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族群·国家认同——当代藏文学中的土司书写(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7:11:35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 彭超 参加讨论
二、土司制终结历史必然性的形象揭示 族群视野下的文学书写，面对“情感真诚”与“历史真实”，小说有时会将“历史的荒凉”置换为“想象的美丽”。例如，关于历史上的文成公主与战争以及爱情，今天的人们更趋向于浪漫的爱情想象，而有意忽略文成公主孤独终老的历史真相。文学功能一是再现历史风貌，二是塑造美好景象表达向往之情，《康巴》则是二者兼有，在真实与想象之间写出土司制度下的康巴风云。土司制度在边疆治理与家国认同上起到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是，本着“从俗治宜”的土司制度也并非一剂万能良药，随着时代变迁，国内国际环境变化，土司制度逐渐从“顺应”历史潮流发展为“相悖”于时代发展。 从区域到国家，土司制度在稳固家国观的同时，也存在区域与中央王朝之间的力量博弈。以今天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的报恩寺为例，这原本为明代龙州宣抚司世袭土官佥事王玺模仿故宫修建的土司官寨，后被朝廷发现有僭越之态才被迫改而称为寺庙。建筑式样的僭越泄露地方土司对中央王朝的觊觎。土司对中央王朝权利的觊觎在藏区之外也有类似现象，例如土家族唐崖土司。中国传统风水素有关于风水能决定一个地方是否出皇帝、宰相等大人物的说法，所以中国人建房造屋以及为祖先选择墓地都及其讲究，相信好风水能福泽子孙后代。民间关于土家族唐崖土司与中央王朝之间的“风水之争”隐射了两者之间的微妙对峙。[3]如果说民间传言不足为信，那么今天现存的唐崖土司官寨遗址能证明之。唐崖土司官寨占据整座山势，依山而建，仿照中央王朝范式与规制，甚至面积比紫禁城还要大的土司皇城。“……修建了玄武庙、大寺堂、铁壁等庙宇楼阁，又立了功德牌坊，小衙门，这样一来，唐崖官寨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紧凑、井然有序的坊制结构，俨然唯我独尊的家天下，其排场和规格和紫禁城相差无几，面积甚至比紫禁城还要大。”[1](P.337)唐崖官寨与报恩寺的建筑样式掩映出土司对中央王朝之间的微妙形态，暗含土司对中央王朝权利的向往与觊觎。据此，可以见出历史上土司与中央王朝之间的从属关系一度时期是亲密与对抗同时存在，而“亲密”与“对抗”两种关系中，哪一种为显性存在则取决于土司与中央王朝之间的权利关系博弈，其中主要决定因素在于中央王朝力量强大与否。 土司自己制定法律，对所辖领地的居民拥有绝对的生杀权，其衣食住行是名副其实的“土皇帝”做派。由于环境的封闭，甚至“土皇帝”较之于真皇帝在一定时期更为目空一切、为所欲为。以历史上皇帝与史官(言官)的关系为例，即便是中央王朝的皇帝对史官犹有所忌惮，而麦其土司因为不满意第三代书记官秉笔直书便将其直接废掉。在政法上，土司可以完全按照自己个人意愿制定法律，并且还有专门的行刑人。权利之大，如《尘埃落定》中麦其土司二太太所言，唯有对风雨自然无能为力管辖外，其余一切都是以土司的个人意志力为准绳。再如，封闭环境下的盲目与自大，古有“夜郎自大”的笑话，近代有康巴地区德格土司将“天地之大”视为“几万平方公里领地”的笑话。“那时候，因为交通不便，空间封闭，人们居住在一个小小的国中也会以为疆域广大。从原岭国疆域中崛起的德格土司拥有如今几个县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司后，也自诩为‘天德格，地德格’，意思就是天地之间都是德格。”[4](P.9)阿来在《尘埃落定》中写到，由于道路不通，有的土司头脑一热就忘记自己的土司封号来源于何处，即，忘记了国家之下才是地方的从属关系，而妄自尊大起来。 当代藏文学中的土司书写以互文性方式补充映照着历史进程中的土司文明，写出土司制度与历史潮流的“顺应”与“相悖”。土司制度在一定历史时期促进了区域地方建设，提升族群文明，但是其负面性也是显著存在。 在土司权利庞大的历史时期，土司的毁灭多半来自于土司阶层内部的腐朽。梁炯·朗萨《布隆德誓言》以追溯的手法，描写延续七十多代的翁扎土司家族因为权力争斗导致内乱，最终自我覆灭的悲剧性命运。她以文学的笔触进行历史想象，书写土司时代的爱情悲歌、家族悲剧；书写农奴起义的风云突变，展现历史的必然性要求与历史的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 如莫言对故乡东北高密的描写，泥沙俱下，写出故乡的蛮勇与温情，人性的卑劣与美好。达真的故乡书写，魅惑与荒凉、天堂与卑微、美丽与丑陋、淳朴与血腥……混杂着各种气息扑面而来，呈现一个混沌而真实的康巴。