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的文章我们已经解释过这层关系，但改朝换代其实是个“技术活”，曹魏政权到底有哪些弱点？司马氏如何摁住曹魏的脉门？才最终实现取而代之这一逆天之举的？
《军师联盟》中，吴秀波饰演的司马懿
一、 司马氏代魏的时代背景：曹操与豪族的生死战
在讨论司马氏代魏之前，我们需要对东汉以来的时代背景有一个比较充分的认识，这个时代的主基调便是豪族势力的兴起。
什么是豪族？简单来说就是“豪强地主”、“有钱人家”，依照川本芳昭教授的看法，豪族阶层的出现是秦汉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增长，经济持续繁荣，财富的累积达到空前的规模，广泛的贫富差距必然出现，产生了阶层分化的新局面，而豪族正是上述阶层分化的结果。
常言道“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一个社会里有一批相当有钱的人看上去不该是件坏事，但我们应当意识到秦汉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在这个“一君万民”的体制下，国家需要依赖数量庞大的农业人口收取税赋、征用劳役，而豪族的出现恰恰成为了此一稳定体制的破坏力量。
豪族依靠其巨大的财富，在地方上四处兼并土地，导致大量平民破产，这些丧失了土地的平民不得不依附于豪族门下，成为其佃户、徒附，乃至奴婢，上述被豪族隐匿了的人口也就此脱离了国家的掌控，不再向中央政府缴纳税赋了。随着国家掌握的人口不断减少，财政必然陷入紊乱，西汉的覆亡便是源于失控的土地兼并问题。
东汉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是地方豪族的胜利，光武帝刘秀正是倚仗南阳地区的一批豪强势力的支持实现全国统一的。因而，与西汉相比，东汉豪族的力量更加强大，并且具有了新的特点。
汉光武帝刘秀（阎立本《历代帝王图》）
杨联陞先生在《东汉的豪族》一文中，将东汉时期的豪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凭借中央势力而突然得意的，即宗室、外戚与宦官。一类是自己渐渐发展起来的，即一般高官及地方豪族。”这其中，前者是“皇亲国戚”，大富大贵，自无可说；而后者的所谓“渐渐发展”就大有玄机在内了。
这里所说的玄机指的是东汉的地方豪族借由控制选举制度来巩固自身力量。
众所周知，东汉施行的是征辟察举制：一方面，朝廷每年会要求州郡官以“乡举里选”的方式举荐若干人才（多为“举孝廉”）以备中央选拔，另一方面，州郡亦可自行“辟除”，登用“掾属”，处理地方事务。随着地方豪族介入选举，大量豪族成员被输送至各级官府，他们开始逐渐左右仕进门路，只推荐和选拔自己的亲信担任官职。如此一来，被选举者自然对选举之人感恩戴德，全心全意地团结在几个强有力的豪族周围，形成“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局面。
更有甚者，东汉在选官制度上“任子”的规定又给予地方豪族扩充其政治影响的机会。“任子”是一种荫袭的特权，汉安帝时便曾下诏“以公卿校尉尚书子弟一人为郎舍人”，在如此“特别优惠”之下，到了东汉后期，朝廷中累世为官的豪族已不罕见。
比方说，《军师联盟》中与司马懿“针尖对麦芒”的杨修，其家族——弘农杨氏，自太尉杨震以来，“四世三公”（即家族四代中皆有人担任司徒、司空、太尉三项官职者），是名副其实的显宦大族；无独有偶，袁绍的家族——汝南袁氏，自司徒袁安以来，也同样是“四世三公”，政治力量大得惊人。
《三国志》卷六称袁家是“势倾天下”，裴松之注复引《魏书》，说袁氏“自安以下，皆博爱容众，无所拣择；宾客入其门，无贤愚皆得所欲，为天下所归。”
《军师联盟》中，翟天临饰演的杨修
像袁氏这样的豪族，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办法，一旦在军事上又掌握了自己的武装，很容易就转变成强大的割据势力。东汉自黄巾起义之后，朝廷统治分崩离析，各地豪强拥兵自重，互相杀伐，这其中，几支主要的割据力量无一不脱胎于旧有的豪族集团，如河北的袁绍、淮南的袁术、荆州的刘表等等。
但一个人的出现彻底打碎了豪族领袖们称王称霸的美梦，此人便是曹操。曹操并不是豪族中人，他的父亲太尉曹嵩虽位居三公，却是靠给宦官中常侍曹腾做养子得到的官职，鄙夷曹操的人说他是“赘阉遗丑”。微贱的出身让曹操一直很自卑，建安十五年（210年），他在有名的《己亥令》里还念叨着：“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
不过，自从曹操打定主意要一统中原之后，他便义无反顾地站在豪族的对立面上。官渡一战，他以少胜多，击败袁绍；庙堂之上，“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他也不手软，孔融、杨修等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都做了他的刀下鬼。
