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罗波夫苏联经济改革情况讨论会摘要 安德罗波夫时期的经济政策评价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1:11:13 未知 佚名 参加讨论
 安德罗波夫 安德罗波夫在任期间最为世人所瞩目的当属他对苏联的经济改革，这成为后代历史学家研究他的重点和焦点。本文整理了2014年中国相关苏联问题研究员关于安德罗波夫时期苏联经济的一些重要发言，研究人员除了对安德罗波夫经济改革的一些措施做出评价，还对安德罗波夫的一些经济理论进行全面的分析。 陆南泉： 安德罗波夫上台后，反复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性问题。他在苏共中央六月全会(1983年)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在社会发展上现在已经接近这样一个历史阶段：生产力的深刻质变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完善不仅已经迫在眉睫，而是已是势在必行了。这不仅是我们的愿望，这是客观的需要，这种必要性我们既无法绕过，也无法回避。”他接着还强调指出：“要保证整个经济机制不间断地协调运转，这是当今的要求和未来的纲领性任务。”安执政后，之所以强调改革的紧迫性，主要有以下的原因： 第一，急于解决面临的严重经济问题。勃列日涅夫逝世时，苏联经济形势是相当严峻的：经济增长速度已降到战后最低水平；再也不能用投入大量财力，人力和物力的办法来维持较快的经济增长率了；农业连续多年欠收，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在经济低速增长的条件下与美国展开新的一轮军备竞赛，面临着苏联人民强烈期望改善生活要求的巨大压力。要解决这些济经难题，在目前的国际格局下减少军费是做不到的；期待农业稳定的增长并没有把握，放松对东部地区的开发会产生资源短缺的严重问题。为此，解决苏联经济问题的最好途径，就是从改革经济体制中寻找经济潜力。 第二，现行的经济体制确实是阻碍苏联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自七十年代以来，不仅经济增长率日益下降，而且经济效率也没有提高。产品的材料消耗量实际上是提高的，计划依然是用大量的消耗和生产费用的代价来完成的，投入的大量资金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收益。安德罗波夫认为，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可以列举许多，但首先不能不看到，苏联在完善和改革经济机制、管理形式和方法而进行的工作仍然落后于苏联社会物质技术。社会、精神发展业已达到的水平所提出的要求。他还接着指出，今后主要是加速进行完善整个经济领导领域的工作，即完善管理、计划和经营机制的工作。 第三，越来越认识到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已很不相适应。尽管在苏联学者中间，对现行经济体制评价上意见不一，但都认为，依靠观行体制不能保证各种潜力充分发挥作用。Л·阿巴尔金认为，现行的经济体制是在发达社会主义建成之前那个阶段形成的，有其自身的各种基本特点，在最近十五年到二十年来，虽通过改革使它发生了某种变化，但仍然保持了社会主义社会最初阶段所固有的许多特点。这样必然造成现行体制与新的经济条件不相适应的情况，限制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第四，现行体制与科学作用的根本变化、科技作为直接生产力这一情况不相适应。当前的苏联经济管理体制不仅不能加速科技进步，而且往往还制造一种独特的“反促进因素”，使企业回避新技术、新设备和新工艺。在这方面，苏联计划体制所起的消极作用是明显的，即在现行的计划制度下，迫使企业全力完成当年计划，追求数量指标。关于这一点，安德罗波夫在几次讲话中都进行了批评。Г·波波夫教授认为，在苏联，新技术的采用阶段是最薄弱的环节，这一点恰恰可以清楚地证明管理科技进步的整个体制是不健全的。第五，现行体制的作用业已用尽，小修小补不能解决问题。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Т·扎斯拉夫斯卡娅院士明确指出，三十年代所形成的经济体制，虽经过多次小修小改，但一次也没有进行反映生产力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彻底改革。在这五十年的期间，苏联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民经济结构的复杂程度早已超越了统一的中央所能有效调节的界限。一切都证明，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经济的体制，其作用业已用尽了，必须更积极地利用与发展市场关系有关的“自动”调节器来管理经济。Л·阿巴尔金也认为，要解决当前苏联生产力的新水平同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之间逐步加剧的矛盾，就必须把经济体制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对现行的经济体制进行深刻的改造。 庞川： 我想谈两个问题：(一)种种迹象表明，在八十年代，苏联东欧国家有可能出现“第二次改革浪潮”。这是外国一些学者的看法，我基本上同意这种见解。从进入八十年代以来的各国动向来看，有可能出现继六十年代改革高潮以来的“第二次改革浪潮”。当然，是否就出现在八十年代，这要看具体条件的发展。目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出现了四种带倾向性的变化：第一种类型的变化是实行集中管理体制的国家如苏联、捷克，出现了进一步放权的趋向。