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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真的有“襄阳之战”吗?郭靖黄蓉和杨过是否在场?


    历史上真的有“襄阳之战”吗?趣历史小编为大家带来相关内容,感兴趣的小伙伴快来看看吧。
    宋与辽、西夏、金、元并立时期,被许多历史学家称为中国古代的第二个“南北朝时期”。
    在这场漫长的多方角力中,来自漠北的蒙古最终通过1279年的“崖山海战”,为这一时期落下了最终休止符。
    在此之前,真正开启了南宋灭亡倒计时的,是爆发于公元1267年的“襄阳之战”。
    确切的说,这场战役只是整个“襄阳之战”的决战阶段。在此之间,宋蒙之间已经在襄阳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较量。
    而这段历史,也曾被无数文艺作品反复渲染和追忆过。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非金庸先生的《神雕侠侣》莫属。
    

    在他的笔下,无论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郭靖,还是“离经叛道,反抗命运”的杨过,都曾在襄阳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杨过曾单枪匹马杀入敌营,用石子击杀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古大汗蒙哥,解襄阳之围;而郭靖、黄蓉夫妇在苦守襄阳数十载后,于城破之日选择以身殉国。
    小说里的情节荡气回肠,而在真实的历史上,“襄阳之战”又是怎样一番模样呢?
    

    一、宋人献灭宋之策
    许多人认为,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弱小的王朝之一。
    这种观点太过于片面,南宋的两大对手——金国和蒙古,都曾拥有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
    特别是在面对曾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时,南宋能够抗争40多年,绝非运气。
    为了抵御蒙古,南宋曾经开辟了三大战场,分别是川陕、京湖和两淮。
    在川陕战场,蒙古大军曾所向披靡,但后来在南宋搭建起牢固的“山城防御体系”以后,蒙古铁骑竟然一筹莫展,大汗蒙哥也负伤死于合州的钓鱼城下。
    

    因此,忽必烈即位后,势必要调整其灭宋战略。
    在随后的战争中,忽必烈在中国的大西南实施了一个数千里的大迂回,他放弃从川陕强攻,转而进攻云南、交趾等地,对南宋形成了包围之势。
    而灭宋的机会历史没有让忽必烈等待多久。公元1261年,由于受到朝廷内部的排挤和打压,南宋大将刘整选择纳土降蒙。
    刘整的叛变,不仅是让南宋损失了大量军队、土地和人口那么简单。这位资深水军大将在为蒙军带来了先进水军技术的同时,还向忽必烈献上了灭宋之策。
    刘整向忽必烈进言:“攻蜀不若攻襄,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可唾手下也”。
    

    刘整所指的“襄”就是京湖地区的中心枢纽襄阳,拿下这里,就等于打开了沿长江顺流而下、直取南宋首都临安的门户。
    然而,此时的襄阳城,用“固若金汤”来形容,是毫不为过的。襄阳外部有汉水、岘山、顺安山等天然屏障和大量军事据点,内部城防坚固、兵精粮足,另外还有樊城还与之互为犄角之势,联络增援。
    刘整的话让忽必烈坚定了攻打襄阳的决心。但对于蒙军来说,最大的短板就是水战和攻城战,要想拿下襄阳,难度很大。
    

    不过,深知宋军虚实的刘整,接着就向忽必烈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引诱降当时南宋的京湖安抚制置使吕文德上钩。
    公元1263年,忽必烈向吕文德送来了贵重的玉带,要求他同意双方在襄阳城外设立榷场,以便进行互市贸易。
    吕文德虽然是久经沙场的名将,但却是一个贪图小利之人,他很快就答应了蒙古人的要求。不久,蒙古人在襄阳城外的第一个据点顺利建成。
    而接下来,蒙军又以榷场被匪盗骚扰为由,要求在城外榷场中构筑土墙、堡垒,吕文德同样满口答应。
    可结果是,蒙军陆续在襄阳南北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彻底断绝了襄阳城与陆路的联系。吕文德这才懊悔不及:“误国家者,我也!”。
    

