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夏商西周畿内防御体系的构建
http://www.newdu.com 2024/11/07 09:11:11 《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 徐昭峰 申颖 参加讨论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辽宁师范大学 摘 要:夏商西周国家的统治区域可分为畿内和畿外两部分, 是故, 该时期国家防御体系的核心是构建起以王畿为中心的畿内防御体系。在这一过程中, 均有效利用了高山、大河作为天然屏障。夏至早商, 畿内防御体系以城址、中心聚落结合山川河流进行构建, 这一基本原则自中商开始不复存在。从晚商直至西周, 畿内防御体系在利用天然屏障进行构建外, 畿外则“建侯卫”, 以屏藩畿内。同时, 夏商西周国家运用各种措施构建由外及内多重防御体系并不断完善, 特别是重视军队建设, 最终达到防御体系的日趋完备。 关键词:夏商西周国家; 畿内防御体系; 畿外防御体系; 构建 作者简介: 徐昭峰, 男,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辽宁大连116081) , 主要从事夏商周考古研究及环渤海考古研究。申颖, 女, 辽宁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基金: 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项目 (XLYC1804015) 阶段性成果 夏商西周是我国的早期国家阶段,国家已然形成并进入初步发展时期,疆域空前扩大并持续扩展。夏商西周国家的统治区域可分为畿内和畿外两部分,是故,该时期国家防御体系的核心是构建起以王畿为中心的畿内防御体系。从这一实际情况分析,夏商西周畿内防御体系的构建,就成为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有学者对夏商西周时期的国家军事防御体系的构建进行过研究[1],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对这一较长历史时期的国家畿内防御体系的构建及其变化进行简略探讨,不当之处,尚祈指正。 一、夏代畿内防御体系的构建 《孙子兵法·计》开篇即言:“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建立完备的畿内防御体系,对内维护国家统治秩序,对外防范外族入侵,是国家统治者防御思想的根源和追求目标。但畿内防御体系的构建是随着疆域的扩张或收缩而变化,其构建思想则随着历史背景的变化而变化。 国家产生之初的夏初新砦期文化之时,国家地域狭小,新砦期遗址集中分布在环嵩山地区的东半部,西不过登封,南不过禹州,北不过黄河,东到郑州左近[2]531。在这样一个狭小的区域内,新密新砦大型城址正位于其中心。新砦遗址是一处设有外壕、城垣与城壕、内壕共三重防御设施、中心区建有大型建筑的大型城址,总面积逾100万平方米[3]。有学者从新砦城址的文化内涵看,并结合文献认为新砦城址应为夏启之居或启都夏邑[4],这一认识基本被学界认同。 新砦期夏国家早期,在其统治区域中心的外围北为黄河、西为嵩山、南有颍河和双洎河、东为贾鲁河,这些高山和大河相连,构建起新砦期夏国家畿外防御体系。但夏国家新砦期之时还在其西北部伊洛河入黄河的右岸设置大型环壕聚落——巩义花地嘴遗址[5]。该遗址面积约30万平方米,共发现四道环壕。考虑到新砦期之后的二里头文化一期主要向该遗址西部嵩山以西的豫西扩展,新砦期文化之时夏国家在该地设置大型环壕聚落,要么是其西的豫西地区部族势力较为强大,要么是为下一步向豫西地区的扩展埋下伏笔。不管如何,花地嘴环壕拱卫新砦都邑的意图很明显,显示出自夏建国之初构建国家畿内防御体系的意识和其前瞻性。 从新砦期之后的二里头文化一期开始,夏国家进入急速扩张阶段。二里头文化一期的分布范围为东至郑州左近[6],西至渑池[7],南至豫中[8],北不过黄河,主要分布于嵩山东西的豫西和颖河上游地区。略晚于新砦城址的二里头遗址,在二里头文化一期之时面积已逾100万平方米[9],故有人认为二里头遗址作为夏都当开创于二里头一期[10]。《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学界一般认为二里头遗址即夏都斟。果如此,二里头文化一期夏都二里头遗址正位于夏文化分布的中心。该时期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于郑洛地区而集中于洛阳盆地一带,其畿外西有崤山和熊耳山、南有汝河、东有贾鲁河、北有黄河,该时期夏国家主要向西、向南大力扩张。