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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青死亡事件发生后，虽然腾冲、陇川两地的领导和县“再教育”办公室封锁消息，要求当事人不准消息外泄，但仍然引起了社会及云南下乡知青的震惊。同时，关于知青为了返回昆明，躲开江桥边防检查站边防军的截堵而泅渡瑞丽江被暗流涌动的江水冲走、躲在卸空后的油罐车里过检查站最后被闷死在油罐车里、女知青为了搭乘便车回昆明,受到不良货车驾驶员的侮辱和强奸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
    我和施子杰、丘林、吴先明三人虽然都是昆明三中的同学，但他们三人都是初68届的初一学生，而我是高68届的，所以与他们互不认识，虽然我一直想对事件的幸存者作一个采访，但一直都未能如愿，直到我组织了两次同学下乡40周年返乡游活动后，才打听到施子杰已在陇川的傣族村寨安家落户，并招工到了陇川景罕糖厂工作，经过近一年多的电话联系，最后终于与施子杰联系好，于2011年5月16日在昆明金马坊附近的一个餐厅，实现了采访施子杰的愿望，以下为采访记录：
    一，请介绍一下你们三人的基本情况。
    我们三人都是昆明三中1968届的初一同学，我（施子杰）和丘林在初682班，吴先明在初688班，1969年2月到陇川县插队落户，在学校时我们就是好朋友，文化革命期间工人不上班、学生不上课的无聊生活使我们经常聚在一起玩，打发无聊的时光。
    二，是什么原因使你们萌发了要翻越高黎贡山的原始森林返回昆明的想法？
    当时我们还只是17岁的学生娃，从过惯了城市生活的昆明来到当时落后的云南边疆陇川县农村，丘林和吴先明还好，分在坝子的傣族村寨，而我则分到了贡佤山区的景颇族村寨。在昆明过惯了城市生活和自由散漫日子的我们，一下子来到人生地不熟且语言不通的边疆民族地区，悲观、无助的心态导致了我们3人都无法安心农业劳动，经常相约到章凤街的茶室和咖啡馆闲聊、打发时光，自然引起了社员的不满鄙视。悲观的心态和令人压抑的生活环境，首先使倍感压抑和失望的吴先明萌生了想办法回家的想法，徒步翻越高黎贡山到昆明的提议得到了不甘心在边疆当一辈子农民的丘林和我的响应，并开始为徒步翻越高黎贡山的行动进行准备。
    三，为翻越高黎贡山回家做了些什么准备工作？
    1969年是中国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第一年，当时地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外五县(现德宏州)的知识青年要想乘车回到昆明必须经过大队（乡）领导、公社（区）领导、县再教育办公室批准，再到县人保组（公安局）领取《知青通行证》，否则沿途必经的瑞丽江上的畹町桥、怒江上的功果桥、惠通桥等关卡将把你阻挡在波涛翻滚的大江那边。而按照程序去办理通行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按照当时不成文的规定，下乡第一年知青要申请通行证回家除非是家里死了人。因此，吴先明在思乡和倍感压抑的困境下，发出了不想干了、回昆明的提议后，立即得到了丘林和我的响应，以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行动，踏上了命运多舛的“不归路”。
    翻越高黎贡山回家的方案确定后，3个人私下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首先是在户弄乡向一个腾冲老人打听到一条旧社会走私贩私的通道，并按老乡的指点绘制了一个简易地图。这是一条从腾冲的界头通向保山的上江，再从保山的瓦窑走到大理的漾濞，这样可以越过高黎贡山并可躲开云南滇西重镇保山县的检查的走私通道，但这条路解放后已很少有人走了。行前，有不少同学都想了解这条路线，并让我们画了地图，如走通了好多知青都将按此路线翻越高黎贡山回家。为应付复杂路况，我们还在章凤做了依托芭蕉树杆和背包带泅渡江河的实验，甚至还请了一个算命先生问了此行的凶吉，但在得到此行不吉利的凶卦后，仍未能阻止我们壮士断腕的决心，义无反顾地在做行前的准备，并于1969年9月12日带了6盘军用背包带和简单生活用品，买了一斤半饼干就离开陇川，开始了回家之路。