    二、襄阳陷入重围
    初步完成了对襄阳的孤立后,蒙军并没有立即进行猛攻,而是进行了一番“外科手术式”的操作。
    公元1267年,蒙军都元帅阿术率军5万在襄阳地区劫掠,掳走军民5万余人,牛马、钱财无数,襄阳就地获得补给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接下来,蒙军又在襄阳城东边的白河口、西边的万山、南面的百丈山等地筑起了一道道土墙和一座座堡垒。并且,这些防御工事还在不断向襄阳城紧逼,压缩着宋军的活动空间。
    公元1269年,蒙军又在襄阳南面的汉水构筑工事,进一步控制了水上交通。同时,阿术还派兵围困住了樊城。至此,蒙军已经基本完成了对襄阳长期包围的战略布局。
    在此期间,宋军曾多次主动出击,试图打破蒙军的封锁,但多以失败而告终。而一生功勋卓著,却在晚年犯下严重错误的吕文德,也在这一年在深深懊悔中背疽发作而死。他的六弟吕文焕继续坐镇统领襄阳城的防务。
    

    三、南宋增援襄阳
    面对蒙军的不断收缩,吕文焕并没有坐以待毙,早在1268年,他就向在鄂州的吕文德建议,在蒙军完成合围以前,尽快打破包围圈,可惜这并未得到吕文德的重视。
    而吕文焕也曾亲自率领襄阳守军,进攻蒙军沿山建立的营寨,以图打破包围圈,可均以失败告终。
    襄阳是命门所在,对于这一点,南宋有着更加清醒的认识。在襄阳被蒙军团团围困之际,南宋也不断发兵增援,与蒙军发生了数次大战。
    公元1269年,南宋沿江制置副使夏贵乘着汉水春潮上涨之际,率领轻舟运粮至襄阳城下,解了城内粮草短缺的燃眉之急。
    

    公元1271年夏,又是趁着江水泛滥,淹没了蒙军营寨之际,夏贵、范文虎等人再次将粮饷运入襄阳。
    公元1271年冬,襄阳地区的民兵张贵、张顺率领一支三千人的民兵队伍冲至襄阳城内,再次将大批军需运入城内,南宋守军士气大涨。
    公元1272年春,宋军再次利用江水暴涨的机会,用水军攻击蒙军营寨,同时将物资运入襄阳。
    四、蒙军的“黑科技”
    襄阳之战,蒙军围城长达5年之久,这在蒙军的攻城史上是十分罕见的。除了宋军的英勇抵抗之外,蒙军水军不济和攻城手段乏力,是十分重要的原因。
    特别是在水军方面,宋军往往能够利用江水泛滥淹没蒙军营寨的机会,乘势发动攻击,对襄阳增援。
    公元1270年,刘整向蒙军都元帅阿术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我精兵突骑, 所当者破, 惟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元史》)
    

    阿术深以为然,又与刘整一起上奏忽必烈。而忽必烈马上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安排刘整负责大规模操练水师,《元史》记载,蒙军“造船五千艘, 日练水军,虽雨不能出,亦画地为船而习之, 得练卒七万。”
    有了这样一支7万人的水上力量,宋军在水师上的优势几乎荡然无存。
    而蒙军最终能拿下襄阳,除了水军,还与一件堪称战场“黑科技”的攻城武器有关,那就是“回回炮”,它还称为是“重力投石机”、“法兰克炮”、“襄阳炮”。
    在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各种抛石机,但始终没有结合配重技术,一直采用比较原始的人力拽索抛石机。而蒙军在征服波斯时,发现当地有一种抛石机,弹石重达150斤,射程达400米,落地时可凿地七尺,威力巨大,于是便将这种技术引入国内。
    

    公元1272年,蒙军的第一门“回回炮”试射成功。第二年,它们就被调往襄阳前线。当它发出的弹石击中了襄阳城楼时,《元史》记载:
    “置炮于城东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
    水军与“回回炮”的加入,无疑让蒙军如虎添翼。
    四、南宋将帅失和
    襄阳之战与其说是南宋与蒙元的战争,不如说是“吕家军”与蒙古人的战争。
    战争开始时,吕文德为荆襄地区主帅,而其弟吕文焕是襄阳城内的主将。另外,前文提到的范文虎为吕文德的女婿,夏贵、刘整也是吕文德的旧部。
    吕氏之所以能够成为南宋在荆襄地区的中流砥柱,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整个王朝的命运,这与南宋权相贾似道对他们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
    