由于夏都二里头遗址略微偏北,故需在南部设置一区域性军事重镇,用于镇抚南部,始建于该期的平顶山蒲城店城址[8]c正肩负着该使命。 二里头文化二期夏国家四面扩张。向东越过郑州到达开封杞县境[11]191-237;向南持续推进至驻马店[12]92-204;西南进入南阳盆地[13];西北地区越过黄河到达晋西南的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14]b18-28。具有都邑性质的二里头遗址发现有始建于该期的3号和5号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并且在二、三期之交修建了宫城[15]。该期平顶山蒲城店城址继续使用。始建于该期晚段的郑州大师姑二里头文化城址是东方的军事重镇[16]16-274,新近发现的新郑望京楼夏代城址始建于该期,是夏王朝东部的另一处军事重镇[17]。驻马店杨庄遗址,在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交形成了具有较强防御系统的环壕聚落。该时期夏国家畿外军事防御体系的构建,北部河南段以黄河、济水为界,山西段则以汾水、太岳山为界,西为华山,南依伏牛山和汝河,东为贾鲁河。考虑到二里头文化一期之时发生“太康失国”“后羿代夏”这些重大的事件,夏国家在复国后必定严加防范东方的夷族,这就是二里头文化二期在东部出现数座具有较强军事防御功能的城址或环壕的原因。 二里头文化三期是其全盛期。在豫西南地区的南阳盆地向西扩张[18]264-302;豫北地区自二里头遗址以北越黄河北上,到达沁水沿岸[19]171-210;晋西南地区,在二期的基础上略向东扩张[14]a[20]89-115。在夏都二里头遗址,1号、2号、4号等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兴建于该期,使得二里头夏都宫殿区的布局为之改观[15]b。区域性中心聚落由于夏国家的持续南扩,平顶山蒲城店城址已弃用,但郑州大师姑、新郑望京楼、驻马店杨庄中心聚落继续使用。夏县东下冯遗址在该期形成“回”字形内外两重具有防御性质的环壕。从该期开始直至二里头文化四期,夏国家涵盖范围基本定型,主要是豫西和晋南这一区域。其东、南、西三面畿外防御体系未变,北部以汾河、太岳山、太行山、沁水、黄河和济水构建起东西绵延数百公里的防御体系。《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吴起对魏武侯说:“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而《史记·周本纪》武王说有夏之居“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两者基本一致,正与夏末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域相吻合。在这一区域内,二里头夏都所在的伊洛地区是为其王畿之地。 二里头文化四期的范围主要是在河南中南部有所收缩,但变化并不太大。在夏都二里头遗址,又兴建了一批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如6号基址等。发掘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四期并非如以前所认识的处于衰落阶段,恰恰相反,仍处于繁荣阶段[21]。 在夏国家构建以畿内为中心的防御体系过程中,先后作为都城的新砦遗址和二里头遗址基本上处于夏文化分布的中心,畿外据高山、大河构建起相互连接、相互依存的第一道天然防御屏障。在畿外防御体系内,则建立起城垣或环壕这类防御性强的遗址作为区域性中心聚落,承担起拱卫都城和防范外族入侵的作用,构建起夏国家畿内防御体系。《诗·商颂·长发》追述的是商汤灭夏的功绩:“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夏末商汤以夏方国的身份自豫东杞县一带西迁至郑州一带,越过夏国家畿内东部外围防御体系。又以“专征伐”的权力,先灭掉葛,接着灭掉韦、顾和昆吾,郑州大师姑、新郑望京楼等拱卫畿内伊洛的城址逐一被攻破后,商汤兵锋直指伊洛,灭掉夏桀[22]。 在致力于构建完善的防御体系之外,夏国家也致力于强大军事力量的建设。从《左传·哀公元年》引伍员的话论及少康“有众一旅”的情形看,一般认为夏国家可能是亦农亦兵的兵役制度。从夏开国之初的启征有扈氏甘之战、启征西河,到后相征东夷、柏杼子征东夷,及至夏末的夏桀东征有缗等战争,夏国家均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充分说明夏国家有一支强大的军队。 