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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拍长江中下游自然景观
    从地形上看，它包括四川盆地、西南山地与长江中下游平原。与蒙古高原、关中平原、华北平原比较，长江流域诸区域处于中国国内地缘政治的三级位势。一般说来，政治控制力退至此线时政权多处衰落期，如果再继续失去长江，则国家就进入了要么换代要么分裂的前夕。比如中国历史上的东晋、南宋、南明，清时的太平天国乃至1949年初的蒋家王朝等，都是这样。
    南宋时辛弃疾虽不完全赞同“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说法，但也认为这是一规律性的现象。他说：“夫所谓南北定势者，粤自汉鼎之亡，天下离而为南北，吴不能以取魏，而晋足以并吴；晋不能以取中原，而陈亦终于毙于隋；与夫艺祖皇帝之取南唐、取吴越，天下之士遂以为东南地薄兵脆，将非命世之雄，其势固至于此。”
    下面我们还是由西而东，分段论述长江流域的地缘政治的功能和意义。

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地缘政治有相似的特点，黄河和长江都在大约东径110度的地方出现向东转折，在转折西面均留下富饶且有险可据的盆地，主要有关中盆地和四川盆地等。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富甲天下且依险易守。李白诗《蜀道难》就有“剑阁 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之说。四川盆地为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所合围，这大幅抵消了外敌进犯的力量。诸葛亮在《隆中对》中特别看好川西成都的地理形势，认为：“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立都于成都退可东据汉中、西扼剑阁，确保自存；进可由汉中北上陇西以进长安。
    
    
    值得注意和研究的是，在蜀地重庆和成都之间，川东重庆的战略位置亦不可小觑，它是从四川东出的桥头堡。控制重庆其退可固守。蒙古入蜀成败的经验值得注意。蒙军数次入蜀的目的是从西面打通东出三峡并与荆湖地区的蒙军汇合，而实现这一计划的关键是拿下重庆。然而恰恰在这关键点上，蒙军均遭失败。公元1239年8月，蒙军再度入蜀并夺成都，但在重庆受阻且被迫撤军。公元1258年，蒙哥挟西征欧亚凯旋的威势，兵分三路再次伐宋，入蜀蒙军轻取成都后随即困于重庆，久攻不克并致使蒙军统帅蒙哥陨命于合川城东5公里的钓鱼城，蒙军因此再度被迫北撤，将攻宋重点移至襄阳方向。
    重庆万州地区濒临长江三峡，扼川江咽喉，有“川东门户”之称，水路上距重庆市区327公里，下距湖北省宜昌市321公里，为川东水陆要冲，境内山峦起伏，由此出三峡可直取宜昌并进逼荆州，取荆州北可进南阳盆地进逼洛阳，东可进武汉直逼南京。与成都相比，重庆依险为固，易守难攻，为久攻而难见其利的天险之地。鉴于这些历史经验，20世纪初，四川军阀经营四川时亦将省政府和兵器重心放在重庆而不是成都 ，1937年底蒋介石国民政府为了持久抗日决定从南京迁都四川，但陪都的地址并没有象诸葛亮那样选在成都而是放在重庆，并使“重庆成为后方兵器工业中心” 。
    