苏共前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曾几次在中央全会上强调，改善生产关系在苏不仅“迫在眉睫”，而且“势在必行”，对改革的必要性“既不能回避，也不能绕过”。他曾设想在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86—1990)能有一个比较完善和调节灵活的管理体制。新任总书记契尔年科也公开表示，对改革问题要认真对待，必要时要进行“合理的冒险”。这都表明苏联有进一步实行改革的必要性。进入八十年代以后，苏联对改革采取的重大实际步骤不多，比较重要的是1983年7月通过的《扩大企业在计划和经营活动中的自主权并提高其对工作结果的责任的补充措施》，以此为基础从1984年起在几个不同类型工业部范围内试点。但比较突出的是在体制改革的理论探讨和舆论的酝酿。一年多来，不少经济学家在党和政的机关刊物上对改革问题展开了讨论。意见尖锐，涉及问题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赫鲁晓夫当政年代的讨论。主要意见集中。起来，是认为苏联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现行体制已经过时，小改小革无济于事，要进行彻底改革。改革的总的设想是发展与市场关系有关的各种机制，以“自动调节”来管理经济。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在苏联是一次新的突破，而且对其它国家会产生直接影响。 捷克进入八十年代也在探索新的体制，准备在下一个五年计划(1986—1990)期间实施。总的趋向是进一步放权，采取各种经济机制以提高企业效率和职工的积极性。设想把各种经济杠杆置于计划控制范围之内，把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与完成计划和提高经济效益挂起钩来。此外，捷克还在探索经济发展战略的改变。把过去多品种、小批量，结果什么也搞不上去的生产体制改为少品种大批量的生产，以利发挥本国传统的技术优势。 第二种类型的变化是，实行分散管理的国家如南斯拉夫，由于宏观经济控制与调节无力，多年来经济状况不佳，当前正采取稳定经济和加强控制的措施。南共联盟主要负责人近两三年来多次指出，现在的问题堆积成山，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多年问题积累的结果。不对现行体制作出重大改变，难于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现已订出到2000年的先稳定，再慢步发展，然后争取实现现代化的战略规划。 第三种类型的变化是匈牙利，这两种趋向它都有。在宏观经济方面(如投资规模、消费基金增长速度等)加强控制，力求平衡；而在企业经营自主权，多种经营方式等方面又进一步力求放宽搞活，现已制订出进一步改革的总体方案。包括的具体内容是：扩大企业自主行动的范围，逐步减少或取消企业对行政部门的依附，加强市场协调刺激与强制的作用。第四种类型的变化是，进入八十年代以来有些国家改革的实践及设想出现了与南斯拉夫某些理论相近的倾向。如波兰1982年开始的改革，是以实行“三自”为中心内容，即企业自主、职工自治、自负盈亏等等。保加利亚突出强调了计划经济中的商品性，在国家的管理结构上，提出了“国家一社会”原则。就连苏联，在体制改革探讨中，也有人提出，调节系统不外两种，一种是国家调节，另一种是企业自我调节。过去的问题是国家调节多了，企业自我调节少了，今后要发展与市场关系有关的“自动调节”，等等。 (二)苏联的改革探讨；很多方面都涉及到计划体制的改革。这是必然的。因为在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下，计划体制是整个体制的“龙头”。在。目前阶段，苏联计划体制改革也还是探讨多于实践。几个部范围内的扩权试点的目的还是在寻求加强集中管理与企业扩权相结合，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适宜形式，还谈不到有引起计划体制实质性的变化。至于探讨改革的设想，则有新的进展。 总的理论设想是对匈牙利模式比较赞赏。因为这种模式既有宏观经济计划的控制与调节，又有企业实行自我调节的余地。根据这种理论模式，苏联一些学者提出：(1)计划要面向整个国民经济的全局，以综合性的国民经济的比例确定其余的比例，否定现行计划以部门为基础的原则，评价各部门和地区管理机关工作的标准，要看它们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2)以合同为计划的出发点，产品适销对路，因此履行合同义务的好坏将是评价企业及其领导人的主要标准，讲求效益，超额完成节约是超额完成计划的现代形式；(3)计划要适应科技发展和社会消费结构的变化等不定的经济因素，要有后备力量和应变的能力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计划要有弹性；(4)以提高效益为计划活动的主要方向，因此提高效益的标准和定额应成为影响资源使用效率的主要杠杆。 李仁峰： 利用这次讨论会的机会我想谈三点意见： 一、近年来，苏联更重视学习东欧等国的经验。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和优点。但是，苏联过去长期以“老大哥”自居，认为只有苏联才创造经验，其它国家只是运用它的经验。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近几十年来有所改变，而近年来的变化更为突出。其原因是：苏联的经验毕竟是苏联国情的产物，有很大的局限性，更不可能普遍适用，而其它国家的实践，却提供了许多新鲜经验。因此，安德罗波夫认为，“社会主义世界”是许多国家人民的不断更新的一种创造”，“每一个执政党，根据其具体情况以及民族特点和传统，都对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苏共中央书记鲁萨科夫明确指出，“宣传和运用我们朋友的经验”，“具有重要的意义”。