强大的军队加上完善的防御体系,构建起夏国家牢固的畿内防御系统。正是夏国家从立国之初就注重国家防御体系的构建,并不断强化完善,使得夏国家不仅能够保证畿内免遭外族的攻击,而且不断向外扩展,成为当时东亚地区最发达、最具影响力的文化。 二、商代畿内防御体系的构建 商代本文采用三段分法,即早商、中商和晚商,分别对应商汤至太戊、仲丁至小乙、武丁至帝辛三个阶段[23]170-325。 在刚刚灭夏的早商文化第一期,商建郑州商城为亳都[24]183-218。商人并未弃用临近的大师姑夏代城垣,而是略微收缩,在原二里头文化城壕的内侧修建了完整的环壕遗址,成为拱卫亳都的军事重镇[16]275-334。郑州商城南的新郑望京楼商代城址始建于早商文化第一期,废弃于中商文化第一期[17],该城址拱卫亳都的意图也极为明显。在原夏都二里头城址近旁,新筑偃师商城,不仅为拱卫亳都,更为镇抚夏遗民[25]。黄河以北沁水北岸的焦作,在早商文化第一期新筑了焦作府城商城[26]。早商文化第一期晚段进入晋南后,商国家在早商文化第二期修筑了两座城址——东下冯商城[14]b148-183和垣曲商城[20]263-276。早商时期在长江岸边新筑盘龙城商城[27]14-77。关中地区自早商文化第一期开始直至晚商文化第一期,老牛坡遗址就成为该地区中心聚落[28]57-322。 早商文化畿内是以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为中心的郑洛地区,但早商文化的分布地域主要在河南汝河以北地区、晋南和关中东部。这一区域的外围,北有黄河、济水、汾水等大河和太行、太岳等高山,西有华山,南有伏牛山和汝河,东有贾鲁河,构建起天然的防御屏障,是为畿外防御体系。在这一区域以内,郑州商城为主都,偃师商城为辅都,临近的大师姑早商环壕和望京楼早商城址主要是拱卫郑州商城,焦作府城遗址、东下冯商城和垣曲商城的主要功能是拱卫亳都,更重要的则是镇抚夏遗民。盘龙城商城处于水陆交通的要冲,一般认为是商王朝为便于向长江流域扩张而建立的据点,主要目的是控制南方的铜矿资源[29]。除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以外的这些城址构建起拱卫早商国家畿内的防御体系。《诗·商颂·殷武》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早商文化时期是商王朝强力扩张的时期,它向西、北、南三面持续扩张,独不东向扩张,有学者认为只能用早商文化时期商王朝与东夷关系密切,两者是同盟关系来解释[30],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中商文化的分布地域比早商时期有进一步发展,四面扩张。向东主要是向山东发展,推进到泰沂山脉一线,向西持续推进,抵达关中西部岐山、扶风一带,西北到达晋中地区,东南到达安徽,北面近抵长城,南逾长江[31]。 始建于早商时期的城址均废弃于中商文化第一期,原因是什么?《史记·殷本纪》云:“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王国维先生认为:“商之继统法,以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无弟然后传子。”并指出:“《史记·殷本纪》所谓中丁以后九世之乱,其间当有争立之事而不可考矣。”[32]289可谓一语中的。但《史记·殷本纪》所谓仲丁以来九世之乱,当涵盖仲丁之世,也就是说从仲丁开始就发生了弟子争相代立的乱局。 从早商开始直至中商时期,商王朝的疆域持续扩大,显示出商王朝军事力量的强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尚没有一个集团可以对商王朝构成威胁,更不可能同时毁灭掉商王朝在早商文化时期构建起的以城址为中心的畿内防御体系。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商王朝的内乱导致这些城址的同时废弃。是故仲丁即位后,将都城自亳都郑州商城迁至隞都小双桥,之后发动了对东夷的战争。仲丁时期开始的商王室诸弟子内讧的严重后果,不仅导致早商时期一系列城址的废弃,国力消弱,诸侯莫朝。更为可怕的是商族内部的裂痕或者说对立,极需要和解与平抚。仲丁即位后的迁都和对外战争都是转移商王朝内部矛盾、团结族群的有力举措。 中商文化第一期都城是位于郑州商城西北不远的小双桥遗址[33],其畿内范围基本应同于早商文化,只是没有了拱卫王畿的一系列城址。中商文化二、三期的都城则北移至豫北冀南一带,洹北商城城址略呈方形,总面积约4.7平方公里。发现有宫城,并有大量夯土基址。