    
    但是，西南的四川与东南的江浙一样，其地缘政治的意义对于全国的影响毕竟是局部性的。关于东南江浙，宋代李纲也认为：
    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复中原而有西北。
    至于西南四川，清人顾祖禹在《四川方舆要叙》开篇处说得更明白：
    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争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险而坐守之，则必至于亡。 以天下之大，仅存一蜀，蜀其不能逃于釜中矣。
    顾祖禹还补充说：四川之地“得其人则可守，非其人亦易失也” ，言据此仅守成遑论成事已属非常不易之事。唐人李白有诗《蜀道难》，开篇直呼“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四川盆地进难出更难：其处于低地、四面环山，周边居高临下的其他力量的牵制使之只可就近守成却不可远行出击。“交通状况决定战争的成败” ，诸葛亮数次北伐屡战屡败，刘备伐吴受阻于宜昌城下，非兵不勇也，此乃路途险困，天路不助其仰攻，故而力所不逮也。
    四川北面的汉中是蜀汉北伐的桥头堡，亦是蜀国军事重心所在。军事地理学者饶胜文认为：
    但以秦岭之高峻，每条谷道都曲折回旋，幽深险峻，不利于人力物力的大规模运动，尤其不利于粮草补给的运输。 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汉中对于南方的意义比起对于北方的意义来要重大些。这一方面是由于嘉陵江和汉水的原因，汉中与南方的联系更密切，另一方面是秦岭之险峻比大巴山更甚。自汉中越秦岭北进较难，越大巴山南进却较易。双方以秦岭为界，可共享秦岭之险；若以大巴山为前沿，则地理上的优势在北方。
    
    
    尽管如此，汉中对南北攻防双方的意义还是不同的。李宗仁曾任国民政府行营主任，他在回忆录中说：“汉中一带是一片沃野，秦岭在其北，嵩山山脉在其东，汉水横贯其中，地形险要，物产丰盛。我国自秦、汉以降，历朝都以汉中为屯兵之地。”
    汉中北面的秦岭东西绵延1500公里，南北宽达100至150公里，其海拔多为1500至2500米。从北面攻防的角度看，汉中易于攻取，但若要占领，后勤补给则要翻越秦岭，路途艰险会使占领成本巨增；若占领失败需要退出，同样要翻越秦岭。秦岭高险攻南会势如破竹，退北则会将自己置于孤悬绝境。
    公元215年，曹操轻取汉中，公元219年，刘备在定军山斩曹守将夏侯渊，曹操领兵西援，“其粮草给养从关中乃至中原内地运来，经过数百里，上千里的跋涉，对于国家和民众来说都是极为沉重的负担，象南阳等地甚至因此激起了民变 。而刘备方面则可凭险固守，曹操多次告诫下属：“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 后来魏明帝曹睿（公元204～239年）欲攻汉中，魏重臣孙资劝阻道：“今若进军南郑讨亮，道既险阻，计精兵又转运镇守南方四州遏御水贼，凡用十六万人，必当复更有所发兴，天下骚动，费力扩大，此诚陛下所宜深虑。夫守战之力，力役三倍。” 明帝由此止步。
    
    
    军事地理学者宋杰在其专著《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中评价说：
    曹操深知汉中战略地位的重要，又痛感大军在此地驻防殊为不易，所以把该地形象地称为“鸡肋” 。在国力并不十分强大，中原残破，百废待举，又要兼顾东线战事的情况下，死守汉中对曹魏来说，代价太大，有些得不偿失。不如把它抛给蜀汉。因此他最终还是采取了放弃汉中的做法，将对蜀作战的正面防线收缩至关中，把秦岭难以通行运输的困难抛给蜀汉一方。利用“五百里石穴”的天险来阻碍对手。并迁徙百姓，将汉中变成空旷无人的荒野，使蜀军在北伐时无法在沿途获得补给。自己则通过防守不战来休养生息，恢复和增强国力，为将来的统一战争作好物质准备。
    从南面攻防的角度看，由四川盆地入汉中只需翻越其险峻程度远不如秦岭的巴山，路途险而不远；依托四川盆地丰富的资源供给，据险固守，相对北方由秦岭南下的势力要容易许多。刘备认识到这一点，公元214年刘备占领益州（成都），进逼秦陇，曹操意识到关中所受的威胁，即于次年西征，打鲁张鲁，控制汉中。当时刘备预言：“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 公元215年，曹操轻取汉中，而刘备终不与之交锋，公元219年，曹“积月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果引军还。先主（刘备）遂有汉中。” 蜀军的防御因后勤供给充分而产生的时间优势消蚀了曹军进攻因居高而产生的空间优势。
    当然，曹操放弃汉中的大前提在于汉中不是曹魏统一全国战略的重心，曹操定都洛阳而非长安，这说明他的战略重心和方向在南面江淮流域：他是要打蛇七寸，从蜀吴联手最薄弱的中间地带突破，对其实行各个击破，从而实现全国统一。因此，被曹操视为“鸡肋”的汉中地区，自然不会让曹操在此投入太多的军事资源。
    