土司制度的世袭制在给土司带来归属感的同时便是极权。绝对服从是极权的表征，极权有时会因为个人意志的荒诞显示出制度的荒诞性。《康巴》中绒巴大少爷(云登之子)巡游领地时，以一只公鸡的行走路线来作为边界划分标准，这样荒唐的事件在极权的淫威与活佛的威严下获得合法性。绒巴少爷的荒淫与愚蠢在巡游中显露端倪，也暗示了世袭土司制度后续的无力。“天堂”与“人命如草菅的卑微”共同构成藏区的“二元对立”。绒巴少爷喜欢美食便可享受一百个厨子的专业服务。但是低贱的农奴生命价值仅仅等同于“免除内外差役”与“三天的超度”。[2](P.51)西方人鲁尼为之愤懑：“人的权利在哪？人的命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难道没有草贵吗？这些亡灵的‘转世’何时才能真正成为这片草原的主人？”[2](P.51)土司制度玷污了他眼中美好的藏区。西方异域想象的西藏世界是没有饥饿、犯罪和滥饮的带有精神性、神秘主义的世界。但是现实世界，土司制度下的农奴西藏与西方西藏印象相差甚远。“神智论创造了一种理想的、神秘主义的，没有饥饿、犯罪和滥饮的，与世隔绝的国度，一群仍然拥有古老的智慧的人群。这个西藏形象与农奴时代的西藏现实相差很遥远，但却从不同的方向塑造了西方人对东方、尤其是西藏的理解。这个理解的核心就是超现实的精神性。”[5](P.23)土司时代，农奴生命卑微如牲口，人权对于此时期的藏区而言是一个陌生的词汇。达真对于土司的历史想象具有思辨性，土司制度的光明与晦暗一并呈现在其小说文本之中。《康巴》从人性的角度破灭西方视阈下的“东方幻象”。 山高皇帝远，土司极权的膨胀激发人性贪婪。在极权的保护屏障之下，人性的贪婪一旦被激发便失去约束地如山洪般爆发。对财富、美女、权利无止境的渴求，将人性弱点暴露无遗。云登吐司与降央吐司成为正义与邪恶的对比参照物，诠释着土司制度下地方治理与土司个人意志之间的关系，民主、公平和正义没有制度保障。世袭土司制度的极权，如同顽疾一般地阻碍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文明的提升。 时光流逝，土司极权带来的腐朽以及时代浪潮更替带来的不同政治格局，注定土司制度在历史舞台的谢幕。《尘埃落定》中土司们为追逐财富，让土地遍种罂粟导致饥荒；因为荒淫而集体染上梅毒，导致传宗接代的命根腐烂。贪婪与腐烂，隐喻着土司制度的陨灭。 近代中国政治动荡，内忧外患。这反映在尹向东小说《风马》中，便是康定大佬们走马灯似的人物轮番登场。《风马》中辉煌的日月土司被时代潮流终结，最终汇流到时代大潮。《康巴》中云登土司家族的衰落与军人郑云龙的崛起，表明着时代变迁是历史必然趋势而非个人意志力所能左右。从历史层面分析，土司制度源于中央王朝的地方治理，也终结于中央王朝的地方治理，土司在历史长河中扮演着地方土皇帝角色，其弊端正负两面性如阳光的光明与阴影。土司制度对生产力的阻碍作用以及在近代政治格局中对中央政权的不稳定性，都使得土司制度的陨落成为历史的必然要求。 从近代社会发展看，伴随现代科技文明发展，火车、汽车、飞机这类快速交通代替了以前单靠马与船的交通方式。交通发达带来地区之间、国家之间交流的频繁，显示出全球化时代来临的征兆。大清王朝的闭关锁国早已不再适合国际环境，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打开国门是时代、政治、军事的必然要求。就空间距离而言，中央王朝与边疆之间不再是遥远的空间距离，政策下达与制度实行与否的监督管理便捷方便。土司制度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显然消除。 阿来的《瞻对》是以史料为基础的非虚构性叙事，叙述瞻对的战乱以及土司与西藏噶厦政府还有大清王朝的关系。小说以地方性视野分析瞻对区域和平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指出族群的国家认同遭遇向心力的分裂，土司淡出历史舞台是时代的必然要求。在动乱的政治格局中，如果继续实行极权土司制度，则意味着将国家领土主权命运交凭土司个人意志，然而，土司个人无法承载民族国家命运的重负。土司个人内心欲望大小、视野长短都具有不一致性，这都给区域和平与国家安危带来无法预料的不稳地性。《尘埃落定》中，众土司不知道选择共产党或国民党意味着什么，对于两党奉行的社会路线完全不明了，他们的选择主要基于私人恩怨或茫然。封闭的环境，封闭的视野，当世界已经天翻地覆地变动着，从土司到农奴，他们还固守千年不变的思维。国内国际的外在环境以及几百年以来形成的土司制度的极权与腐朽没落都要求土司制度陨灭。 当代藏族文学作品中的土司书写，书写土司制度对于区域经济文化建设方面具有重要的历史贡献，同时也表现了土司极权的负面性；从土司制度弥合了“中心”与“边缘”的时空距离，在稳定区域和平的同时，也促进了族群的国家认同，但是土司与中央王朝之间的权利关系既有亲密的从属关系，也有此消彼长的博弈。