苏国家计委副主席巴楚林则更明确地提出，在农业管理机制方面，“全面分析和考虑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经互会其它国家的经验是很重要的”。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和东欧各国，在理论探索和实践方面，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趋势在日益加强。在过去的一年多中，苏联报刊用相当笔墨批判分配中对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平均主义倾向。而几乎与此同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家也在反对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保共中央理论月刊《新时代》刊文提出，应“大大改善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社会主义的社会阶级结构，通常被理解为工人、合作农民和职员”，实际上知识分子是由“两个集团”组成：即由高技能的脑力劳动者和从事低技能劳动的非专家组成。因之，“社会阶级结构”应分为“四个基本集团”：工人、合作农民、知识分子和职员。并认为这样的划分，对整个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与此同时，罗马尼对工资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例如，原规定农业职工的奖金，不得超过其三个月的工资，扣发工资不得超过其月工资的20％。从1983年9月1日起，取消了上述规定，实行工资和奖金“不封顶、不保底”的改革措施。可见，不论在理论探讨方面，还是在具体实践中，苏联和东欧各国互相产生着强烈的影响，这是合乎规律的现象。研究安德罗波夫时期以至于探讨整个苏联经济问题时，不能忽视外界影响这一因素。 二、苏联在许多领域进行着新的尝试。苏联除了在主要经济部门进行改革试点以外，在其它领域也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例如，对生活服务行业中的个体劳动问题的讨论日益增多，《真理报》、《劳动报》等报刊都发表了一些讨论文章。普遍的看法是，国营服务企业，不可能全部满足居民的生活需求，因此有必要发展个体服务业。《劳动报》则明确捉出，现在到了“更坚决地取消对各服务领域中个体劳动的限制的时候了”。同时，对私人建筑包工队问题，也展开了讨论。据报道，苏联目前私人建筑包工队中的季节工人达100—200万人，承包的工程占全国建筑工程量的10一20％。因此许多文章认为，用法律形式和行政命令手段，对其制裁和禁止，都是行不通的。最理想的办法是，加强组织和管理工作，因势利导，发挥其’积极作用限制其不良影响。所有这些都表明，苏联正在酝酿着一场新的、全面的重大改革。 三、苏联经济潜力是不可忽视的。苏联当前的现状是，一方面具有“强大的经济和科技潜力”，另一方面现行的经营管理机制，妨碍着各种潜力的发挥。因此理论界提出，苏联的战略任务之一是，“在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之前，使经济机制得到很好的调整，以便更充分地利用我国的经济潜力”。契尔年科前不久重申，“我国的整个经济机制，都需要进行认真的改造”。这说明，苏联将坚持管理体制改革的方针。可以预料，随着改革的进行，苏联的经济可能有较大的发展。体制改革的效果在农业中已有所显示。过去的一年多中，苏联在农业方面进行了两大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农工问题委员会”和“农工联合公司”；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大力推行“承包奖励制”。这些改革对农业生产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据报道，凡是实行“承包奖励制”的单位，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单位面积产量都提高10—30％。在工业和建筑业中，作业队劳动形式，也“将为苏联经济进一步集约化开辟广泛的可能性”。 1983年11月，苏联新闻社曾宣布，“苏联正进入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它的重要性可以同苏联三十年代的工业化相比”。这篇报道，既谈到了科技进步对生产的影响，也谈到了经营管理机制改革对生产发展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经济问题》杂志刊文，专门论述苏联的经济发展速度问题，文章认为，“规模越大，速度越低”，是“错误的庸俗概念”；并认为，苏联经济发展速度的下降，“只是暂时现象”。戈尔巴乔夫最近在对选民讲话中更具体地提出，“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应当成为在集约化、提高国民经济效率方面，发生决定性转折的五年计划”。我认为，上述这些评论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苏联的经济发展可能会出现某些新进展，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新动向。 劳保忠： 在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苏联工资工作，无论是在理论上或是在实践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认为，这个时期的苏联工资工作开始从沿续了半个多世纪的传统中解脱出来，老框框已被打开缺口，在宏观不失控，微观可搞活的方向上，迈开了步子。