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杰文]“实践”与“实践民俗学”(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10:11:04 中国民俗学网 王杰文 参加讨论
四、学术实践：反思与批判 除了直接针对研究对象之实践的分析之外，反思社会学与反思人类学还特别对知识分子及其学术对象化的关注方式进行了分析，这是一种对于学术工作本身的自反性分析，也是一种对有关社会科学之所以可能的前提条件的反思。这种反思性的实践工作，是对学术实践之无意识的反省，这种无意识是学术集体的无意识，而非个体的无意识。从客观的意义上讲，这种反思性工作反过来进一步提升了社会科学工作的认识论基础的可靠性。 正像吉登斯所说的那样，任何主体，作为一种观念性的动物，拥有反思与自我控制的能力；而对于这些主体之行动的科学研究被注入到它所描述的现实中时，社会科学本身是反思性的；社会的演进使社会具有控制和规划其自身发展的能力，因此，社会也是反思性的。总之，主体、科学及社会都是反思性的。社会科学家具有对自身及其在社会世界中的位置的知识，这里，社会科学家作为“主我”，既是反思的主体，也是反思的对象。他们深知，他们的社会出身、社会标志、社会位置等必然地会影响到他的实践行为。 当然，布迪厄之革命性的反思性理论所强调的并不是上述“反思性”，而是一种对基于唯智主义偏见的置若罔闻的反思，这种偏见诱使研究者把世界看作一个被旁观的场景；看作一系列有待解释的意指符号，而不是有待实践解决的具体问题。于是，在科学研究工作者当中，理论的逻辑瓦解了实践的逻辑，其逻辑的危险性普遍地渗透在研究工作的概念、方法与思想当中。显然，这是整个社会科学的组织结构与认知结构的问题，而不是某个个体从业者的问题。不是研究者的个人无意识，而是一种集体性的科学无意识。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学家基于反思田野作业中主客体关系的伦理问题，都成为浅层次的问题了。 上述两种层次的“反思性”直接导致了布迪厄实践理论的转向，他抛弃了他所谓“学究式的谬误”(理性逻辑)，转向强调地方民众的实践理性，即关注任何实践性的事物，它们被日常行动者征用，以最小的成本对日常存在和实践的紧迫性做出反应的事实。这是民众直接的、活生生的生活实践的逻辑。也许，只有像布迪厄这样真正深入到琐碎的细枝末节上去的研究工作者才可能体察到实践者之实践逻辑的存在。 在人类学与民俗学界，有关田野研究的学术反思成果众多，这些反思性成果已经成为当下国际民俗学与人类学界的共识。比如，作为一名“表演民族志”的倡导者，表演理论家洛恩·德怀特·康克古德说：“任何田野作业中的民族志研究者的文化观，都会决定着他(她)在田野中的‘立场(positionality)'，从而影响到他(她)会如何搜集、建构以及表征资料的行为。”为了更好地平衡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复杂的、富有竞争性和动态性的田野关系，康克古德提出了“共同表演的见证(co-performative witnessing)”的新理论，他认为，当民族志研究者不再作为疏远而分离的观察者而凝视，而是亲密地参与、介入历史语境中被命名为独特个体的共同活动、共同表演中时，研究情境的权力动态就改变了。这种把田野关系描述为“表演”的理论观点，彻底地改变了传统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关系与研究方法。 又比如，英国口头传统研究专家露西·芬尼根指出，口头传统的研究工作，从一开始的田野作业到最终文本的编辑出版，都广泛地渗透着民俗学者的实践逻辑，民俗学家们所获得的材料都是他们建构出来的材料，其中潜在地渗透着民俗学家们的观念与思想。她说：“口头传统与语言艺术并不是中立的文本，而是最终奠基于社会过程的，也许甚至是由社会过程构成的。记录、呈现或者分析它们的程序，同样地，是人为的与互动的过程，它反过来在结构研究对象中起了作用。”在反思性考察的观照之下，人类学与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在此前提下，民俗学研究的不再只是他者的实践行为，而是“我”在场的前提之下的他者的实践行为，是我与他者共在的实践行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所谓对象化的、客观中立地开展研究的传统观念被彻底地抛弃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