    
    曹操后将部队撤至长安、陈仓（今宝鸡东）一线并长期固守，曹魏从战线收缩中节省了大量的军事资源，使其可专注于东南方向；另一方面，作为其连带效果，它也可诱使刘备汉荆北东两防并由此消耗其更多的资源。这种在实践中形成的思路后来成为曹魏国家统一战略的基线。学者宋杰认为：
    从以后的历史进程来看，曹操放弃汉中、对蜀采取守势的战略，在其死后基本上得到了贯彻（数十年中，只有曹真、曹爽对汉中的两次短暂进攻），并最终获得了成功。蜀国夺取汉中后，由于秦岭的阻隔，诸葛亮和姜维的北伐多次因乏粮而被迫撤兵，在领土扩张方面，数十年来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这说明曹操的上述决定是明智的，他对汉中的战略地位与军事价值作出了客观、正确的判断，眼光长远，为魏国将来的强盛与灭蜀统一奠定了基础。
    与曹魏不同，汉中对蜀汉而言，是其命脉所在，正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所说：“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 汉中这种战略地位决定了它必然是蜀汉东面荆州之外的另一战略重心和主要攻防方向。与刘备更看重东面荆州的战略地位不同，诸葛亮定都于成都是出于汉中攻防的考虑，将汉中作为统一战略的突破口。
    正因此，从建兴五年（公元227年）始，诸葛亮率领大军北驻汉中，“在七年之内从该地六次兴师伐魏。在此期间，汉中集结了蜀军的主力” 。大概也是同样的原因，为了控制四川，元代蒙古军占据汉中后，为了让四川“无险可守”，就在行政设置上一反行政区域划分与自然区域划分相一致的原则，撤消了汉中作为一级行政单位治所的地位，将其并入以关中地区为治所的行政单位，由此切断汉中与成都的联系。此后，汉中开始隶属于陕西省。
    当时蜀国另一战略重心是东面的荆州。比较在荆州问题上与东吴不依不饶的刘备，曹操在汉中舍取策略上表现出的“得陇不复望蜀” 的战略智慧在三国政治家中确高一筹，这一策略不能不说对后来不同时代的政治家有所启示并得到出神入化的运用。研究诸葛亮“七擒孟获”的策略，就会发现其中兼融着先前不久曹操封拜败将汉中王张鲁为列侯和“镇南将军”的智慧 ；1962年毛泽东对印自卫反击战的结束方式更与曹操取舍汉中的策略相暗合。
    然而，当汉中北防优势要转入北攻，则因秦岭的高峻深险反而会逆转为更大的劣势。诸葛亮定都成都且集中屯兵于汉中，这在政治上考虑是有道理的：这样远离东吴、可让东吴放心以确保与蜀国的政治联盟。后来吴蜀联盟因荆州之争而破裂的后果说明，吴蜀联盟是蜀国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然而后来的诸葛亮多次从汉中北伐失败的事实也说明，诸葛亮的选择在理论上是正确的，然在实践上却是考虑不周或曰不可行的，因为在这条线路上存在着无法克服的自然阻力——这种阻力如此巨大竟致诸葛亮“穷则思变”亲自动手发明“木牛流马”技术以增其运力。
    
