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来西藏民主改革研究述评(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7:11:22 《西藏研究》(拉萨)2019年 马宁 参加讨论
(六)西藏民主改革的性质、成功的原因研究 在这一方面，徐继增认为西藏民主改革在实质上是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意义上的问题，不仅在历史条件方面与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必然的联系，在民主改革的过程和内容上也显现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意义[48]。李宏认为实行民主改革、废除封建农奴制度是遵循历史发展规律、顺应人类进步潮流的英明之策，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是西藏民主改革胜利的政治保证，马克思主义关于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落后民族超越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是西藏民主改革的理论依据；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充分考虑西藏特殊性的正确方针政策是西藏民主改革的有效途径；人民群众是西藏民主改革取得伟大胜利的根本力量[49]。安紫娟认为，民主改革不仅是西藏社会变革的必由之路，更为西藏的法制变革提供了先决条件，而西藏的法制变革则为西藏人民当家作主及其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50]。一些学者则将西藏民主改革视为西藏社会发展的新起点，张慧霞认为，民主改革不仅开创了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也为西藏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确立了崭新的起点[51]。王春焕也认为，民主改革是西藏各族人民跟党走建设美丽家园、追求幸福生活的起点，党领导的民主改革的伟大胜利，也是西藏各族人民的伟大胜利。[52] 在西藏民主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原因分析上，一些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牛治富提出这是历史发展到20世纪中叶中国国内阶级力量对比、阶级关系发展尤其是民族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53]。陈朴则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出发，从必然性、前提条件、政治保障、经济基础、思想指导、群众基础等方面分析了西藏民主改革成功的原因，认为西藏民主改革是西藏落后的封建农奴制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54]。狄方耀对西藏民主改革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经验进行了归纳[55]。这些文章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弥补了西藏民主改革研究的薄弱环节。 (七)西藏民主改革对宗教的影响 虽然阴法唐、黄万纶等人在谈及西藏民主改革的过程中也论及寺院的民主改革，但学术界仍然缺少专门研究西藏民主改革对宗教的影响的成果，石山在这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他认为西藏宗教制度改革是西藏社会民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宗教界的一场反封建的深刻变革，是与西藏的民主改革同步进行的。这场改革废除了寺庙的封建特权和剥削制度，涤荡了封建农奴制度对藏传佛教的玷污，建立了寺庙民主管理制度，实现了“政治统一、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和各教派平等的原则，促进了西藏社会的发展，也使藏族人民真正享受到了《宪法》所赋予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56]。杨维周认为，对未叛的农奴主、牧主和寺庙的生产资料，实行和平赎买政策，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第一次，特别是对寺庙的和平赎买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的一个创举，是世界无产阶级政党解决宗教问题的一个创举，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对寺庙进行改革，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建立了人民民主的新西藏，宗教同政治完全分离，从此将西藏的政治完全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由人民政府掌管政权，寺院不能干涉政治、司法和教育，使藏传佛教成为教徒自办的宗教事业。藏传佛教在藏族人民精神上占有的统治地位发生了变化，宗教信仰真正成为个人的私事，并受到法律的保护，广大僧俗群众充分享受着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57]。这些成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发挥了丰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作用。 (八)《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研究 为了纪念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2009年3月2日，国务院发布了《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对西藏民主改革5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进行了系统介绍。这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纷纷对白皮书及其内容进行研究。