”，构成全书的主干，宏观地论述各个时期历史发展的总趋势、阶段特点，并探讨历史运动的规律性东西；“典志”，论述各个时期的典章制度、社会情状，经济、军事、学术文化、民族、科技、外交等面貌；“传记”，叙述各个时期各阶层代表人物的活动，反映人物创造历史的作用，同时又通过他们的思想、性格、行为表现时代的特点，“传记”在各卷中占有较大篇幅，以此克服以往史书中长期缺乏完整人物形象的缺陷。四个部分紧密相关，互相补充，使全书形成有机的整体，再现了复杂的客观历史进程，广受社会各界的欢迎。这恰恰是白先生从1946年发表学术演讲中提出“立体式”著史的目标，又经过60年代和80年代以后长期对“新综合体”探索而取得的意义重大的创造性成果。 “梅花香自苦寒来。”白寿彝先生在崇高的学术担当精神鼓舞下，呕心沥血、开拓创新，终于在他90华诞之时，于1999年春天迎来了《中国通史》全书的出版，学术界称誉这部巨著为20世纪中国史学压轴之作，党和国家领导人致信热烈祝贺。在此后五年内，《中国通史》又重印了三次，累计印数达到37000套。这在大型著作中是极为罕见的，它反映了《中国通史》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说明白寿彝先生的学术创新成果同伟大时代的脉搏产生强烈的共振，发挥了教育民众、推进学术、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作用！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