发掘者认为,该城内多数基址的年代可能为中商二期,其繁荣期在中商二、三期。因此,关于其性质,或是“河亶甲居相”,或是“盘庚首迁于殷”,也不排除前后相继的可能性[34]。而河北邢台则极可能是祖乙所迁之邢,曹演庄遗址和葛家庄遗址均是中商文化时期该区域的大型聚落[24]206-207[35]b248-256c546-549。中商二、三期畿内与晚商畿内基本重合,该时期商王朝畿内防御体系已没有了拱卫王畿的区域性城址存在,其畿内防御体系的构建可基本参照晚商。 晚商时期商王朝的畿内,吴起曾论及。《战国策·魏策一》:“殷纣之国,左孟门,右漳、滏,前带河,后被山。”《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表述虽不尽相同,但论及的范围是一致的。基本地域西为巍巍太行山,南、东两面均为滔滔黄河,北至约在滹沱河,地广千里,河山拱戴。很明显,晚商畿内是以高山、大河构建起完备的防御体系。但和夏至早商时期在畿内修筑一系列城址拱卫王畿不同的是,晚商时期国土面积更大,畿外商之诸多封国分布四土,起着屏藩畿内的作用。但这些封国情况复杂,有的还时叛时服。商代分封诸侯的爵称尚有不同认识,但从大量的商代甲骨文来看,一般认为最少存在“侯”“伯”这两类爵称。封国的册命分封权归商王,封国对商王朝有很多义务,如到朝廷做官,随王出征或受王调遣出征,纳贡和助祭等,更重要的是为王戍边[36]36, 99-108。《大盂鼎》铭文作“殷边侯甸”,也明确指出商代存在为王戍边的诸侯。甲骨文常见“某来告”,一般认为就是戍边诸侯报告敌情。 一旦边境出现异动,如有外敌进犯,戍边诸侯紧急报告商王,并根据商王的命令阻击来犯之敌。若敌人过于强大,商王会派王师或调遣别的封国军队前来支援。甲骨文有许多这方面的卜辞。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完善的畿外封疆戍边警卫体系,屏藩着畿内的安全。 在构建畿内防御体系和畿外封疆戍边警卫体系的基础上,商王朝更注重军队建设。从甲骨文来看,商王是国家的最高军事统帅,他亲自或者指派进行兵员征调并率军出征。在王之下,有师、亚、史等专任军职,军队有师、旅、大行、行的编制。商代实行的是亦兵亦农的兵役制度,甲骨文中常见“登人”“共人”,就是征召兵员,还有“登射”“登马”“共马”,就是征召射手和马匹,说明商王朝有意识地培训不同的兵种。而到商代后期,少见“登人”“共人”等临时征召兵员的内容,常见“师”“王师”等有关内容,透露出商代晚期军队组织的变化。“师”成为固定的军事编制,它以贵族为骨干,有一批在军中长期服役的人员,反映带有常备性质军队的出现,是商王朝国家机器日益完备的体现[1]c124-134。实战经验培育出的超强战斗力和机动灵活的高效性,使得商王朝的常备军在保卫畿内和征伐异族方面更显示出它的绝对优势。与夏至早商时期不同的是,中商至晚商阶段商王朝对畿内防御体系的构建不仅仅凭借高山大河这些天然屏障,而且放弃了以区域性中心聚落构建的点线结合的防御体系,更多的是依托完善的畿外封疆戍边警卫体系和强大高效的具有常备军性质的王师。这其中蕴含的战略思想:一是变被动防御为主动出击;二是畿内防御体系的前推;三是防御的机动灵活和多样。 三、西周畿内防御体系的构建 西周的畿内非常明确,宗周丰镐和成周洛邑。在宗周置“六师”,在成周置“八师”,“西六师”保卫京师和防范西、北戎狄,“东八师”保卫成周和防范南、东诸国及蛮夷。在宗周和成周外围封建诸侯,以藩屏周。 宗周丰镐,位于沣河两岸,面积约10平方公里。宗周之地,集中于关中的泾、渭河流域,基本是“左有崤函重险桃林之塞”,“右有陇坻之隘,隔阂华戎”。前有终南,后有岐梁,东有黄河与晋相隔,三面环山,一面滨水的四塞之地[1]c286,天然的屏障构建起宗周牢固的防御体系。正如《史记·留侯列传》张良所论:“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驻于宗周的是“西六师”。据《诗经·大雅·棫朴》,文王伐崇时“周王于迈,六师及之”。是故,“西六师”应组建于周人灭商前。《尚书·康王之诰》:“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是康王即位后,召诰加强“六师”建设,增强“六师”军力,以保证文王创下的基业不被破坏。可见“西六师”是西周王朝嫡系的常备军,是维护西周统治的基石。金文中也有“六师”之名,正与文献对应。 从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可知,“西六师”的统帅大司马和众师氏都葬于丰镐,说明“西六师”的指挥中心在丰镐。但“西六师”并不都驻守丰镐,而是以丰镐为中心进行布防。“六师”之一的“豳师”,驻于宗周西北部的豳地。《史记·周本纪》武王灭商后“登豳之阜以望商邑”,鼎铭文和善鼎铭文均有关于“豳师”的内容。