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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生前享尽荣华,死后惨遭清算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一代名相张居正,缠绵病榻半年以后,在痛苦和污秽中死去。他一死,也就意味着大明王朝的顶梁柱倒了,这大厦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它倾圮塌毁下去。
    死,对死者来说,是结束。但对不一般的死者来说,就未必是结束。福兮祸兮,死的人自然了无所知了,但对还活着的人,那就必然要面对不知是好是坏的未来。所以,他那年迈的老母,他那成年的子女,尤其他那备受宠幸的年轻姨太,至少有七位,哭得呼天抢地,恸不欲生。
    其深层次的原因,说白了,是恐惧,是明天的叵测,是对于随之而来的灾难的一种第六感觉。
    万历十年六月,寿终正寝,备极哀荣;
    十月,追劾者起,反攻倒算;
    十一年三月,尸骨未寒,夺其官阶;
    十二年四月,抔土未干,又籍其家。
    最为惨毒的,万历令围江陵祖居,挖地三尺,株连勒索,刑讯逼供,家人有饿死的,有上吊的,剩下的也都永戍烟瘴地面,充军发配。张居正这个家破人亡的最后结果,并不比在他以前的商鞅和在他以后的谭嗣同更好一些。
    在这场清算运动中,最起劲的恰恰是信任或是听任他进行改革,并坐享其改革成果的万历。而最莫明其妙的,清算张居正的同时,矫枉过正,将初见成效的改革大计,也否定了。这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竟没有估计到,你过去箝制他的压力愈大,他后来反弹你的抗力也愈高。一旦得手,不狠狠地往死里收拾才怪?《实录》说张“威权震主,祸荫骖乘”;海瑞说张“工于谋国,拙于谋身”,都有为他惋惜之意,认为他这样具有高智商的政治家,应该懂得最起码的机变韬晦之道。人走茶凉,当是不可避免,但死无葬身之地,险几抛尸弃骨,就得怪张居正太相信自己的强,而太藐视别人的弱。
    我在想,树敌太多的张居正,以其智慧,以其识见,以其在嘉靖、隆庆年间供职翰林院,冷眼旁观朝野倾轧的无情现实,会对眼前身边的危机全然无知?后来,我读袁小修的文章,这位张居正的同乡,有一段说法,使我释疑解惑了。“江陵少时,留心禅学,见《华严经》,不惜头目脑髓以为世界众生,乃是大菩萨行。故其立朝,于称讥毁誉,俱所不计,一切福国利民之事,挺然为之。”(《日记》卷五)
    袁中道散文写得漂亮,炼字如金,一个“挺”字,便将其独立特行,四面受敌的处境,形容出来。于是,这位骑在虎背上的改革家,显然,下来是死,不下来也是死,他只有继续“挺”下去的一条路好走。我想他那时肯定有一种理念在支撑着,他估计不至于马上与死神见面,只要不死,他就继续当首辅。只要在这个座位上,一切都可以从长计议。
    然而,张居正的死亡,早有预感,掌政十年,心力交瘁,是主因。“靡曼皓齿”,也是促其早死的“伐性之斧”。平心而论,张居正的死,难免要被后人诟病。
    张居正的全部不幸,是碰上了不成器的万历,这个精神忭急,性格偏执,缺乏自律能力,心理素质不算健全的青年人,做好事,未必能做好,做坏事,却绝对能做坏。诸葛亮比他幸运,虽然阿斗同样不成器,但后主闇懦,始终不敢对相父说不。张居正辅佐的朱翊钧,却是一个翻脸不认账的小人。你在,我怕你,你不在了,我还用怕你?再说,冯保给外放了,太后也交权了。一拍御案,统统都是张居正的错,又能奈我何?
    明亡祸根,缘起多端,但总结起来,无非,一,内乱,二,外患。这一切,都始自于朱翊钧这个无赖。历史是无法假设的,若以前所列表所显示的国家财政收入进展态势,如果张居正的改革,不因其死而止,不因万历的感情用事而废,不因继其任者避事趋时而停顿;萧规曹从,坚持改革,明王朝的气数,不至于那么快就完蛋的。
    因为中国为农业大国,农业为国之命脉,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农业的生产周期短,以年计,只要有休养生息,恤民安农的政策,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年景,用不了数年功夫,国家就会富足起来。更可贵的,是中国人所具有的耐受精神,乃汉民族绵亘五千年的最大支撑力。哪怕命悬一丝,稍有纾解,立能生聚出复兴的活力。也只不过经张居正十年努力,太仓存帑积至四百万两,国库之充盈,国力之雄厚,为明历朝之最。《明史》说:“神宗冲龄践祚,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这当然是张居正的改革奇迹,也是中国人一旦有了正确指引,民族精神就必能焕发的结果。
    据陈登原《国史旧闻》,载林潞(此人约与方苞同时)的《江陵救时之相论》竭力赞许这位改革家:“江陵官翰苑日,即已志在公辅,户口阨塞,山川形势,人民强弱,一一条列,一旦柄国,辅十龄天子,措意边防,绸缪牖户。故能奠安中夏,垂及十年,至江陵殁,盖犹享其余威,以固吾圉者,又十年也。”
    从太仓银库岁入银两统计,也确实证实,即使在其死后,张居正的改革,还让朱翊钧当了多年太平天子:
    朱翊钧统治的48年间,张居正辅佐的前10年,有声有色。此后的38年,这位皇帝渐渐与其祖父嘉靖一样颓唐庸惰,无所作为,“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以至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每况愈下,直到不可救药。(据《明史》)
    神宗以后,败亡加剧,光宗在位一年,色痨而亡,熹宗在位七年,政由魏、客,思宗在位十七年,换五十相,明末的这些不成材的皇帝,不亡何待?所以,万历死后第25年,大明王朝也就国将不国了。他的孙子朱由检,被逼到景山顶上,那棵在文革期间锯断的歪脖树,见证了朱明王朝的终结。
    所以,《明史》对这位昏君,有一句精采的结论,“明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其实,明代的亡国之兆,张居正一死,就出现了。
    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强人,因为事实上只有他孤家寡人一个,以君临天下的态势,没有同志,没有智囊,没有襄助,没有可依赖的班子,没有可使用的人马,甚至没有一个得心应手的秘书,只用了短短十年功夫,把整个中国捣腾一个够,实现了他所厘定的改革宏图。这种孜孜不息,挺然为之,披荆斩棘,杀出一条生路来的精神,是非常值得后人钦敬的。
    但是,封建社会已经到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没落晚期,不论什么样的改革和改良,都不可能取得成功,腐朽的制度如下坠的物体,只能加速度地滑落,而非人力所能逆转,这也是旧中国徒劳的改良主义者,最后逃脱不了失败的根本原因。
    不过,就张居正的改革而言,其杰出的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但肯定的同时,他的骄奢淫欲,恣情声色,刻薄寡恩,跋扈操切,也是后来人对其持保留看法的地方。清《四库总目》收其《张太岳集》,提要评论他曰“神宗之初,居正独掌国柄,后人毁誉不一。迄无定评。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其威福自擅之罪,两俱不能相掩”。
    对这样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这样一位生前享尽荣华,死后惨遭清算的改革者,个人的是和非,还可以个千古议论下去,张居正在历史上给我们的启示,便是这种对于改革的认知,便是他的永远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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