为了说明上述观点，不妨简单回顾一下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情形。不容讳言，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在工资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并在提高工资特别是低工资水平上。在整顿工资制度，消除混乱状态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由于对工资问题的指导思想也是“完善”而不是“改革”，总想在传统的条条框框里修修补补，搞些方法上的改进，因而在理论和实践上，非但未能冲破老套套的束缚，闯出新路子，反而钻进了矛盾重重的死胡同。例如，在理论上，继赫鲁晓夫之后，反复论证、强调贯彻按劳分配，实行物质刺激原则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又提出，在所谓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各类劳动的条件已大大拉齐，脑体劳动日趋接近，因而劳动报酬上的差别亦当日益相应缩小。在实践上，长期坚持以提高最低工资为主，高工资不动的方针，从而使各类职工的工资收入水平迅速接近、拉平。在工资管理上，一方面提出扩大企业自主权，另一方面又加强一竿子插到底的集中管理、统一调节，数不清的条条框框把企业的手脚死死地捆住。理论和文件大声疾呼消灭平均主义，强调工资数额要同个人、集体的劳动成果直接挂钩，但在提高工资，发放奖金上，又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工作好坏不分，人人有份。结果“大锅饭”、平均主义不但没打掉，反而日益盛行。理论上不断论证，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必须超过工资，其最佳1：比例应为1：0.5。但实际上相差很远。1981—1982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甚至被工资超过了，其比例成了1：1．18。事实说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工资理论和实践是保守的，缺乏创新精神，更少博采他国之所长的气魄。 安德罗波夫当政以后，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工资理沦、政策既有批判又有继承。提倡研究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思想比较活跃，对工资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各抒己见，提出很多尖锐意见和建议。安德罗波夫本人对工资制度的弊端曾批评说，提高工资不同劳动生产率这个决定性因素最紧密地挂钩，这在表面上最初会给人以好的印象。可是，到头来必然要对整个经济生活发生消极作用。其中，工资的提高所产生的需求，在目前的生产水平下，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满足，而且妨碍消除短缺及其一切畸形后果。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经济研究所所长Е·卡普斯京，经济学博土Е·斯米尔诺夫和Л·库涅尔斯基，苏联国家劳委劳动科学院研究所副所长Ю·高金等著名学者以及一些产业部、联合公司、企业的劳动工资工作负责人，都纷纷发表文章剖析、揭露工资方面的种种弊病和缺点。卡普斯京认为，目前分配关系发展的总方向是“增大劳动报酬上的差别”。他说，减少劳动报酬上的差别，缩小其差距，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实际任务，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要区别两个相互联系又各不相同的问题，即一个问题是增大按劳动数量和质量、按劳动条件和主要是按劳动成果规定的差别；另一个问题是千方百计地缩小劳动内容和劳动条件上的差别。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严格按照劳动本身及共成果的变化缩小劳动者收入上的差别。如果混淆这两个问题，就往往会试图不根据劳动性质和内容的变化，不根据劳动的社会差别的缩小，即不通过逐步消除这一现象的根源，而是通过在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分配上人为地加进平均主义因素的办法，来解决加强社会同一性的任务。这种办法绝对不能认为是有根据的，是治表不治本的办法。很多人都认为，现行的工资等级制度等级少差距小，不符合苏联的现实情况。他们对职工工资中的基本工资和活工资的比例，对于按国民经济意义规定各部门的工资水平和差别的原则，对主要靠国家资金统一调整工资的政策，对劳动定额经常修订的传统办法，以及其他有关工资形式、制度等许多问题，也都表示否定或怀疑。现在，关于工资问题的讨论仍在进行。 与此同时，为了扭转经济不景气的局面，1983年7月，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扩大工业生产联合公司(企业)在计划工作和经营活动方面的权力及加强它们对工作成果的责任的补充措施的决议》。决议规定，从1984年1月1日起，在苏联电机工业部、苏联重型和运输机械工业部、乌克兰食品工业部、白俄罗斯轻工业部和立陶宛地方工业部所属联合公司(企业)中进行经济试验。 从试验条件有关工资问题的规定来看，国家给联合公司(企业)松了绑，使它们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的自主权。国家在工资管理上只管五年计划制定前给企业规定工业生产人员工资基金按总产值(定额净产值、商品产值或其它适当指标)每增长一个百分点(1％)的增长定额和劳动生产率与平均工资增长的定额比例。这种定额一经批准五年不变，保持稳定。国家在五年计划或年度计划中，不再下达企业的工资基金指标。