可见“豳师”是构筑在泾河中游的一支劲旅。“六师”之一的“盩师”,驻于宗周西南部的渭河南岸。旅鼎铭文和盩司土幽卣均有关于“盩师”的内容,其地在今周至县东洛南镇附近[37]216。穆公簋盖铭文记有关于“商师”的内容,李学勤先生认为“商师”就是驻守在今丹凤县的周军[38]67,铭文载周王即位之初即去视察“商师”,可见“商师”对于周来说极为重要,驻于宗周东南部的“商师”或应是“六师”之一。 东都成周,西周早中期位于今洛阳市瀍河一带;西周晚期东迁至今汉魏洛阳故城的狄泉一带[39]。为何营建成周?是因为宗周距离东方过于遥远,不易控制。需要选择一个如《史记·周本纪》所谓“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的“天保”之地,既能安定西土宗周,控制东方诸国,又能据险而守,处于西周王朝统治的中心,洛邑成周正符合这些要求。《史记·留侯列传》张良说“雒阳东有成皋,西有殽黾,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这一天然的屏障构建起成周坚固的防御体系。 驻于成周的是“东八师”。“八师”又称为“殷八师”或“成周八师”,“八师”为金文所独有,而不见于文献记载。关于“殷八师”和“成周八师”,有人认为是两支军队,有人认为是一支军队的不同称呼。金文从未见“殷八师”和“成周八师”出现在同一铭文中,故一般认为这是同一集团军的两种不同称呼。周初曾发生“三监之乱”和“东伐淮夷”的战争,“殷八师”应是在镇压和防止殷人及其与国及东方诸国反抗的过程中组建起来的。据《逸周书·作雒解》,成王二年,周公“作师旅,临卫政殷”,平定三监和诸殷。周公东征三监和诸殷并未动用驻于宗周的王师“西六师”,而是“作师旅”,征召兵员,组建师旅,这应是后来“殷八师”的基础。周初“八师”既在征殷的基础上组建,其主要职能又为监控殷遗民,故称“殷八师”,而“八师”又以成周为指挥中心,所以又被称为“成周八师”。有学者从洛阳北窑西周墓的文化内涵分析,认为该墓地是“成周八师”阵亡将士的公共墓地[40]。这一认识极有见地。 “八师”并不驻守成周一地,而是分戍在以成周为中心的诸多战略要地。金文所见“八师”包括:“成师”,小臣单觯和兢卣铭文有见,驻防成皋;“牧师”和“相师”见于小臣簋铭文,前者驻于商郊牧野,后者驻于今河南内黄县境;“朽师”见于作册疐鼎铭,“朽师”应读为“柯师”,驻于今河南内黄县东北,近于卫;“炎师”见于召尊和召卣铭文,驻防鲁南的郯城地区;“古师”多见于穆王时期的青铜器铭文,有人认为其驻防在今河南叶县一带,有人认为其驻防在方城山以北;“噩师”见于中甗铭文,是昭王南征时的一个师次地点,驻防于今南阳[41]213-226。另据《尚书·洛诰》,洛邑驻有周人的“洛师”。成周既为“八师”的指挥中心,又负有监控殷遗民重任,必驻防重兵,是故“洛师”也应是“八师”之一。 “八师”的布防,西接宗周“西六师”的“商师”,外围经南阳、平顶山到达鲁东南,主要防范南面的荆楚和东南面的淮夷;东、北据成皋延及殷商故畿,主要镇抚殷遗民。这样布防还可以保障东方贡赋和粮道的畅通,又与“西六师”布防衔接,使两大集团军能够首尾相顾,协同作战。禹鼎铭文记载噩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大举入侵周地,周王朝被迫调动其最精锐之师“西六师”和“东八师”合击之,才将叛乱镇压下去[42]483,正是两大集团军协同作战的精彩案例。 两畿之外是为诸侯之地。《左传·定公四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西周之所以实行封建制度,是“小邦周”灭掉“大邑商”之后,面对空前广阔的征服地域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新的统治方式。西周封建的途径是“授民授疆土”,通过将被征服的土地和人民授予周室的子弟亲戚,人为组成由非单一血缘亲属构成的邦国[43]。封建的实质是周王通过封建控制诸侯,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行使主权,控制国人,通过对领土的分割治理,实现西周王朝对广大疆域的统治。西周统治者还从夏商王朝灭亡的教训中认识到,抵抗异族“莫若亲亲,故以亲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据《国语·鲁语下》及韦昭注,作为屏藩的封国分布在两畿之外的四土,他们虽有国有卿有师,但诸侯作师,而卿帅之,卿又命于天子。据《周礼·夏官·大司马》:“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礼记·王制》:“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郑玄注:“命于天子者,天子选用之。”