孙志香认为《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全面展现了西藏民主改革50年来民主和民生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西藏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并逐步建立起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了西藏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制度结构的革命性变迁。在民主建设方面，以自治权为核心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不断加强；在民生建设方面，以人民生活水平为核心的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她提出了民主改革是西藏实现社会进步的根本出路，始终把坚持民主和民生建设作为民族区域自治的根本立足点，始终把坚持民族区域自治与反对国家分裂统一起来的反思[58]。吴萍认为，西藏民主改革无论是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还是从民族自身发展趋势、还是从中央人民政府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角度来说，都具有不可逆性。民主改革完成了西藏民族发展在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上的质的变革，西藏必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实现“共同繁荣发展”。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扭转的强大事实。社会主义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必将为西藏更好更快发展创造良好发展动力[59]。万金鹏另辟蹊径，对《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的特点进行了分析，给予白皮书极高的评价，认为其将叙述的平实朴素与论证的严谨大气相结合，反映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和舆论宣传工作的把握度大大提高，反映出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党执政规律等三大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同时还提出白皮书是第一个系统总结西藏民主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是第一个表明党和政府立场及观点的宣言书，具有正本清源、廓清疑虑，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重大意义[60]。孙自挥等人则运用“言据性”理论对《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进行分析后认为，白皮书注重事实证据，通过大量引用官方统计资料、历史文档等，使中国政府的西藏话语的合法性更有依据，更具权威性[61]。这些研究成果是对《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的必要解读，对人们更为清晰地了解《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的内容，理解西藏民主改革的伟大意义和西藏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九)西藏民主改革与人权的关系研究 1959年以来，达赖集团和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对西藏民主改革大放厥词，诋毁中国政府，抹黑和污蔑我国的人权事业，企图利用所谓“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这些卑劣行径激起了学者们的愤慨，大家就西藏民主改革对人权发展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作用进行了广泛的讨论，驳斥了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的谎言。 孔艳霞认为，西藏民主改革是实现人权的一次伟大革命，但它又冲出了资产阶级“人权”的狭隘圈子，要解决的是百万农奴的人权，而不是少数人的人权，是西藏历史上最广泛、最实际的人权。实行民主改革使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根本上消灭了产生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阶级根源，实现了真正的民族平等，西藏人民的人权得到了真正的实现，享受着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治权利，人权的“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在西藏都得以实现，西藏人民享受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民族平等权和自治权利，成为西藏真正的主人。宪法规定的各种自由和民主权利也都有了切实的保障[62]。王芳恒认为随着政教分离和民主改革步伐的迈进，西藏社会的人权状况有了巨大的进步，广大农奴不仅获得了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而且从此也获得了生存权和发展权的进步，西藏的人口迅速增长，人民的生存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文化素质普遍提高，广大农牧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权[63]。王小彬提出了“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西藏人民谋利益的，帮助西藏人民获得了基本人权”[64]和“西藏的民主改革是世界人权解放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人类人权解放运动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47]的观点。廉湘民认为，西藏的民主改革使百万农奴和奴隶翻身得解放，成为国家和西藏地方的主人，实现了中国和世界人权事业的伟大进步[22]。还有学者将西藏百万农奴解放与美国解放黑奴运动进行比较，认为因为废奴运动的性质不同，领导者不同，废除农奴、奴隶制的动因不同，决定了西藏百万农奴解放运动在废奴的彻底性方面必定完全超越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废奴运动[65]。