    
    大概是意识到诸葛亮北伐路线存在的这一内在悖论，刘备力主东出三峡取荆州并由此沿汉水北入南阳盆地直逼洛阳的路线。此路线比诸葛亮的北线方案实际，它最大的优点是靠近中原，其不足之处是容易加剧与东吴的矛盾并由此导致吴蜀联盟的破裂。公元219年，刘备夺取汉中，顺势东进与孟达配合取西城 、上庸 、房陵 三郡。同年7月，关羽——合理的解释是他很可能得到刘备的指示——乘势北上伐魏，攻下樊城 ，与汉中蜀军在上述三郡形成犄角，其威势直逼洛阳，统一大业已有气象，以至曹操感到威胁要迁都躲避。
    但是，行百里而半九十，刘备开创的大好局面最后因激化了与东吴的矛盾，却成了蜀国衰落的序曲。关羽北伐胜利却使东吴与曹魏走近并密谋由吴兵从后面阴取荆州，关羽大意失荆州、兵败被害，随之而来的是孟达“惧罪” ，率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降魏。蜀从汉中向东与江陵形成呼应的犄角由此折断，这样“留给诸葛亮的只须北出秦川的一条路线了” 。刘备假借为兄弟报仇之名，急做弥补，结果又兵败夷陵。由此蜀汉和东吴双双衰败。史家吕思勉先生的评论至为中肯：
    关羽的败，是刘备方面的一个致命伤。因为失去荆州，就只剩得从益州攻关中的一路，而没有从荆州向南阳攻洛阳的一路了。从汉中向关中，道路是艰难的；魏国防守之力，亦得以专于一面；后来诸葛亮的屡出而无成，未必不由于此。所以说这是刘备方面的致命伤。
    刘备取得上庸，打通了汉中与江陵的联系，是实现其问鼎中原战略目标的关键。但又引起东吴的警觉，由此导致吴魏联手阴取荆州。诸葛亮维持了与东吴的长远的战略盟友关系，却因自我边缘于中原并因此在北伐上却没有多少实功。比较其后期率兵数次北伐，其功效远不如刘备十分之一。诸葛亮立都于成都致使战线过长且二分兵力而兵败猇亭，而刘备则集中兵力尽量贴近中原：公元219年，刘备夺取汉中后再取西城、上庸、房陵三郡，已有问鼎中原的气象。刘备虽兵败夷陵，然和诸葛亮北伐失败后又遗命“葬汉中定军山”之秀举又赋予诸葛亮以悲剧英雄的色彩，这让人忽视了他在战略上所犯的“张国焘逃跑主义”的缺点。
    
    
    现在看来，刘备东进夺取荆州，目的是为了北上再次贯通与汉中的联系，恢复问鼎洛阳的犄角之态，并非是为了东进犯吴，于情于理均说得通，而孙权愉袭荆州，背义于反曹盟约，此乃小家子气，为战略家不齿之举。孙权因量小而失全局，诸葛因不明而自陷边地，唯曹魏居天下之中，制长江以二分，今每读史及此，莫不令人唏嘘扼腕。
    我们研究历史的兴趣来自现实政治的需要。如果我们将三国蜀吴交恶而双双败落的经验应用于当前中国东部海权斗争，就会发现，今天的黄海可比作三国时的“汉中”，南海可比作“荆州”，而东海则是“上庸”。刘备夺荆而失利，诸葛亮数出岐山而无功，均因汉中与荆州不能形成相互呼应。再则，吴蜀联盟，唇亡齿寒，吴蜀因荆州交恶而为曹魏各个击破。今南海国家与中国同为第三世界国家，它们与中国有领土矛盾，这些当属战术层面上的矛盾，但与其背后的美国及其随从日本的矛盾则属战略层面的矛盾。与曹魏之于蜀吴一样，今天第三世界国家在南海的矛盾若为“荆州”而激化，当年的蜀吴荆州之争的结果就是前车之鉴。
    