《左传·僖公十二年》:“王以上卿之礼飨管仲,管仲辞曰:‘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杜预注:“国子、高子,天子所命为齐守臣,皆上卿也。”杨伯峻先生注云:“齐侯爵为次国,二卿为天子所命,则国氏、高氏也。”[44]341考古发现也可证西周时期这一制度的存在,山东高青陈庄引簋铭文根据学者的研究,做器者引即为受王命世袭管理齐国军队的齐国上卿,地位与国、高相类[45]。西周王朝通过这种严格的制度控制诸侯国,使其既能有国以御外族,而又完全听命于周天子,真正达到以藩屏周的作用。 结语从国家产生之初的夏代开始,就非常注重构建以畿内防御体系为核心的一系列军事体系。夏商西周防御体系具有多重性和多样性的显著特征。多重性特征主要表现在夏商西周国家运用各种措施构建由外及内的多重防御体系,多样性特征主要表现在夏商西周国家运用各种措施完善防御体系,达到防御体系的完备和信息的畅通。其中多样性特征具体表现在主辅都制的建立、据点防御与机动防御相结合、各臣服属国和封国的勤王义务以及后勤供应、道路交通、军事通讯和情报搜集等军事保障体系的完备。而军队从亦农亦兵的兵役制向常备军的演变、从以步兵为主的作战方式向步兵与车战协同作战方式的转变,也是防御体系多样性特征的一部分。 郑樵《通志》特别指出了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凭借高山、河流构建防御体系的历史传统:“建邦设都,皆凭险阻。山川者,天之险也;城池者,人之阻也;城池必以山川为固。大河自天地之西,而极天地之东……所以设险之大者莫如大河……故中原依大河为固。”夏商西周构建畿内防御体系过程中,均有效利用了高山、大河作为天然屏障。 夏至早商,畿内防御体系以城址、中心聚落结合山川河流进行构建,这一基本原则自中商开始不复存在。从晚商直至西周,商周国家更为重视强大而又机动灵活的常备军建设;畿内防御体系在利用天然屏障进行构建外,畿外则“建侯卫”,以屏藩畿内。《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沈尹戌曾论:“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结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务成功,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 事实证明,夏国家畿内外一系列城址和环壕在屏藩畿内的防御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夏末商汤只有在剪灭夏畿内重要方国葛、韦、顾、昆吾的前提下,在攻下大师姑、望京楼等一系列拱卫畿内城址的基础上,才最终灭掉夏桀。夏灭商立,商王朝总结了夏构建畿内防御体系的成功经验,是故早商时期完全予以承袭。从中商开始的内乱,毁掉了早商构筑的一系列城址。这些城址在屏藩畿内、勤王戍边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据有这些城址的统帅也可以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这就是从中商开始诸弟子互相攻伐的背景。取得王位的胜方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必定采取削弱割据势力的措施。这就是在畿内外从中商开始直至商末除都城外没有商王子弟驻守的大型城址存在,也没有商王朝可以倚重的畿外方国存在的原因。这也是“小邦周”在窥得商王朝畿内防御空虚的情况下,可以以区区数万兵力灭掉多达几十万兵力的“大邑商”的原因。西周王朝建立后,总结了商王朝防御体系中的这些不足,认识到屏藩畿内、保卫王室政权,还需要宗室子弟这些“亲戚”,这是西周实行分封制的出发点。很多学者还认为“东八师”是由东方各国军队共同构建的。纵览西周时期,畿外诸侯国的确起到了以藩屏周的作用。虽然夏商西周时期极为重视畿内防御体系的构建,但他们也清晰地意识到军队建设才是根本。 参考文献 [1]a张国硕.夏国家军事防御体系研究[J].中原文物, 2008 (4) :40-49;b殷商国家军事防御体系研究[J].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5 (6) :158-162;c罗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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