近代国际政治环境的变迁以及中央王朝的式微，土司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悖离了本着“从俗从宜”建立土司制度的初衷，不再适宜于近代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当代土司制度研究有助于以史为鉴，为当下的族群书写以及之后的边疆治理提供一份历史的思索。 历史研究是自我心灵的认知，当土司制度已经成为历史的记忆，今天再度梳理当代族群文学中的土司书写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即，以史为鉴，防患于未然，为如何有效治理边疆问题提供一份历史的参考。土司制度及文化研究有助于更好处理中心与边缘的相处关系模式。在后现代的今天，重温土司制度，可以让当下族群文学中的民族共同体书写更具理性，因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所以研究历史是为了获得自我。土司研究，重现历史真貌，有助于“我来自哪里”的追问，在一定意义上破解对历史单向度的想象性叙事。逝去时空不单是“黄金时代”，不单有宁静致远的乡村时光，还有贫穷、闭塞与等级森严制度下人文关怀的缺失。土司制度中，对于广大农奴而言，人性尊严的严重缺失是其表现状态之一，例如，灭绝人性的残忍刑法，挖眼，削耳，抽掉脚筋，用湿牛皮裹身体暴晒等等(见于《康巴》《尘埃落定》诸小说中)。但具有思量意味的是，在后现代的当今社会，回溯历史时，民族历史记忆常被想象成一个美好的黄金时代。历史想象停留在神性的理想王国，美丽雄阔的自然景观、神秘族群等意象遮蔽了历史曾经的辛酸苦楚。历史的结构性记忆，总是在有意无意间规避不好的一面，选择愿意保留的一部分记忆。反思今天的众多牧歌咏叹调，多了一份浪漫的诗意想象，关于祖先的历史记忆缺失现代性辩证思维，将复杂的历史生成走向简单化处理。远离时光隧道的牧歌化写作，在想象世界中构建虚幻性历史记忆。历史单向度写作在麻痹写作者的同时也让写作者失去自省的能力。当代藏文学中的土司书写，对于当下民族文学牧歌化想象写作现象而言，是历史的警示，警醒直面历史的温暖与冰冷阴暗。当代藏文学中的土司书写是具有“痛感”的历史回望，而这样的“痛感”是必要的，放眼世界，经典文学巨著通常都是具有“痛感”的文学，历史的反思性梳理是当下民族文学扩展深广度的必要途径之一。 《康巴》等小说中的土司书写，在具体的历史坐标中展现时代洪流与个人的历史抉择，从区域、族群视野下展现特定时空下土司的家国情怀，凸显“国家认同”与“区域族群”唇齿相依的紧密内在联系。在现代多元社会，民族主义与后现代思潮以不同的方式建构或解构着历史。在反帝反殖时代，民族主义成为中华民族共同抵抗外辱的强大思想武器；在今天非战争年代，被解构一切的后现代思潮裹挟的民族主义削弱了中华民族国家身份的认同感。“通过分解结构的统一性，这一方法将多元性发展为新的主体论，从而为分裂型民族主义提供基础。从认识论上，这是以多元时间为框架‘想象’或建构新的民族体的努力，一旦民族体建构完成，多元时间也就转化为一元时间。最后是将民族概念转化为超越族裔性的主体性。以全球史取代一切以民族、地域为中心的普遍历史。国际主义与世界主义是这一普遍历史的两个不同的政治版本。”[6](P.186)后现代将历史作为文本书写，否定历史理解的可能性，复杂的历史只剩下抽象的个人。这种书写可以理解为超越民族、超越国家，正如马克思主义唯物观所言，历史与个人都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剥离了具体的生产方式、经济形态，空谈历史与个人，都是无所依附的“悬空”。阿来、达真等藏族作家关于土司的文学书写相互印证补充，以民族志的方式呈现土司时代藏区风云，具有文学与史的双重价值。 注释： ①参见同美《神鸟、象雄与嘉绒》，载于《西南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同时参见同美、叶静珠穆《象雄十八王国与嘉绒十八土司之间的关系——象雄王朝在青藏高原西北部的终结与东南部的延续》，载于第七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50-269页。 参考文献： [1]楚西鸪.唐崖[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 [2]达真.康巴[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 [3]岳小国.从历史事件的民间叙事看改土归流——以鄂西唐崖土司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4). [4]阿来.阿来散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5]汪晖，陈艳谷.文化与公共性[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