    然而,正是南宋对吕氏一族的过分倚重,让其成为一股尾大不掉的力量,最终造成了宋军内部严重内耗。
    公元1269年,蒙军大举围攻襄阳城,战事日益紧急,夏贵、范文虎却接连败北。特别是范文虎,汉水一战,他仅以身免、全军覆没。
    这年冬天,宋廷又任命淮东的宿将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督师支援襄阳。
    李庭芝虽是进士出身,但文武双全,年轻时曾担任南宋名将孟珙的幕僚,被其视为知己。孟珙去世后,李庭芝逐步展露头角,成为南宋末年为数不多的名将。
    可是,李庭芝却不受吕家军的欢迎。特别是范文虎,他既不愿受其节制,更怕李庭芝会跟自己争功。
    

    于是,范文虎便写信给贾似道说:“吾将数万入襄阳,一战可平,但无使命于京阃(李庭芝),事成则功归于恩相矣。”(《续资治通鉴》)
    在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贾似道选择了支持自己的亲信,命范文虎节制李庭芝。
    可范文虎是个出了名的“常败将军”,大战正酣之际,他竟然还是“日携美妾,走马军中为乐”,李庭芝空有一身本事,却无兵可用,他数次劝范文虎进兵,却都被其搪塞过去。
    一方面,宋军内部将帅失和,互相掣肘,无法对襄阳外围的蒙军构成实质威胁。另一方面,刘整带领蒙军在汉水中间加筑实心炮台,上面放置弩炮,把水上交通全部阻断,宋军想通过水上向襄阳城内运输物资变得愈加困难。
    在这种艰难情况下,曾经突破重围进入襄阳的民兵张贵、张顺等人,制定了与范文虎内外夹击,破解襄阳之围的计划。
    可惜的是,由于走漏风声,加上范文虎、夏贵等人怯战失约未至,导致张贵等人孤军奋战,全部战死。消息传到襄阳,守军士气大受打击。
    

    五、襄阳最终陷落
    公元1273年,为攻破襄阳,元军开始对与之唇齿相连的樊城开刀。
    攻城开始以前,刘整就派水军切断了襄阳与樊城的联系。阿术则率领五路元军进攻樊城,同时参战的还有由“回回炮”。
    在大炮的配合下,元军很快攻入了樊城。城破之时,宋军将领牛富带领死士与元军巷战,《元史》记载:“死伤不可计,渴饮血水。”最终,牛富等全部阵亡,而樊城陷落后,元军也开始屠城,对襄阳形成了强大心理震慑。
    1273年初,襄阳城内的情况更加危急,虽然粮食还足用,但军需物资匮乏,城内“撤屋为薪,缉关会为衣”,而吕文焕的更是“每一巡城,南望恸哭而后下,告急于朝。”(《续资治通鉴》)
    

    可是,面对元军的重围,南宋已经是无可奈何了。一方面,元军围城长达5年之久,宋军也曾组织过7次大规模出击,但往往以失败告终,未能打破封锁。另一方面,贾似道对襄阳战事多有隐晦,导致战机一再贻误,最终不可收拾。
    1273年二月,元军致书吕文焕:若其投降,可保城中老小性命。另一方面,他们又将“回回炮”移至襄阳,开始攻城,史料记载:
    “一砲中其谯楼,声如雷霆,震城中。城中汹汹,诸将多逾城降者。”
    而身经百战的吕文焕,对“回回炮”的反应也是“大惧”。在元军的诱降和兵威面前,吕文焕选择了献城投降。
    至此,长达五年之久的襄阳之战结束。
    襄阳之战以后,南宋的国防形势急转直下,两淮、京湖、川陕三大战区被一分为二,从此支离破碎,再也无法首尾相顾。而元军经此一战,无论是水战能力还是攻城能力都得到了巨大提升,补齐了两方面的短板。如此一来,南宋便加速灭亡。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