    四，请介绍一下那几天不堪回首的“回家之路”。
    1969年9月12日按照约定的出发时间，分别从各自的村寨出发，来到了施子杰兄妹插队的芒胆寨子集中，开始了徒步回家的行程。
    第一天（1969-9-12）通过艰苦的的跋涉，从当时陇川县的城子乡芒胆社沿着被野草遮蔽、灌木丛生的山间小路爬上了高度仅次于高黎贡山的陇川王子树山区住了一晚。
    第二天（1969-9-13）从陇川王子树沿山间小路下到梁河县的坝子勐养区找同学杨炯明住了一晚。第一、二两天的山路虽然不好走，但在回家的信念支持下，轻松的翻越了几座原始森林覆盖的山头，两天的行程近80公里。
    第三天（1969-9-14）从梁河沿着平坦的公路来到腾冲县的荷花乡，与陪同而来的杨炯明等3位同学在农田里找了一个窝棚里住了一夜。
    第四天（1969-9-15）一早，与专程来送别的同学告别，似乎有什么预感他们几次劝我们不要走了，去意已定的我们与3位知青同学告别后，向腾冲县的曲石进发，当晚在曲石住了一晚。
    第五天（1969-9-16）从曲石走到腾冲的界头，此时，已进入高黎贡山的地界，我们在一个叫陈家坡的生产队找到一个知青户住了一晚，天亮后正式翻越高黎贡山，到下午4点左右到达山顶时，遇到了几个到高黎贡山的汉族采药人，再次向他们咨询了是否能通往保山的上江，并得到了确定的答复。尽管还未进入高黎贡山的密林深处，但在翻越大山的途中，已能看到山脚下的怒江，途中还能看到了野牛出没。
    天，逐渐黑了下来，本来就很不明显的山间小路被茂密的山草遮蔽了，但为了找一个歇脚的地方，我们仍摸索着往山下走，甚至依靠着背包带互相拉扯着往前行走，已经感到迷路的我们，只得在一个石块处歇下来，寒风中我曾经提议我们折返回去，找采药人住一夜再说，但吴先明提出我们已经什么都准备好了，没有必要折返回去，这样我们在寒风中度过了一夜。
    第六天（1969-9-17）天刚亮我们就开始找路，从我们昨晚歇脚的地方可以看到，只要过了我们眼前的山沟就可找到对面山上的那条小路，但下到山脚后，我们转来转去都绕不出来，这时我们才意识到，这条所谓的走私贩毒通道，解放后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的打击，已经很少有人走了，原来的山间小路早已被山草覆盖。就这样反复的找路直到天黑都没有转出谷底，这时，天又下起了雨，我们只得找个地方烤火喝水，仅剩的一小点饼干也在谦让中吃完了，我们在又冷又饿中熬过了一夜。
    第七天（1969-9-18）什么吃的都没有了，被困在原始森林里的我们开始慌张了，我们不断地用背包带连接起来往下探路，但看到前方是70-80米的悬崖无法通过。身体忍受饥饿、寒冷、疲惫已经快到局限、不祥和恐惧笼罩在我们三个人的心里，我再次提出只能往回走，去找挖药人讨一点吃的再说，精疲力竭、又困又饿的我们直到夜里才摸索着回到采药人的窝棚，因为下雨采药人已回去了。我发现窝棚里有个被丢弃的南瓜，我把腐烂的部分抠掉后吃了一点，还能吃，我让吴先明和丘林也吃一点，但他俩不想吃并倒下睡去。
    第八天（1969-9-19）早上醒来我看到吴先明已是奄奄一息，喊也喊不醒了，丘林有气无力的在旁边说已无力回天了。这时天已放晴，可以听到山脚下的水流声，几天没有喝到水的我们连自己的尿都撒不出来了，丘林叫口渴，但我和丘林已气息奄奄，迈不动双腿。我迷迷糊糊中大约到下午4点多钟醒来已不见了丘林的身影，我努力地叫喊丘林，听到丘林回话说“我去喝点水就回来”，并艰难的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但到天黑都不见他回来，再喊已没有回应了。事后救援人员告诉我，其实丘林倒下不起的地点离窝棚也只有20米左右，身边还准备了有一个可以盛水的香烟筒，最后的时刻他已经无力张嘴喝水，也无法将水带回来，永远的倒在了高黎贡山的山涧旁。
    第九天（1969-9-20）进入昏迷状态的我，不断地产生幻觉，一会觉得已经回到昆明、一会儿又觉得自己已经死了。大约到了下午时分，我隐约听到山上有人讲话，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我拼命喊救命，大约断断续续的叫了10来分钟，也没有声音回应，我不断咬自己的嘴皮，强迫自己不能昏迷过去，拼尽最后的力气不停的喊救命，一直到采药人进入窝棚。我告诉他们，我们是陇川的知识青年，请你们救我一下，由于当时正值大搞阶级斗争和政治边防的年代，他们几人在窝棚外商量了一下，排除了我们不是“阶级敌人”后开始救援，至今我都记得是一个叫陈善朝的采药人把我背到他们的窝棚，并用白糖煮了一点酸木瓜水小点小点的喂到我的嘴里，到了晚上又煮了一点清稀饭给我吃，慢慢地我恢复了一点体力。