曹操视豪族势力为阻碍其统一进程的最大敌手，他厉行法家的治理手段，去浮华、抑豪宗、清吏治，所谓“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傅玄语）、“魏之初霸，术兼名法”（《文心雕龙·论说》）。这种统治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打压得豪族阶层喘不过气来。
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形势图
与政治上的“法术”相配，曹操在选举制度上废弃了察举制中有关儒家“名教礼法”的一整套取士标准，鼓吹“唯才是举”，他曾多次下令求贤，表示不管过去是多么寡廉鲜耻、不仁不孝的家伙，只要真有“治国用兵”的本事，都能在他麾下讨碗饭吃。这样的取士标准被作为正式的政府文告发布出来，对当时人心的影响，无疑是爆炸性的。
后世儒者多有痛责曹操的“唯才是举”极大败坏了社会风气，像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就说：“夫以经书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
但应当看到，曹操的“唯才是举”与政治上的打击豪族是一体之两面，“唯才是举”削弱了东汉以来豪族人物借由干预选举，垄断仕进门路的能力，用人行政的大权自此集结于他曹某人之手，无疑起到了巩固曹魏政权的作用。
总之，曹操抑制豪族的一整套办法，对于其最终削平群雄，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东汉以来中原战乱的局面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二、司马氏代魏的初章：“九品中正制”的出台与异化
《军师联盟》第25集，司马懿对身旁的陈群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大魏可以马上平天下，而不可以马上治天下。”曹操的“唯才是举”确实在一个时期内从平民寒士中拔擢了大量人才，但它只可能在戎马倥偬的战争时期有效，到了魏国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大体稳固，社会趋于安定，就难以再采取这种随机的方式，而需要重新引入一定的选才标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套有章法可寻的选举制度只能是对豪族成员入仕有利。因为，对于一个稳定的社会来说，选官用人的标准就不能不把德行、品行等要素纳入考虑范围，而这些衡量标准与过去东汉时代的察举制已无甚显著区别，最是符合豪族人物的“脾胃”。
曹操的“法家治术”尽管极大地压制和打击了豪族阶层，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消灭它。相反，曹操的成功同样得益于一批豪族出身官员的支持与效忠，这些豪族就包括了司马懿所在的河内司马氏以及陈群所在的颍川陈氏。
魏文帝曹丕与这些世家大族的关系远比其父密切，《军师联盟》里陈群、司马懿等人在曹丕尚未被立为世子之前，就陪伴其左右，赞襄擘画，曹丕最终能顺利登基与上述豪族成员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
如此一来，一方面，初挑大梁的曹丕还需要继续获取豪族阶层的支持，借以维系其统治，另一方面，豪族势力又希望在一个标准化的选举制度中恢复其久已沦落的政治影响力。两者一拍即合的产物便是一种新的选举制度——“九品中正制”或“九品官人法”。
《军师联盟》中，李晨饰演的魏文帝曹丕
什么是“九品中正制”呢？简单来说，中央政府会委派一些富有声望的官员前往各郡县担任“中正官”，察访各地士人，作出“品”、“状”，供吏部选官参考。所谓“品”，是综合士人德才、门第评出的等级。一共有九品，通常二至三品为上品，可以立即授予中央官职。所谓“状”，则是对士人德行、才能的评语，一般都很简短，只有一两句话，类似“天才英博，亮拔不群”、“清言明理，文义可观”等等。
唐长孺先生已经指出，九品中正制并非什么凭空创造出来的东西，而是东汉末年名士“清议”，品评人物风气的制度化。这项制度在一开始是很有些兼顾曹魏统治者与地方豪族两者利益的倾向的，因为尽管豪族人士有望获得更为上乘的“品”、“状”，可毕竟中正官是由中央委派的，理论上选拔之权还是操诸朝廷之手。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一旦各级“中正官”亦皆由“著姓氏族”充任，势必出现豪族人物“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局面，九品中正制中仅存的一丝“唯才是举”的气息也彻底消散。
自此，定“品”全凭门第，“状”则成了可有可无的废纸，九品中正制继东汉察举制后再度被异化为豪族阶层实现政治垄断的工具，豪族势力在东汉时代的“旧日荣光”不仅得以全盘恢复，而且“在政治上的力量比以前更为雄厚。”（王仲荦先生语）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九品中正制为豪族最终颠覆曹魏政权打下坚实基础，他们等待的只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来实现对曹魏的最后一击。
三、曹魏政权的内在局限和司马氏代魏的逻辑