企业根据基准年度的工业生产人员经过核定的工资基金和业经批准的总产值(定额净产值、商品产值)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的工业生产人员工资基金增长定额，自行确定这类人员的基准工资基金。该基准工资基金随着年均劳动生产率的升降上下浮动。也就是说，只有在包括计划年度在内的五年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超过或等于计划年度前五年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的情况下，才能保持全额的基准年度工资基金，反之，基准工资基金就按劳动生产率降低的每一个百分点减少。由此可见，由于实行工资基金定额形成法，在工资基金增长定额五年稳定不变的情况下，在定额之外所获得的一切节余，全部留归企业支配。因而，企业在利用工资基金节余方面的权力也扩大了。进行经济试验的企业，可以为担负责任特别重大工作的高级熟练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规定比一般企业高出一两倍以至更多的职业技能津贴。 在扩大自主权，增加物质利益的同时，也加强了企业对经营成果的责任。试验条件规定企业的工资基金如果超支，要责成它在比较短的限期(有的规定一两个季度)内偿还。苏联现在搞的新试验刚开始不久，效果如何，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分晓。 陈义初： 我主要想谈谈安德罗波夫时期的苏联集体承包制问题。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正是苏联连续遭受几年农业欠收之后的国难时期。因此，农业问题始终是安德罗波夫比较重视的一个主要经济问题。在这时期中，苏联对农业继续采取高投资政策，加速农业机械化、化学化和水利化的建设。同时，尤其注重调整农业生产关系、改进农业管理制度。在这短短的15个月中，苏联在调整农业和农工综合体其他部门的关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全国各区、州普遍建立协调农工综合体各部门工作的管理机构一各级农工联合公司；批准和公布各级农工联合公司示范条例；就完善农业同其他部门的经济关系问题规定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引人注目的是，苏联在这时期内开始在农业中大力推广新的劳动组织和劳动报酬形式——集体承包制。众所周知，在农业中普遍推广集体承包制是1982午5月苏共中央全会下的决心。但在勃列日涅夫晚期，苏联还没有大张旗鼓地把这项政策付之实施。安德罗波夫执政期间，苏联加强了对推广集体承包制的意义的宣传，注意总结前一段时期的经验，并召开一系列专门会议，具体部署推广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中，苏联对农业集体承包制的提法和具体做法都有新的发展。在提法上，主管农业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说，集体承包制是农庄农场内部经济核算的相互经济关系的最完善的形式；是在当前条件下，把物质刺激同劳动结果联系起来的一种最可以被接受的形式；在几乎任何一种农产品的生产中，集体承包制都有效。他还认为集体承包组织是在自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称承包队(组)委员会是社会自治机构。在承包制的具体做法上，这时期苏联对确定承包计件工资单价这一集体承包制的关键问题作了不少修改：从过去按计划单产改为按前五年实际单产水平来计算承包计件单价；把每年确定承包计件单价改为五年不变；扩大了计算承包计件单价的主要报酬基金一等级工资基金的增加幅度；允许按单产水平确定累进承包计件单价，使工资同单产密切挂钩，等等。这些修改，有利于鼓励农民参加集体承包组织。由于安德罗波夫采取了较为有力的措施，1983年，苏联农村中的集体承包组织发展比较迅速。据苏联农业部长麦夏茨透露，1983年三月至十月初，农业集体承包队(组)的总数翻了一番，达到15．3万个，承包的耕地达4，000多万公顷，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7％以上。 在上述政策影响下，1983年，苏联农业生产状况有比较明显的好转：农业总产值达1，340亿卢布，比1982年增长5％；谷物、甜菜、亚麻、土豆较上一年有所增产，牲畜头数和产品率、畜产品产量和收购量有较大增长。但是，这一年谷物产量仍没达到二亿吨，棉花、向日葵等产量还有所减少，主要农业生产指标离计划数字相差甚远，只能算是个平年。安德罗波夫在其执政期间没有，也不可能根本改变受苏联农业的落后局面。 金挥： 安德罗波夫执政开始的时候，世界上对他有各种各样的评论。这些评论大多属于表面性质的，对他的许多方面还不甚了解。现在，对他执政一年多的情况进行一番考察，可以看出，他至少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在这段时间内,他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经济政策有一些变化，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也有些起色。特别要强调指出的是安德罗波夫时期整个理论界比较活跃，对于苏联传统的理论来说，可以说是出现了一个“解冻”现象。在他的理论观点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两点。 第一点，关于苏联目前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过去苏联党政领导人在社会发展问题上，盲目冒进，超越阶段急于过渡的思想居统治地位。把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看得很短暂简单。