    第十天（1969-9-20）次日一早，采药人让我在窝棚里休息，他们去找丘林，回来后告知我丘林已死在山泉水边和准备打水回来的情节。原准备在山上采药10天的采药人商量了一下后，与我协商，让我尝试着在平路上由他们搀扶着自己走一下，到爬山时由他们轮流背我，先把我送到村里，然后向公社汇报请求公社派人到山上处理丘林和吴先明的遗体，就这样我幸运的活了下来。
    五，死人事件发生后，相关部门做了些什么工作？
    采药人把我送到村里后，立即向当时的公社领导汇报，公社立即向腾冲县领导汇报。当时正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委派省革委会副主任刘殷农率云南省知识青年慰问团在保山地区和外五县进行慰问，刘殷农得知此事后，立即指示腾冲县领导马上将伤员送到腾冲县医治，指示陇川县“再教办”派专人到腾冲安抚慰问伤员，处理善后。这样，我1969年9月23日被送到腾冲县医院医治，次日陇川“再教办”人员赶到腾冲，到医院看望了我，然后去为丘林和吴先明的后事做准备。
    1969年9月25日陇川县再教办负责人范志文带领善后工作组在腾冲采药人的带领下，带着买好的丧布和棺材板等物品上山，将两人的遗体按照当地的习俗，在出事地的山头上临时打了两口棺材就地掩埋，在坟头上立了木墓碑。
    六，对这件当时震惊社会的知青死亡事件，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如何处理？
    出事以后相关部门做出决定，可以通知家属，但不准到边疆探视。丘林和吴先明在昆明的家人接到昆明市革委会再教育办公室的通知，到市革委会拿到了一张高黎贡山上二人的坟头照片，并明确告知不能到边疆探视，不准外传。陇川县的军代表在我在腾冲住院的10多天中，也多次到医院交代我不能将事件外泄，1969年9月28日回到了陇川的生产队后，队里也按上边的要求一再交代不能向外讲，所以，尽管很多人都知道有这件事，但事件的影响还是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多年以后已被人们淡忘，后来我约了几个同学到当时出事的山上看望丘林和吴先明的墓地，但已经没法找到了。（采访结束）
    “他们俩已经回家去了”。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
    丘林---昆明三中1968届初一2班学生，享年17岁。
    吴先明—昆明三中1968届初一8班学生，享年17岁。
    我十分感谢知青施子杰接受了我的采访，尽管听说当年陇川县史志办的人也采访过施子杰，但采访的的文书只是留作存档，更何况没有知青经历磨练更没有知青情感的史志，是不能把当时那撕心裂肺的煎熬和处于深度绝望和恐惧的情景很好地体现出来的，更无法理解当时处于最底层的知识青年为何冒着生命危险去翻越高黎贡山回家，所以笔者希望在全国大规模的知识青年山上运动43周年（编者注：采访时间为2011年），也是当年发生昆明知识青年翻越高黎贡山饿死、冻死深山43周年的日子，尽可能地把当年的这一事件，对事件的幸存者施子杰的采访，通过知青口述历史的形式，把事件还原出来，同时也为是抢救知青历史文化做出努力。
    口述人：施子杰，昆明三中1968届初一2班学生，1969年2月知青插队到云南边疆陇川县，与已故的丘林、吴先明一同参加了当年翻越高黎贡山回家的行动，是唯一的幸存者，获救后回到插队的陇川县章凤公社户弄乡，在后来的知青招工时到了陇川景罕糖厂工作，并与本村的一个傣族姑娘结婚，安家落户在陇川景罕镇芒旦村，至今生活在边疆过着平静的生活，生育了两个女儿已长大成人。
    采访人：赵德深，昆明三中1968届高一3班学生，1969年3月知青插队到云南边疆瑞丽县，1971年知青招工到昆明铁路局工作，直到退休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