李波则认为，西藏教育的巨大变化与发展对西藏人权的改善与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始终着眼于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为西藏社会的繁荣昌盛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了贡献[66]。赵宝云、吴建民总结了西藏民主改革以来发展人权的历史成就，认为新中国废除旧西藏剥夺人权的封建农奴制，从社会基本制度上开辟出西藏各族人民群众开始享受人权、继之不断发展人权的新纪元，使西藏各族人民群众的生存权、政治领域的人权、经济领域的人权、受教育的人权都得到巨大发展[67]。许广智认为西藏民主改革开启了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开辟了西藏生产力发展的新天地，开创了西藏人权事业的新境界[68]。格桑益西也认为，没有民主改革，就没有西藏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就没有西藏各族人民今天的美好生活[69]。常安认为，西藏民主改革废除封建农奴制、实行民主选举，堪称世界人权史上的史诗性变革，也是一种民主、平等、彰显人权、政教分离的现代政治秩序建构[70]。白玛措认为西藏民主改革是西藏发展史上最广泛、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和世界人权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巨大进步[71]。这些研究成果在西藏民主改革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彰显了民主改革后西藏人权事业的发展成就，有利地驳斥了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利用所谓“人权问题”污蔑我国的谬论，达到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效果。 此外，还有一些比较有意义的研究成果，旦增罗布分析了山南地区乃东县克松村在民主改革后的发展变化，肯定了克松村村委会的战斗堡垒作用[72]。周德仓则另辟蹊径，针对西方某些新闻传媒对西藏民主改革的曲解和抹黑宣传，选取西藏民主改革期间爱泼斯坦、斯特朗、赵慎应、林田、王鉴、尹锐、陈宗烈等中外记者在西藏所进行的现场采访报道，再现历史真相，证明了西藏民主改革的伟大价值[73]。米玛洛桑对西藏民主改革时期的音乐创作情况进行了研究，认为西藏的音乐创造在这一时期进入了第一个高峰期，产生了众多颇具影响力的作品[74]。这些成果丰富了西藏民主改革研究的内涵，发挥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二、西藏民主改革研究的特点 (一)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大量陈述历史事实和数据的研究方法使西藏民主改革的相关研究成果具有历史学的学科特点 客观、公正地展现出西藏民主改革60年来所取得的发展成就，证明了西藏民主改革的必然性，驳斥了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的谬论，消除了敌对势力的干扰，发挥了凝聚人心的作用，捍卫了西藏民主改革的正义性。 (二)研究者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以西藏学者为主 以上这些研究成果的作者大多为西藏学者，或者与西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主要分为三大群体，一是亲身参与过西藏民主改革的人士，如阿沛·阿旺晋美、阴法唐、沙舟、黄可、王鉴等人。二是曾在西藏单位长期工作的人士，如热地、王静之、郭有为、牛治富、李宏等人。三是从事涉藏工作的人士，如丹珠昂奔、廉湘民、胡岩、苏发祥等人。在这三类人士中，尤以曾在西藏单位长期工作的人士数量最多，构成了西藏民主改革研究的主力军。经过60年的发展，我国学术界已经形成了一支藏汉合璧的研究队伍，为西藏民主改革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了人力保障。 (三)呈现出很强的周期性特点 西藏民主改革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10多年的积累，在2000年前后进入重要发展期，研究成果从少到多，不断增加。每逢重要纪念年份，学术界都会出现研究成果的井喷现象，尤其以1999年、2009年纪念西藏民主改革40周年和50周年最为突出，研究主题也从分散走向了集中，具有较强的时政性特点。 (四)从传统研究走向应用性研究，更加注重现实性的特点 通过上文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西藏民主改革的研究成果数量以回顾民主改革的过程、讨论民主改革的意义和成就的文章最多，形成了鲜明的研究传统，比较强调民主改革前后的对比。近10年来，出于反驳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借助所谓“人权问题”污蔑我国政府的需要，学者们开始将研究视角转向更加务实的应用性研究，集中展示西藏人权事业的发展情况，解读《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的内容，驳斥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的谬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但我们也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西藏民主改革的研究成果也呈现出一定的重复性，主要表现在资料和研究方法上，在提法和语言表述方面也更加趋同，表现出定式化思维的特点。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学者们还需要继续开展调查研究工作，走实证性的研究路子，凸显民主改革以来西藏社会的发展变迁，丰富研究内容，进一步增强相关研究的创新性。 三、结语 总的来说，由于西藏民主改革在西藏历史上具有不可逾越的重要地位，对它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内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从现有研究的发展规律来看，今后每逢十年，这一研究领域还会涌现出更多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避免同一研究主题的重复性，进行多学科研究，开展西藏民主改革口述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特别是从政治学、法学和人类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才能进一步提升研究水平，促进西藏民主改革研究的升华。 (责任编辑：admin) |