偶然中蕴藏着必然，正是司马懿成为了代表豪族势力篡夺曹魏政权的不二人选。
《军事联盟》第25集中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情节，当曹魏宗室们围聚在一起，为曹丕代汉以及可以预想的封王进爵弹冠相庆的时候，座中的一位年轻人却对司马懿执意在此时上表曹丕要求实施新政（其主要内容就是“九品中正制”）的行为感到狐疑和不解，这位年轻人正是夏侯渊之孙、夏侯尚之子夏侯玄。
作为曹魏宗亲中罕见的有识之士，夏侯玄对九品中正制蕴藏的危险是有预见的，《三国志》卷九记载了他对九品中正制的负面看法：“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来，有年载矣，缅缅纷纷，未闻整齐······中正干铨衡之机于下，而执机柄者有所委仗于上，上下交侵，以生纷错······”他担忧中正官用人职权过重，会逐渐侵蚀朝廷权柄，导致“机权多门”的状况。
然而，如同电视剧中夏侯玄的叔伯们痛骂他“小毛孩胡说八道”一样，曹魏宗亲贵胄对豪族势力的复兴和壮大缺乏忧患意识。尤为可怕的是，随着时间流逝，宗室成员的才能素养都开始出现断崖式下跌，像夏侯惇、夏侯渊、夏侯尚、曹仁、曹洪、曹休、曹真那样文武兼资的干才已难觅踪影，代表宗室集团活跃在曹魏晚期政坛上的人物是曹爽、曹羲等众多的纨绔子弟，要他们与司马懿较量又怎么能成功呢？
《军师联盟》中，章贺饰演的曹真
文帝曹丕、明帝曹叡父子两代的统治则进一步加快了曹魏“自我毁灭”的速度。曹丕好大喜功，两次征吴皆无功而返，徒耗国力；曹叡耽于逸乐，大兴土木，导致民怨沸腾。两代帝王尚有一个共通的致命弱点：享祚不永、盛年早逝。
曹丕统治魏国七载，终年四十岁，曹叡统治魏国十三载，终年三十六岁。当临终前的曹叡有气无力地将年仅八岁的齐王曹芳托付给司马懿，让他十分“荣幸”地当了第二回顾命大臣的时候，明眼人都意识到曹家气数已尽了。
与曹魏王室的日薄西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司马氏家族的臻臻日上。通过联姻的方式，司马懿编织起一张豪族的巨网：他的妻母来自河内山氏，是“竹林七贤”中山涛的祖姑母；长子司马师娶泰山羊氏，是西晋名臣羊祜的姊姊；次子司马昭娶东海王氏；女婿则是京兆杜预。这些姻亲戚属无一不来自于世家大族，司马懿也就名正言顺地成为了地方豪族的代表和社会精英的领袖。
司马懿崛起的另一至关重要的因素在于他掌握了相当的武力，身处三国这样的乱世，军事力量在多数情况下是奠定个人权位的唯一基石，司马懿在曹真过世之后便开始全面负责针对蜀汉的战事，长期统帅大量的部队，渐渐确立起军事实权。到了曹叡统治末期的景初二年（238年），司马懿更是亲统四万大军远征辽东，一举平定公孙渊之叛，足见此时司马懿在军中的威望已达到了首屈一指的程度。
就这样，司马懿成长为曹魏后期在政治、军事领域皆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头面人物，作为豪族领袖的他又得到世家大族们的全力支持，其于正始十年（249年）的“高平陵政变”中，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诛杀曹爽，轻松攫取魏国军政大权，思之也就不足为奇了。
上美连环画《政归司马氏》封面
东吴的末代丞相张悌曾如此阐述他对司马氏代魏的看法：
“曹操虽功盖中夏，威震四海，崇诈杖术，征伐无已，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丕、叡承之，系以惨虐，内兴宫室，外惧雄豪，东西驰驱，无岁或安，彼之失民，为日久矣。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摧坚敌如折枯，荡异同如反掌，任贤使能，各尽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张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奸计立矣。 ”（《三国志》卷四十八注引干宝《晋纪》）
张悌认为曹操祖孙三代的统治没有获得民心，相反司马氏父子却能争取到民众的支持。然而张悌或许只解答了问题的一半，因为“民心向背”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地方豪族操纵的。
正如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所看到的，曹魏的固有局限在于，像曹操这样的开国者都富有领袖魅力（chrisma），凭借军事力量南征北讨、开疆拓土，可他的继承者却难以维系统治，只能寻求三种途径来巩固权力：整顿军队、建立官僚体系，或者寻求地方豪族的支持来稳定当地秩序。
显而易见，魏文帝选择了第三者，可他不会料想到，豪族的支持是有代价的，经由“九品中正制”，整个官僚队伍实现了“换血”，而曹魏赖以起家的军队又旁落至司马懿之手，上面提到的这三条路径皆成为权力让渡的“高速公路”。曹氏集团已慢慢被隔绝孤立，张悌的所谓“丧失民心”正源于此。魏国政局沦落到如此田地，即便没有司马懿，也一定会有豪族中人“取彼而代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