苏联在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后，在为第三个五年计划规定基本经济任务时提出：“我们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已进入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纲领提出：“在第二个十年(1971—1980年)结束时，将建立起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苏维埃社会将紧紧地接近于实现按需分配的原则，将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样，苏联将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改变了这个问题的提法。1967年宣称苏联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在理论上已比前者有所后退，但仍然把苏联社会发展的程度夸大了。安德罗波夫则提出苏联目前仅仅处于漫长的发达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起点。认为“盲目冒进，意味着提出实现不了的任务”。这无疑是对勃列日涅夫关于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论断的否定。 第二点，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理论界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但只存在非对抗性矛盾。而安德罗波夫不但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而且认为非对性矛盾处理不当可以演变成严重的冲突。有的学者甚至以波兰为例，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社会主义社会也可能产生对抗性矛盾。把许多社会、政治、经济现象以及体制上的弊病归之于社会矛盾。 基于上述两点，苏联学术界对目前苏联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等问题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例如，将经济体制中的问题直接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相联系。说对苏联经济起着不良作用的因素之一，是生产关系的个别要素和形式(比如分配关系的某个部分，经济机制等等)落后于现代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只有完善了生产关系，才能使经济发展获得新的动力。并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本身，按着重要性不同，可以分解为各种关系。如经济刺激关系，计划与生产管理的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等等。 安德罗波夫还提出了这样的思想，所有制的变革绝不是一次性的行动，人民从取得作主人的权利到作为整个财富的唯一所有者不是个简单的过程，而是—个长期的多方面的过程。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可能要有多种方式和途径。这就是说，所有制关系的变化虽然要比其他关系变化困难，仍要通过多种途径进行调整和完善。强凋把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和经营方式区别开来，放松对个体所有制的限制。 同完善生产关系密切相联系的是上层建筑也要相应地发生变化。苏联理论界提出在今后的几年和几十年中政治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将发生重大变化。说苏维埃民主制度还有需要完善之处。政治体制的某些方面(如民主管理)逐步向社会自治发展。 安德罗波夫在理论和政策上的种种变化能否在契尔年科执政时期继续下去，尚需进一步观察。但是从分析安德罗波夫时期的理论动态可以得到一些启示。苏联在实行某种政策或进行某些经济改革的前后，常常在学术界进行广泛的讨论。这对于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政策的稳定性是十分有益的。 我们过去对苏联理论界讨论的问题研究介绍不够，这是一个缺陷。他们提出的许多问题也是我们学术界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遇到的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对一些问题的争论也很激烈。有一些理论观点也有变化，有的经济学家对于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提出了“必须更积极地利用与发展市场关系有关的‘自动’调节器”就是—例。 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许多政策具有独创性质。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应当从理沦上加以论证，给以马克思主义的说明。苏联理论界所提出的许多理论观点，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对于我们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此，加强研究苏联提出的各种理论观点，经常报道他们的理论动态，是我们苏联研究工作者的—项重要任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