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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水路交通情况


    元朝大运河
    元代国内外贸易颇具规模,东西方领域的扩张加强了各地人民的沟通,因此交通问题就越发被重视起来。此时的水陆交通情况是怎样的呢?
    大运河的修通
    隋炀帝开凿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宋金时,早已淤塞不通。元建都在大都,灭宋后,从江南北运的货物由浙西入江淮,从黄河逆水至中滦(封丘)旱站,然后陆运1百8十里至淇门入御河。转运装卸,劳费甚巨。于是改由任城(济宁)开河,分汶水至须城之安民山,入清济故渎,经东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运至直沽。但这也因海口泥沙壅塞,不便通行而罢废。又改由东阿陆运2百里至临清入御河,劳费更巨。1289年(至元26年),采韩仲晖、边源的建议,从安民山之西南,由寿张西北至东昌,又西北至临清开河,入于御河,全长二百五十余里。建牐三十一座,度高低,分远迩,以节蓄泄,命名为“会通河”。隋代运河以洛阳为中心,迂回转折,新运河全程缩短了九百公里。1291年,又用郭守敬的建议,引大都西北诸泉水,在金旧运粮河基础上重加修凿,东至通州,入于白河,全长一百六十四里,建坝牐共十一处,计二十座,命名为“通惠河”。这样,江南的货物就可以经杭州水运直抵大都。南北大运河的修通,主要是为了朝廷的财富需求,但它对沟通南北经济,繁荣大都商业,都有着极大的作用。大都百姓需用的粮食,多半都是靠运河运来。但运河初开,岸狭水浅,只能允许一百五十料的船只通航。富豪权势之家,往往造大船达五百料,充塞河面,阻碍航行;又强令不时开牐,更影响航运。大运河的运输量还远不能满足大部的需要。很大1部分江南货物,仍需要依靠海运。
    海道的开发
    南宋时,海运已有较大的发展。宋金之间,严禁海上交通,但沿海人民依然私自贩祟,往返于山东与江浙海港之间。1276年,伯颜入临安,曾令朱清、张瑄等将南宋库藏图籍自崇明州由海道载入京师。1282年,伯颜忆及海运南宋图籍的事,命上海总管罗壁、朱清、张瑄造平底海船六十艘,载粮四万六千石,由海道运至京师。但这次航行,因风信失时,次年始至直沽。海运试航成功后,忽必烈立万户府二,任朱清、张瑄经划海运。1287年,又立行泉府司,专管海运,此后海运益趋繁盛。元朝规定,以嘉兴、松江每年秋粮及江淮、江浙财赋岁办粮充运,每年二月由长江口之刘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转西至刘家岛,又至登州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在直沽交卸完毕之后,海船在五月返航,复运夏粮,8月再回航。为了航运的安全,又开始实行了设标指浅的办法。当时海船大者可载八九千石,小者二三千石,运量从初年的四万余石递增到三百三十余万石。据明人邱濬的估计,南粮北运,“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大学衍义补》)。有元一代,海运始终是保证财赋的重要手段。官府备置海船9百余艘,船户8千余,分纲航运。官造的海船不足则征发民船,强征水手,名义上是由宫府预付雇值,实际上是强迫征用。
    陆上驿站的设立
    自窝阔台以来,逐渐在广阔的领域内,建立起“站”的制度。《元史·兵志·站赤》说:“元制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驿站的设立,起初只是基于政治的、军事的需要,特别是边远各民族地区往来的需要。但驿站的广泛建立,却增进了各地的水陆交通。站有陆站、水站两种,以陆站为主。陆站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马、牛、驴和车,东北地区又有狗站,以狗拉橇。水站主要是指内河的交通,工具用船。元朝中书腹里各路以及河南江北、辽阳、江浙、江西、湖广、陕西、四川、云南、甘肃等行省所辖驿站共有一千四百处(其中水站约有四百二十余处)。此外,西北乞儿吉思、西南吐善等地,也都设有驿站,以便使臣往来。1276年,朝廷设通政院,统领各地驿站事务。各站设有馆舍,供使臣居住。驿站所在地,签发蒙、汉人民为”站户”,与民户分立,不纳赋税,但需供应驿站需用的车马和使臣的饮食。过往使臣凭借“铺马圣旨”(给驿玺书)或差使牌符,便可向当站的站户勒索酒肉,多方敲剥。站户承受的压榨是沉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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