    
    成都、汉中、重庆是镇守蜀国的三大重地，其防御的功能均大于进攻，除刘邦时特殊的楚汉之争、天下未定的形势外，中国历史上偏居四川的政权有长时段的，但没有一个能——即使是蒋介石政权——成功统一全国的。饶胜文认为：
    任何一种势力，在其积累阶段可凭借四角山川险固之地作为根据地，但要统一天下，则必须于完成积累阶段后进取中原，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问鼎的竞技场。四川只有两个主要的方向可通往外部。历代据蜀者大抵东守夔门 ，北据汉中。自夔门东出而达荆襄，荆襄与中原之间尚有大别山、桐柏山相隔；自汉中北出，越秦岭、陇山可达关陇，关陇与中原之间又有崤函 之险相隔。这样，在四川与中原之间有着双重的限隔，每一重限隔都很险要，致使川中势力很难跻身到中原逐鹿的群雄之列。这是四川易于产生割据政权同时又没有一个政权统一过天下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今天若从这个角度看诸葛亮《隆中对》中“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 、洛 ，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的设想似有年轻人的浪漫 。因为这种战略的前提是对川蜀东北上庸一带的控制，而达此目的的最理想的途径是将立国重心放在离这一地区不远的重庆地区。但诸葛亮在创业之初，将蜀汉的国都建于位于川西边陲因而远离上庸和荆州的成都，此为谨慎之举：它保证了蜀国据险偏安，也有利于诸葛亮东联孙吴、北拒曹魏的战略；其不足之处却是对北出剑门路途艰难程度估计不足，且又拉长且削弱了对上庸和荆州的控制力，而失荆州和上庸，蜀汉就完全被封死在三峡以西，并由此使《隆中对》提出的“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的目标成为遥不可及的画饼。此实乃诸葛亮——比较明成祖建都于北京——缺乏胆识的表现。
    清人赵藩为成都武侯祠撰写的楹联对诸葛亮提出婉转的批评：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上联是对诸葛亮南征攻心政策的肯定，下联则对“诸葛亮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之说的另种表述。审势之要在于布势，布势的要义在于围绕战略目标抓住全局中最关键的节点。如以逐鹿中原、一统天下为大势，蜀国全局中的节点即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当不在汉中，也不在荆州，而在位于两地之间的西城（魏兴）上庸、房陵（新城）三地，其中的关键是上庸。有了上庸，南面的荆州和西北面的汉中就能互为呼应并对洛阳构成问鼎之势。鉴于汉中、安康一带地势艰险，保住上庸的关键在于保住荆州。而保荆就必须将蜀国的政治重心放在贴近中原的重庆，而不是放在使蜀国更加边缘化的成都。
    
    
    重庆不仅是控制四川的重镇，而且是扼控川蜀的东大门。重庆地处嘉陵江与长江的汇合处，凭长江及其支流岷江、涪江、乌江、嘉陵江组成水上运输网络，内通四川各处，外可东通荆襄，南达云贵，西可达川内大部，北接汉中，又有大巴山和三峡天险为屏障。顾祖禹说：“‘天生重庆，铁打庐州 ’ 言其难犯也。” 重庆其守也易，然攻较成都则更利于进入中原。诸葛亮一生誓言“北定中原”，可其战略布局——与后来的张国焘“向南”“向成都打” 的方案相似——却与中原越来越远。比较曹操弃汉中而就淮甸的权衡，就可理解赵藩对诸葛亮“不审势”批评所包含的深意。
    晋人陈寿评价诸葛亮“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 ；评价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 这与司马懿对诸葛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 的评价大体一致。1959年6月，毛泽东同吴冷西谈话时也认为：“刘备同孙权、袁绍一样，都有多谋寡断的缺点，不如曹操多谋善断。” 与刘备一样，诸葛亮也是多谋有余，善断不足。
    
    
    但这都是“宽严”之类的技术性比较，反映不出政治人物的本质。研究政治人物，重在“审势”。研究诸葛亮，不仅要注意他一生留下的文字——他比刘备更会作文，更要注意他一生留下的足迹。二人比较，刘备更具经营中原的大视野，都在汉川，刘备想法设法向东发展，而诸葛亮则东辕西向，复汉在刘备那里不仅是说辞更多的还是冒死的实践，而在诸葛亮这里除了日益高亢的誓词，我们见到的却是日益远离中原却又貌似攻势的逃遁。宋人苏洵也看出诸葛亮《隆中对》的不切实际，他对此批评得比较中肯：
    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